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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9—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分中心主办的“第四届简帛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谢桂华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在重庆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美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一百余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重庆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杨清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院长常云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018年时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已故学者谢桂华先生诞辰80周年。谢桂华先生是蜚声中外的简帛学研究名家，一生致力于简帛学和秦汉史的研究，参与整理、编著了《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居延新简》《尹湾汉墓简牍》《额济纳汉简》等出土简牍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方便和推动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工作。谢桂华先生对简帛学的学科发展和建设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与筹备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参与创办并主编《简帛研究》《简帛研究译丛》两份专业刊物，与广西师范大学合作推出了“简帛研究文库”。此外还多次筹办简帛学的国际学术会议、组织简帛研读班，为学界培养了不少简帛学研究的后备力量。在“谢桂华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与会学者深切缅怀谢桂华先生的生前事迹，高度评价谢桂华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他在推动简帛学学科发展和建设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简帛学研讨会围绕新出简帛及考古新发现、简帛整理及文本研究、简帛与中国古史研究、简帛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反思、出土资料与巴渝古代文明研究等五个议题展开研讨。在大会发言中，张春龙、冯钢、柳长华、李均明等分别介绍了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七号井出土简牍、山西太原东山古墓出土简牍、四川成都天回医简、湖南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的出土和整理情况，杨华提出了三峡考古发现对早期巴文化研究的若干新认识。 小组发言分为“简帛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简帛文字与文本研究”“简帛与秦汉法制、行政、思想文化研究”“简帛与秦汉社会、经济史研究”四组进行。与会学者对简帛学及相关学科、相关历史文化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深入探讨，内容丰富，成果显著，推进了对中国简帛学、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先秦秦汉魏晋时代社会经济、文书行政、法律职官、文字文化等方面的认识。 作为一门蓬勃发展的新型学科，简帛学的理论构建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王素探讨了简牍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他指出，简牍学应回归历史文献学，建构适合自己的理论。目录、版本、校勘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内容，也是简牍学的主要内容。简牍学欲取得学界认可，应分两步走：第一步，争取在历史文献学下的古文字学学科之下正式获得一席之地。第二步，从古文字学下脱逸，争取与敦煌学和古文字学鼎足而三，成为历史文献学下的三级学科。蔡万进总结了出土简帛整理的基本过程与步骤，认为出土简帛整理一般要经过出土简帛的考古学、语言文字学和文献学整理三个过程和田野室内清理、文字释读隶定、抄录写定释文、缀合编连复原、分类定名编目、校勘辨伪考证、标点注释翻译和编纂出版传播等八个步骤。蔡万进亦认为，出土简帛整理应属于传统文献学的范畴。他还指出，相对于传统的出土简帛整理而言，现今出土简帛整理的标准化、数字化、科技化、协同化和国际化，是我国出土简帛整理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基本趋势。何双全回顾了西北地区出土简牍的考古发掘和文本整理历史，指出过去的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尚有缺环，今后的研究应注意以下五个方面：一，简牍文书的研究应与遗址研究相结合；二，整合研究甚为重要；三，分期断代研究最为基础；四，简册编缀和文书分类研究最为关键；五，文字的释读辨识既要严肃认真，但不可死认字。