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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四夷馆和朝鲜司译院，是中朝两国官方设立的“译学”机构。 明朝为培养外交翻译人员设有四夷馆，专门负责“四夷”往来文书的翻译，并在此教习诸蕃语言文字。四夷馆在永乐五年初设时，分为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等八馆，后增设八百、暹罗两馆，计为十馆。鞑靼馆教习蒙古语，是为了培养兼通蒙、汉语言文字的翻译人员。 朝鲜王朝为培养外交翻译人员，设立司译院，内设有汉、蒙古、倭、女真等“四学”。教习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语等。 一、前人研究 笔者在检索前人研究时注意到，国内外学者虽对明四夷馆和朝鲜司译院都有所研究，但尚未出现全面探讨整个东亚地区“译学”中蒙古语教习活动的论著，且这一语言学界早已关注的课题，尚未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过去学者只是在探讨《元朝秘史》的汉字音译与《华夷译语》的编撰问题时，提到过上述两书的编撰目的是作教习蒙古语的教科书，而对明代四夷馆的教学体制、翻译人员在与周边民族、国家的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重视不够。 换而言之，既往的研究多集中于语言、译语的研究。在对四夷馆各馆的研究中，对女真馆、回回馆的研究近年来有所进步，而关于鞑靼馆及其蒙古语教学、蒙汉翻译活动等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尙未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关于朝鲜司译院及译学书籍，韩、日学者的论著较多，且作出了很大贡献。与有关鞑靼馆的研究情况相似，他们的研究多是语言学的，从史学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并不多。对司译院的蒙古语教学、文书翻译等问题也不够重视。 （一）、对明四夷馆的研究 前人有关明四夷馆的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的《关于明四夷馆》[1]一文，就明朝设置四夷馆的年代、设置原因、四夷馆的教师、生徒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田坂兴道的《最近关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2]一文，篇幅不大，介绍了我国学者向达、罗振玉、西方学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学者山崎忠等六位学者有关“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论文目录。 我国学者向达的《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瀛涯琐志之二》[3]一文，探讨了王宗载《四夷馆考》（巴黎本）的编撰时间、内容、王宗载的生平等问题。张文德的《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4]一文，在向达先生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四夷馆考》的资料来源和史料价值。 刘迎胜师的《宋元至清初我国外国语教学史研究》[5]、《明代中国官办波斯语言教学教材源流研究》[6]和《古代中原与内陆亚洲地区的语言交流》[7]等论文，探讨了明四夷馆的设立、回回馆的波斯语教学等问题。他在后一文中，指出北魏时初设四夷馆，为外国使臣居住的宾馆，包括金陵、燕然、扶桑、崦嵫等四馆。并认为明代的四夷馆不同于前代，它主要是一个语言、文字的翻译机构和学习机构[8]。 特木勒的《明暹罗馆设置考》[9]一文，探讨了四夷馆增设暹罗馆的背景、暹罗馆的设置情况、握闷辣等人在中泰两国关系史上的作用等问题。 那波利贞的《四译馆则》[10]一文，介绍了日本富岡谦藏氏所藏《四译馆则》，并肯定其史料价值。 （二）、对《华夷译语》的研究 《华夷译语》是四夷馆十馆为教习诸番语言文字而编撰的番汉合璧教科书。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多有研究。