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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城市族群居住隔离的空间整合政策反思 纵观西方城市族群居住隔离的空间整合政策，尽管有研究表明，少数族群居住空间的分布确实与社会住房构成有关，其政策效果取决于不同类型的住房在空间上如何分布，但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各种空间政策效果都不明显，在政策目标与族群居住隔离现实之间，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政策目标的“文化同化”困境 尽管各理论模型认为导致城市族群隔离居住的原因各不相同，各国具体政策也不一样，但当西方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将政策取向集中于“社会整合”或更进一步说是“文化同化”目标时，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城市少数族群聚居所带来的犯罪等社会问题，其背后仍然是传统的美国式的通过“文化同化”以应对全球化时代与后冷战时代现代民族国家遭遇的共同体危机。在当今世界，现代民族国家不可能建立在少数族群的彻底同化基础之上，理论上既不正当，实践上也无可能，因此，旨在彻底同化城市少数族群的各项空间整合政策的效果注定不如预期。 （二）政策制定的“选举政治”制约 在西方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涉及政策议题的设定、提议、辩论及最终决策等复杂的过程。城市族群居住隔离之所以能成为西方社会热门的政策“议题”并最终出台不同的公共政策，是受制于所在国家的基本政治格局的。而且，其政策效果如何也与各国政治密切相关。政策的制定、执行等受制于各国具体的政治环境。在西方，城市族群居住隔离的空间整合政策，既是一项公共政策，更是一种被操控的政治话语体系。 （三）政策路径的“居住空间”局限 除了居住空间以外，社会整合最终有赖于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上其“生存条件”的改善。一方面，技术更新会带来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例如，自动拾棉机的使用，使得美国南方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即非裔美国人向北方工业区迁移，从而改变了整个美国的族群分层模式；另一方面，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不稳定的人口比例的改变，在少数与多数之间，少数族群人口的增加意味着选票的增加，也意味着社会政治权力的增长。随着智能化时代的来临及全球各国人口大迁移加速，城市族群居住隔离的空间整合政策既需要超越传统的“文化同化”目标，也难以摆脱西方选举政治的影响，更需要在“居住空间”之外寻找更有效的政策手段。 四、余论 在西方，近百年的相关研究形成了空间同化理论、族群分层理论、文化偏好理论等主要理论模型，也出台了许多应对政策。但是，理论模型事实上都是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后突出某些影响因素的结果，在现实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控制相关变量与行为。 近年来，“推动建立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正成为我国各级政府促进各民族团结以实现“久久为功”的重大举措，学术界也进行了积极探讨。尽管中国的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建设与西方城市族际空间整合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一些城市也产生了族群聚落所带来的治安问题或群体性事件，催生了很多新的族群聚居社区和多族群杂居社区。国内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提升，也需要有政策工具来推进。反思西方城市族群居住隔离的理论研究与政策主张，我国的“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建设”更加具有基础性战略性意义。在我国，“互嵌”的目的不是“同化”，而是促进各民族同胞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互嵌”在政策上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住房政策上的混居，而是要通过“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等多方途径，实现各民族同胞的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总之，随着全球化进程及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城市如何防止出现西方城市经济社会隔离与族群隔离的双重现象，同时如何防止出现西方主流社会对待城市族群问题时的杯弓蛇影心态，是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议题之一。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中国城市民族宗教事务治理研究中心。《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马爽/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