与会学者还发出了建立中国简帛学学会的呼吁。 简帛学研究呈现日益国际化的趋势。一些海外学者不仅成为简帛学研究的专家，还深入到简帛整理的一线。韩国学者尹在硕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方面介绍了2015—2017年韩国秦汉简牍研究动态，指出近年韩国秦汉简牍学研究集中在政治制度史方面，对以土地制度史为中心的秦帝国支配体制性质的学术论争，尤其值得注意。针对当前研究的弱项，他认为这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增加，还需要培养具有相当研究水平的新进研究人员。研究者的视角和方法也需要进一步改进。他还介绍了中日学者在韩国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和中国高校在职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德国学者陶安对岳麓秦简中的《多小未能与谋案》进行了分析，认为此案的第二个判决意见基于当时有关未成年犯罪的法规，减轻了对被告人的处罚。并认为战国秦汉赋税制度的年龄分层，可能与刑事责任和受刑能力的年龄限制接近。日本学者广濑熏雄探讨了小方盘城出土汉简中的“诣府”簿与“诣府”文书，认为简文中的“东门”是玉门都尉府正门，而小方盘城是玉门都尉府所在。香港学者黎明钊探讨了长沙五一广场简中与家产争讼有关的案例，并考察了马王堆《地形图》与《水经注》聚居点记录的差异。台湾学者苏建洲将今本逸周书与慈利楚简《逸周书·大武》相对照，对其中的文字和字义进行了考释和补证。 国内学者的研究则日益深化和细致。陈松长考察了首次出现在岳麓秦简中的“为符官”与“致所官”，认为“为符官”是负责发放监管符券的官署，而“致所官”是负责按符券的要求分发物资的官署。杨振红讨论了岳麓秦简中涉及官徒劳役分配的法令，认为该法令规定地方除留下必要的官徒外，其余官徒须全部输作中央营造机构。法令中的“作功上”指上京服宫廷的力役。该法令的出台与秦统一后至秦二世时大兴土木有关。沈刚通过对简牍中的官员徭使资料的讨论认为，地方官员外出徭使在秦代行政中呈现常态化、制度化，是秦代国家行政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了解地方情况，加强社会控制的需要。邹水杰讨论了岳麓秦简中出现的“蜀巴郡”郡名，认为巴蜀地区的郡县化过程，是秦边地郡县化的缩影和典型。张荣强探讨了战国秦汉至魏晋时期的奴婢身份问题。认为既有研究将“奴婢登入户籍”和“奴婢计入人口总数”混为一谈，战国至汉末，除个别特例外，奴婢不计入国家人口总数，西晋时奴婢才开始计入人口总数，并成为定制。贾丽英探讨了秦汉简牍材料中的司寇，认为司寇既可表职事，也可表身份。作为身份的司寇，司寇完成由 “户人”向“徒隶”的变迁。司寇均为男性，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这点与中国古代社会身份秩序的规范以男性为基础高度一致。徐世虹代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史基础史料研读会细致梳理了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的六则词句的法理依据。袁延胜利用新公布的睡虎地汉简《户律》围绕“遗嘱问题”“诸侯王置姬问题”作了详细讨论，并反思了汉代妻妾制度、嫡子继承制度的意义。周海锋从写本形态、语词蕴义、立法精神等方面的对岳麓秦简所见惩治官员受贿令文进行了分析。认为秦代在处置官吏受贿时“刚柔相济”，体现了秦法寓灵活性与原则性于一体的特点。 张俊民认为居延汉简中“交钱”的“交”字应为“文”字的误释，“文钱”应是当时同行钱币的一种称谓，亦可理解为现钱或实物钱。邬文玲订补了居延新简中的一条释文，对简文涉及的人物、职官、地理信息进行了释义，推定该简的年代范围为始建国三、四年间。李迎春校订了玉门花海汉简，并在此基础上推测其属于酒泉北部都尉，玉门县可能在花海绿洲东南部，玉门关与玉门县无关。程少轩认为马王堆帛书《刑德》甲篇与乙篇所见星宿分野中的“魏氏朱县”指魏国的河东地区，是魏人为避先祖魏绛的名讳而改的别名。汪桂海分析了香港中文大学藏“序宁”简记载时间与内容的对应关系，将其首次分为三组简，指出其具有解除文的性质，但目前简文存在残缺。曹旅宁运用睡虎地秦墓所出两封家书，考察了信中人物的生活，以及与此相关的战国末期秦灭楚的历史过程。郭永秉通过对敦煌悬泉置出土帛书《元致子方书》的解读，探讨了汉代基层官吏的书写能力，认为过去学界对汉代基层官吏的文化水平有某种被低估的倾向。 本次研讨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贡献：第一，发掘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领域，进一步呈现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丰富多样性。第二，对简帛文本进行翔实探讨，辩驳陈说，补充旧知，提出新见，厘清了若干问题，进一步丰富了对简帛资料的学术价值的认知。第三，采用多元的、多学科的研究视角，进一步推进了对秦汉法制、行政、思想文化、社会经济等领域的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认识。第四，检讨研究现状，反思研究方法，探讨简帛学学科基础理论，进一步指明了简帛学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专家学者们在本次研讨会上贡献了众多高品质的学术成果，相信随着本次研讨会成果的陆续公布，必将会推动简帛学和先秦秦汉历史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曾磊供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