仅山崎忠一人就发表过十几篇论文。日本早期学者中，内藤湖南（虎次郎）、羽田亨和石田干之助等对《华夷译语》的关注和研究，使《华夷译语》诸多抄本和各种复制本公之于世。他们在日本的《华夷译语》研究史上贡献很大。石田干之助的《女真语研究的新资料》[11]一文，将《华夷译语》详细地分为甲、乙、丙三种版本，并介绍了乙、丙种版本的所藏情况。 我国学者对《华夷译语》的研究，有闻宥先生在1977年撰写的未刊遗稿《国外对于<华夷译语>的收藏和研究——兼介绍西田龙雄的<研究丛书>》[12]。该文简单介绍了英国、法国、日本所藏《华夷译语》的情况，并介绍了西田龙雄计划出版的《<华夷译语>研究丛书》。冯蒸的《<华夷译语>调查记》[13]一文，对《华夷译语》的分类、北京地区《华夷译语》的调查、九种《川番译语》、《译语》和《河西译语》等问题作了介绍。 （三）、对“鞑靼馆译语”的研究 石田干之助的《所谓丙种本<华夷译语>的<鞑靼馆译语>》[14]一文，总结了已往学者对《华夷译语》的研究，并对丙种本《华夷译语》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国内学者哈斯额尔敦的《<华夷译语>（汉蒙译语）研究》[15]一文，对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永乐本《华夷译语》的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衣服、饮食、珍宝、人物、人事、声色、数目、身体、方隅、通用等17个门类，共845个词汇进行了注解。 （四）、对“鞑靼馆来文”的研究 据笔者见闻所及国内外学者有关“鞑靼馆来文”的论著较少，尚未有系统研究。山崎忠的《乙种本<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研究——东洋文库本》[16]一文，对东洋文库本《华夷译语》中的“鞑靼馆来文”加以注解，并译成日文。他还发表了《<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的研究资料编——柏林本和东洋文库本的异同》[17]一文。 我国学者道布将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收藏的永乐本《华夷译语》中，被编在“高昌馆课”中的四十篇鞑靼馆“来文”转写成现代蒙古语，并作注解[18]。但他并未指出此即明四夷馆鞑靼馆“来文”。因此学术界一直不清楚北京图书馆所藏《华夷译语》中有鞑靼馆“来文”。该文在刊载影印“来文”原件的畏兀儿体蒙古文和汉文部分的影印件时，漏掉了“来文”第21篇的汉文部分。因此，在参考时应以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华夷译语》为准。 （五）、对朝鲜“司译院”的研究 韩国学者姜信沆的《韩国的译学》一书[19]，探讨了高丽、朝鲜时代的外国语学习及翻译活动。对朝鲜司译院“四学”、“译官”的活动、“译学书”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日本学者小仓进平的《朝鲜语学史》一书[20]，讨论了朝鲜时代司译院“四学”的设立，汉、蒙、倭、女真学所用书籍、“四学”学者等问题。 小仓进平的《朝鲜的契丹和女真语学》[21]一文，探讨了契丹、女真与高丽的关系及司译院女真语学的情况。另外，他还撰有《朝鲜的蒙古及满洲语学》（1）、（2）[22]和《朝鲜的日本语学》[23]等论文，探讨了朝鲜司译院蒙、满、日本语学的情况。 朝鲜司译院“译学书”的研究，有韩国学者郑光的《司译院译学书版本研究》[24]、《司译院与司译院译学书的历史变迁研究》[25]及《司译院译科试卷研究》[26]等。他的《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7]一文，研究了司译院“译科”试卷、考试情况、译科制度等问题。 关于司译院“四学”的读本及其变迁问题，有小仓进平的《朝鲜日、汉、满、蒙语读本》[28]一文。 新村出的《朝鲜司译院日、满、蒙语学书断简解说》[29]一文，介绍了日、满、蒙语三学，现存的改修《捷解新语》、《捷解新语文释》、《隣语大方》、《汉清文鑑》、《蒙语类解》、（新释）《清语老乞大》、（新释）《三译总解》、《蒙语老乞大》、《捷解蒙语》等九种读本的情况。 笔者最近刊出的《朝鲜司译院“蒙学”蒙古语教习活动研究》[30]一文，详论了朝鲜司译院及其汉、蒙、倭、女真学的设立及其蒙学蒙古语教学情况，指出蒙古语教学及蒙古字学始于元代；朝鲜世宗时“蒙学”所习“帖儿月真”为八思巴字蒙古语；朝鲜世宗时创造的朝鲜文字“谚文”与八思巴文有关，《蒙语老乞大》为蒙学所用会话体教科书之一。 （六）、对“蒙学三书”的研究 《蒙语老乞大》、《捷解蒙语》、《蒙语类解》，即是所谓的“蒙学三书”，是朝鲜司译院进行蒙古语教学的三种主要教科书。迄今关注“蒙学三书”的多为语言学家。对司译院及其“蒙学”读本，韩国学者的研究广泛而细致，日本学者的研究也非常深入。相对来说，我国学者的研究非常薄弱。仅有两篇论文探讨《蒙语老乞大》的语言问题，尚未有研究《捷解蒙语》和《蒙语类解》的论著。 韩国学者金炯秀的《蒙学三书研究》[31]一书，对《蒙语老乞大》、《捷解蒙语》、《蒙语类解》等“蒙学三书”的蒙古语进行了拉丁字转写，作蒙古语索引，并附简单的“蒙学三书”题解。郑光的《关于蒙学三书的重刊》[32]一文，探讨了“蒙学三书”的刊行、补编、重刊等问题。 小泽重男的《中、韩、蒙对译语汇集<蒙语类解>研究》[33]一文，就《蒙语类解》天文、时令、地理、人伦、人品、身体等六类的所有语汇进行了蒙古语、喀尔喀蒙古字[34]还原，并加注解。 菅野裕臣的《关于<捷解蒙语>的蒙古语》[35]一文，就《捷解蒙语》的蒙古字、蒙古音的谚文转写、音韵特征、语法形态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他的《关于<捷解蒙语>》[36]一文，简单介绍了韩国、日本学者对朝鲜司译院“蒙学书”进行研究情况，编出《捷解蒙语》对译语汇索引。他的书评《蒙学三书研究》[37]一文，讨论了金炯秀的《蒙学三书研究》转写法和制作索引方面的问题。 我国学者道布的《<蒙语老乞大>探析》[38]一文，介绍了《蒙语老乞大》的刊行年代、基本内容、语音特征等问题。宝力高的《<蒙语老乞大>的语音特征》[39]一文，对《蒙语老乞大》的语音特征进行了研究。 二、基本史料 （一）、明四夷馆及“鞑靼馆”基本史料 1、《明实录》，是明代历朝官修编年体史书，记录了自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熙宗朱由校共15代皇帝的实录。此书主要依据敕诰、奏章、批件、律令、档案和收集到的史迹剪裁、润色而成。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对明四夷馆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全书共2909卷。今国内外流传下来的有十几种抄本，有两种影印本：一是1941年梁鸿志影印南京国学图书馆藏抄本，五百册。二是196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的原北平图书馆藏本。本文主要参考中央研究院影印本，遇到不清楚或有疑问时对照南京图书馆藏抄本。 2、《大明会典》，是论述明代典章制度的法典类书。又称《明会典》由明代李东阳纂,申时行重修。该书是研究明四夷馆的建置、沿革等问题主要依据的史料之一。共撰修过三次，第一次于弘治十年（1497）始修，成书于弘治十五（1502）年，正德四年（1508）重修刊行，共180卷；第二次于嘉靖年间续撰53卷，并未刊行；第三次于万历四（1576）年重修，万历十五年（1587）修成，重修本共228卷。《纶扉笥草》卷3记载，申时行在万历十五年（1587）二月十八日报告，《大明会典》已成书。常用版本有万有文库本和1976年台湾的影印本。 奉敕重修《大明会典》时，四夷馆的译字官刘尚宾、徐可行、李宪、李怀珍、成九皋等5人，参加过誊録工作。其中刘尚宾、成九皋是鞑靼馆的译字官；李宪、李怀珍是暹罗馆的译字官；徐可行是百夷馆的译字官。 3、《国朝典汇》，是晚明时期编辑的会典类书。清朝人为了区分朝代，将此书改题为《明朝典汇》或《明典汇》。万历二十六年（1598）徐学聚为补辑《宪章类编》（凡42卷，万历初江西德化劳堪编），即就《宪章类编》补入明世宗、穆宗朝事而始辑，天启五年（1625）成书。徐学聚初旨为补辑《宪章类编》，继而在补辑与全面充实内容中，对原书体例加以改造，并就有关内容附加考订，成为一部新作，题为《国朝典汇》。 徐学聚编撰《国朝典汇》主要参考了《明实录》世宗、穆宗两朝实录。但此书并非简单地摘抄《实录》而成，对书中不少问题博採群籍进行考订。从此书的内容来讲也不只是补辑嘉靖、隆庆两朝史事，对此前各朝史实亦有补辑。 全书共200卷，其中卷60为“四夷馆”条，是研究明代四夷馆设置、生徒、具体位置等问题的重要史料，可补《四译馆则》之不足。 此书于天启五年（1625）刻板初刊，崇祯五年（1632）徐氏书楼造火灾，书毁其半。乾隆时又查禁此书。因此，今未见明天启五年（1625）原刊本。本文参考的是1996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出版的影印本。