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并存与联结：“民族大拼盘”与“民族区域自治” 在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一个国家内并存。不同的多民族国家在处理各民族并存关系时主要有两种实践，一种是采取民族大拼盘模式，另一种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一) “民族大拼盘”模式 所谓民族大拼盘，又称为民族马赛克，是对多民族国家内以民族为单位划分治理区域，赋予各民族平等的法律和政治地位，将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力和权益与民族身份挂钩，突出民族意识和民族性，并且将民族问题提升到政治层面加以看待，允许各民族在一定范围内实行民族事务自理的民族与国家关系的生动描述。这种民族大拼盘式的民族国家关系模式容易形成以民族和地区为焦点的社会矛盾，不利于构建将国家视为一个总体各民族相融合发展的多民族国家关系，由于过分强调民族意识而忽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意识，一旦全国性的国家中央政权大一统的权威被削弱，整个国家的和平统一状态将难以为继，并且将面临民族分裂、分崩离析的局面。前苏联是典型的“民族大拼盘”模式形成的国家。 (二)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区域自治 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讲，深入全面地分析了中华民族这一重要概念，认为中华民族并非56个民族的简单加总，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在近百年来，在反抗西方列强压迫和争取全民族解放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结构的理论升华，对我国各民族相互交往历史的精辟概括，成为理解我国民族构成和历史进程最为有力的工具。 民族区域自治是一种复合型的民族政策，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为一定地理区域的民族拥有和行使管辖内部事务的权力提供制度性保障的政策。与西方国家所实施的“大拼盘模式”不同的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只能对内部事务进行自我管辖，不包括涉及主权问题的事务，因而从本质上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国家在政体上依然是一个单一制国家，而不是大拼盘模式下的联邦制国家，因而能从根本上有效避免民族分裂主义。 以中国为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设社会主义道路中解决民族问题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顶层制度设计，从政策理念、制度构建、政策效果等方面都与“民族大拼盘”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政策理念来看，新中国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各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平等权利，在各民族之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从制度构建来看，在政治地位上，中国将民族自治与区域治理结合起来，使民族区域自治成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在法律地位上，我国已经建立起与民族区域自治相配套的法律体系，不仅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纳入宪法中，而且从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等层面建立起保护各民族权利的法律法规。从政策效果来看，尽管确实存在制度不够完善、政策贯彻不到位、法律不够健全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或政策理念和制度设计出发点本身的根本性问题。经过约70年历史的实践经验表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对于促进我国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中国经验与总结展望 本文在深入思考以往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所形成的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对世界上存在的对立、融合、并存、连接的民族关系进行详细梳理，深入探讨了对立分离的民族国家关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国家关系，认为“民族-国家”关系理论本质上是一族一国的狭隘的民族国家关系，容易导致极端的民族分离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理念是当今世界民族国家关系发展的趋势所向，同时必须警惕民族同化、民族“大熔炉”、民族“大拼盘”等思想，倡导融合、并存、连接的关系模式是妥善处理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内在要求，强调在国家-民族关系上从国家置于民族之上的视角分析探讨。本研究就在历史新常态下如何妥善处理我国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提出以下两点建议和展望。 一方面，必须强调“国家-民族”理念，坚持国家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基本方向。突出国家的主导地位，找回国家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淡化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在民族工作中强化对中华民族这一总体的民族意识，强化作为国家公民的国民意识和公民意识，强调国家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中的地位，有利于保障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维护国家安定和谐。 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指导思想。目前，我国已经消灭了阶级剥削，阶级矛盾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再以阶级专政来构建国家的话语体系，因此必须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去思考、去认识我国的实际国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尊重历史与现实，进一步深化对民族与国家关系新常态的思考，顺应时代要求对制度现存问题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转变。 （作者单位：张继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室主任、研究员；尉建文，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孔敬/摘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