此次影印本以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清初补刊本为底本，复据该室另存清初补刊本胶片补阙。 4、《四译馆则》，是研究四夷馆建置、沿革、教学教规、“十馆”事项的重要史料。此书内容多来源于《大明会典》和《国朝典汇》，具体内容可互相参照。原书在国内失传。1927年，日本著名学者羽田亨教授，将故富岡谦藏所藏的《增订馆则》和《新增馆则》两种文献合刊，铅印出版命名为《四译馆则》。此铅印本保持原书的体例，只是将原书的一面9行19字，改为12行25字。 《增订馆则》20卷。嘉靖二十二年（1543），郭鋆修订馆则；万历四十年（1612），洪文衡续辑续增馆则；崇祯三年（1630），吕维琪完成《增订馆则》。 康熙十二（1673）年，袁懋德新增馆则，此为第三次增补。故富岡谦藏所收藏本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许三礼和霍维翰的新增馆则，是第四次增补过的本子。 5、《华夷译语》，是保留至今的四夷馆各馆所用教科书之一。 《华夷译语》有三种不同版本，国内学者分别称为洪武本、永乐本、会同馆本。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则称洪武本为甲种本、永乐本为乙种本、会同馆本为丙种本。 洪武本是指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命火源洁等编撰的《华夷译语》。洪武二十二年（1389）十月十五日附翰林学士刘三吾之序锓板刊行。洪武本只有蒙古译语一种。其格式为先书蒙古语原文，再写汉字、汉字音译蒙古语。全书共分17个门类。洪武本附有“来文”部分。 永乐本《华夷译语》是永乐五年（1407）初设四夷馆之后，直至清改为四译馆之前，由各馆馆员编修的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不同版本和抄本的内容不同。有些馆所编杂字包括“初编”部分和“续增”部分。有诸番语言和汉语对译的《译语》和《杂字》部分。有些《译语》还附有诸番语言和汉语合璧“来文”[40]。各馆所编“杂字”分类不同，所收词汇数量也不同。 《万历起居注》记载：“万历七年（1579）正月十一日丁巳，辅臣传令四夷馆官生写完《华夷译语》共十册，进呈上留览”[41]。这条史料对于考订“永乐本”《华夷译语》的成书时间有重要意义，但并非说明“永乐本”直至此时方才编成。 会同馆本是明末茅瑞徵所辑的《华夷译语》，只有汉语和汉字音译诸蕃语言，没有诸蕃语言的原文，无“来文”部分。其分类与所收词汇亦与“永乐本”有所不同。 本文参考的是《涵芬楼秘籍》所收洪武本《华夷译语》和日本东洋文库、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42]、及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永乐本《华夷译语》。 （二）、朝鲜司译院及“蒙学”基本史料[43] 1、《经国大典》，朝鲜世宗时期（1419－1450）编撰的法典类书籍。是研究司译院职官、品级、生徒额数、科试等问题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朝鲜王朝于世祖六年（1460）颁行了《经国大典》“户典”。次年颁行“刑典”。世祖十二年（1466），朝鲜王朝颁行吏、礼、兵、工等四典。成宗元年（1470）和成宗五年（1474），两次进行校勘，成宗十六年（1485），最终定稿刊行。现存的《经国大典》是最后定稿本。此书在韩国藏有五种版本：一、史库本，万历四十一年（1613）刊，五册，奎章阁藏；二、万历本，万历三十一刊，四册，私人藏本；三、大丘本，五册，礼信文库所藏；四、芸阁本，六册，奎章阁藏；五、平壤本，显宗九年（1668）刊本，奎章阁藏。 全书分为6卷，卷1为吏典，卷2为户典，卷3为礼典，卷4为兵典，卷5为刑典，卷6为工典。其中卷1吏典和卷3礼典的内容与司译院有关。 此书在国内北京大学、辽宁、上海等三家图书馆有收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为朝鲜睿宗元年（1469）刻本；辽宁图书馆所藏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刻本；上海图书馆所藏为朝鲜辛丑芸阁刻本。本文依据的是1983年韩国亚细亚文化社影印本，此本以礼信文库藏大丘本为底本。 2、《通文馆志》，是朝鲜王朝肃宗年间（1675－1720），司译院“汉学”教授金指南和金庆门受司译院提调崔锡鼎之命，根据中国、朝鲜方面的史书、典籍、传记等编撰的，记载朝鲜“司译院”的沿革，司译院与中国、日本以及其它诸国外交关系事项的志书。其中，有些内容出自《经国大典》。《通文馆志》引用书目中有《大明会典》、《殊域周咨録》、《大清会典》等明清史籍。是研究司译院沿革、官制、科试等问题不可缺少的珍贵文献。 是书分为10卷。卷1为沿革篇，主要论述司译院官制、官舍等。卷2为奖励篇，论述科举、取才、文书格式等。卷3、卷4为事大篇，论述出使中国、双方贸易开市，迎接中国使臣的礼仪、宴请等。卷5、卷6为交邻篇，论述迎接日本使臣、对马岛人仪式、双方的开市、条约等问题。卷7为人物篇，有关于“译官”等的记载。卷8为故事篇，记载司译院的故事、教材的刊印、书籍目录等。卷9、卷10为纪年篇。 此书题名为《通文馆志》是因为高丽时期为了培养“译官”，设立通文馆令生徒学习华语。朝鲜王朝初期，将通文馆改名为“司译院”。 本书于朝鲜肃宗四十六年（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由司译院“汉学”官李先芳、卞廷老，“清学”官南德昌出私钱刊印。后来又多次重刊过。 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为初次刊行的活字本。该馆并藏有朝鲜正祖二年（1778）刻本。国内辽宁、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浙江等五家图书馆收藏此书。辽宁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藏本是朝鲜光武元年（1897）司译院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为朝鲜高宗元年（1864）刻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本为朝鲜高宗十三年（1876）弘文馆刻本；浙江图书馆所藏本是朝鲜活字本。 本文参考的是1991年8月朝鲜史编修会作为朝鲜史料丛刊第二十一号，韩国民昌文化社影印本。此本以朝鲜高宗二十五年（1888）刻本为底本。 3、《蒙语老乞大》，朝鲜司译院“蒙学”所用教科书之一。此书以两人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的会话体读本，记载朝鲜商人到中国卖马，沿途住宿、饮食、见闻等。《蒙语老乞大》应是自元代汉语本《老乞大》翻译而来，内容基本上与元代汉语本《老乞大》相同。韩国西江大学校国文学科教授李承旭在《蒙语老乞大解题》[44]中提到，《老乞大》、《朴通事》是学习汉语的重要教科书，司译院作为蒙学、倭学、清学的教科书，将其译为蒙语、日本语、满语。 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初编者等问题，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尚不清楚。初刊本是在1741年由司译院“蒙学”官李最大等捐财刊板。初板之后，又经蒙学官修订重刊过。1766年蒙学官李億成对此书加以修订。1790年，由蒙学译官方孝彦修订，由汉学译官金亨宇捐财刊板。1988年，韩国西江大学校人文科学研究所，作为韩国国学资料第三辑，将汉城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奎章阁本影印出版。书分为8卷，每卷的页数不一。卷1、卷2为25叶；卷3、卷5、卷7为23叶；卷4为20叶；卷6为16叶；卷8为22叶；每叶为正背两面，书写7行。此书国内缺藏。承韩国庆北大学李玠奭教授代为复制，谨志谢意。 4、《捷解蒙语》，司译院“蒙学”所用教材之一。其体例与《蒙语老乞大》相同，也是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的对话体读本。记载如何书写字母、学习方法等问题。 全书分为4卷，卷1、卷2为20叶；卷3、卷4为17叶；每页为正背两面，书写六行字。书后附有李瀷的《蒙学三书重刊序》。 此书1737年蒙学官李世杰等捐财初刊。 1790年由曾经修订过《蒙语老乞大》的蒙学译官方孝彦修订。现藏于韩国汉城大学的韩国中央图书馆的奎章阁本和日本东洋文库所藏本均属于这一版本。此书国内缺藏。承韩国庆北大学李玠奭教授代为复制，谨志谢意。 5、《蒙语类解》，司译院“蒙学”所用教材之一。是蒙－韩辞典类书籍。全书分为上、下卷和补编部分。在上、下卷中，将蒙语词汇以天文、时令、地理、器物分门别类，分为54类。补编是对上、下卷54个门类中的48个门类进行增补的语汇。54类中的官府、乐器、梳洗、数目、刑狱、国号6类未增补。《蒙语类解》补编部分，包括1600个左右的词汇。并附录“语録解”。 此书初编者及刊行年代不清。1768年由曾经修订过《蒙语老乞大》的蒙学训长李億成修改、整理，在司译院刊板。1790年由上述蒙学译官方孝彦修改。方孝彦根据字音的差异，在旧板的基础上补刊，并对字音、语句全套进行修改，历时半年完成。他还对《蒙语类解》进行了增补，题名为《类解补》。《类解补》即是现存本《蒙语类解》中的补编部分。书后附有“语録解”，对蒙古语常用语法进行了解释。是书1971年作为韩国古典丛书之一，由汉城大学古典刊行会影印出版。此书国内缺藏。笔者的复印本，韩国庆北大学李玠奭教授赠送。 6、《译科榜目》，记载了1498年到1891年，朝鲜司译院“译科”式年考试和增广考试合格者名单。此书按年代顺序详载“译科”165次考试中，2845名汉、蒙、倭、女真（清）学合格者的出生年、籍贯、官职、父兄姓名等。是研究司译院“译官”出身，家系等问题的宝贵资料。本文参考了韩国汉城大学影印的韩国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奎章阁本（边框长25·1cm，宽17·8cm，分为2卷两册）。此书国内缺藏，笔者的复印本，韩国庆北大学李玠奭教授赠送。 7、《高丽史》是朝鲜世宗朝史臣郑麟趾等32人，奉命所撰。以纪传体书写，至朝鲜文宗元年（明景泰二年，1451）完成。共137卷，其中，世家46卷，志30卷，表2卷，列传50卷，目录2卷。 此书是探讨元代蒙古字学及八思巴字在高丽的影响这一问题不可或缺的史料。书中多处记载作为口译人员的“译语”的情况，也是极为珍贵的。 国内辽宁、上海、北京大学、南京等四家图书馆藏有此书朝鲜刻本或抄本。辽宁图书馆藏本是明景泰二年（1451）朝鲜刻本，共137卷，目录2卷，高丽世系1卷；上海图书馆藏本是朝鲜端宗三年（1454）刻本，共137卷，高丽世系1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是朝鲜刻本，凡137卷；南京图书馆藏本是清精抄本，凡137卷。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存朝鲜旧抄本目录一卷。常用的有两种影印本，一是明治四十一年（1908）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铅印本；二是1916年朝鲜京城大和商会铅印本。本文参考的是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铅印本。 8、《李朝实录》，是朝鲜太祖李成桂（1392－1398年在位）至纯宗李坧（1801－1834年在位），凡27王实录。全书共为1893卷。除最后二王高宗（1864－1894年在位）和纯宗外，每个国王都按王朝建立以来的传统，专门设立机构编撰实录。高宗和纯宗二王的实录是在朝鲜王朝灭亡之后由日本设立机构编撰的。 此书是研究朝鲜司译院课题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之一。书中多记载有关司译院及“四学”的规章制度、文书翻译、译学书、译官的活动等。此书以编年体记载史实，可补《经国大典》和《通文馆志》记载之不足。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有此书朝鲜刻本。常用的有两种影印本，一是昭和二十八年（1953）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铅印本；二是1959年朝鲜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整理编辑，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本。本文参考的是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的铅印本。 [1]《明?四夷館?就??》，《史林》，第12卷第4号，1927年，第1－16页。 [2]《最近????四夷館及?華夷譯語?研究》，《东洋学报》，第33卷第3、4号合刊本，1951年，第145页。 [3] 收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53－660页。 [4] 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第89－100页。 [5] 刊于《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第112－118页。 [6] 刊于《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科版），1991年第3期，第104－109页。 [7] 刊于《学术集林》卷7，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67－203页。 [8] 见《学术集林》卷7，第179、191－192页。 [9] 刊于《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4辑，南方出版社，2001年9月，第180－186页。 [10]《四譯館則》，《史林》第13卷第3号，1928年，第145－146页。 [11]《女真語研究?新資料》，刊于（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31年，第1271－1312页。 [12] 张永言先生提供，刊于《学术集林》卷7，第244－249页。 [13] 刊于《文物》，1981年第2期，第57－68页。 [14]《所謂丙種本<華夷譯語>?<韃靼館譯語>》，《北亚细亚学报》，第2辑，1944年，第35－87页。 [15] 刊于《内蒙古师大学报》（汉文哲社科版），1987年第1期，第65－77页。 [16]《乙種本<華夷譯語>“韃靼館來文”?研究——東洋文庫本》，《日本文化》第31辑，1951年，第63－91页。 [17]《<華夷譯語>“韃靼館來文”?研究資料編——????本?東洋文庫本??異同》，《欧亚学会研究报告2游牧民族研究》，京都，自然学会，1955年。因条件所限，未见此文。 [18]《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蒙文），民族出版社，1983年6月，第576－622页。 [19] 汉城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6月版。 [20] 刀江书院，1940版。 [21]《朝鮮????契丹及?女真語學》，《历史地理》第29卷第5号，1917年。 [22]《朝鮮????蒙古及?滿洲語學》，《东亚之光》第12卷第11号、第13卷第4号，1917年11月，1918年4月。 [23]《朝鮮????日本語學》，《国学院杂志》，1916年10月。 [24] 高丽大学出版社，1998年。 [25] 刊于《德成女大论文集》第14辑，1985年。 [26] 成均馆大大东文化研究院，1990年。 [27] 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 [28]《朝鮮????日、漢、滿、蒙語讀本》，《东洋学报》第4卷第2号，1914年。 [29]《朝鮮司譯院日、滿、蒙語學書斷簡解說》，《艺文》第9卷第8号，1918年8月。 [30] 刊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122－127页。 [31] 萤雪出版社，1974年2月版。 [32] 刊于李佑成教授定年退职纪念号《大东文化研究》第25辑，1990年。 [33]《中、韓、蒙對譯語彙集<蒙語類解>?研究（1）—朝鮮語?蒙古語??若干?音韻對應?????》，《东京外国语大学论集》第8辑，1961年。 [34] 今蒙古国使用的斯拉夫蒙古文字。 [35]《<捷解蒙語>????蒙古語》，《朝鲜学报》，第27辑，1963年，第65－93页。 [36]《<捷解蒙語>????》，《朝鲜学报》，第175辑，2000年。 [37]《蒙學三書?研究》，《朝鲜学报》，第74辑，1975年1月。 [38] 刊于《蒙古语文》，（蒙文），1992年，第5期。 [39] 刊于《蒙古语文》，（蒙文），1994年，第11期。 [40] 注：有关“来文”部分的介绍详见后。 [41]《万历起居注》，万历七年正月十一日丁巳条，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第1册，第712页。 [42] 本文系托刘迎胜师从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复制，国内图书馆藏本与此不同。 [43] 本文所据之韩国所藏奎章阁本《蒙语老乞大》、《捷解蒙语》、《蒙语类解》、《译科榜目》等四种书籍，国内图书馆均缺藏。韩国庆北大学李玠奭教授代为复制了《通文馆志》及以上四种蒙学图书，谨志谢意。 [44] 载于《蒙语老乞大》，第39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