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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金己巳之役考辨 ——兼说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 姚念慈 摘 要：己巳之役是金军第一次深入畿辅，于明清双方影响深远。以往论述多从清官修史书，致使真相隐晦莫明。本文试用明清两方面史料互相参证，就皇太极兴兵本意、明朝抚御蒙古失策及蓟镇虚弱与金军入关之因缘、袁崇焕勤王及北京城下之战、崇祯逮捕袁崇焕与反间计之真伪、金军北返线路与时间、皇太极打通山海关受阻及出关之际明金两军态势等问题进行考辨，力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己巳之役 皇太极 苏布地 孙承宗 袁崇焕 祖大寿 己巳（1628年，明崇祯二年，金天聪三年）之役，是明清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皇太极大军自十月二十六日破关入明，先据遵化、三屯，旋由蓟州直逼北京，其后南至良乡、固安，东突永平、山海关，蹂躏顺天、永平两府州县二十有余，城堡村寨不计其数。明军则从溃败转入相持，直至围追堵截。双方大战于北京城下四次，其余战斗有记载者亦不下十余起。皇太极于次年庚午二月十六日出关，前后盘桓明境凡百有十日。明军收复全部失地更迟至五月初，距金军入关半年有余矣。 此役对明清双方影响深远，自不待言，却鲜见有系统的研究。究其原因，或在事件本身头绪繁多，而明清双方记载又多有阙失，且于己方均有夸大掩饰之嫌，以致彼此抵牾。明朝方面，《国榷》可信度虽较高，然稍显零乱，或夹杂传闻；《崇祯实录》多抄《国榷》；《崇祯长编》所载奏疏甚多，而编纂不无舛误，且须判断拜发与批复时间之差。清官修《满文老档》不甚完备，《清太宗实录》较为整齐，乃于关键处有意作伪。职此之故，人们至今难以对战争过程有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真相不明，其得失和意义即无从谈起。治史者或图简便，或以“无尊不信”，奉清修官书为圭臬，偶引明朝记载，只作旁证，不自觉即堕入误导之中。 本文不避琐屑，以明清双方史料互相参证，就己巳之役若干问题进行考辨。史实表明，皇太极出师之日，目标似在察哈尔蒙古，而非如《清实录》所书“伐明”。经由蒙古地区行军半月，方决定南向攻明。由于明边防体系诸多缺陷，金军入关之初势如破竹。然深入北京城下，实已陷入维谷。崇祯逮捕袁崇焕导致局势恶化，关宁兵东溃，而与反间计无关。皇太极得以侥幸避免合围，随后东走，冀图打通山海关，却连连受阻，并有遭致明军东西夹击之虞，出关之际，实为仓皇。其战果既远非清官书宣扬的那样辉煌，亦非今人所谓攻灭明朝的成功模式。遗憾的是，其间许多细节，无法详考。惟于信疑之间，多留余地，以免鲁莽决裂。 人至衰年，闭门造车，倘于前辈时贤研究成果未及寓目，预先致歉。然绝无鲸吞掩掠之意，谨供印证参考之芹。若有合辙，幸莫大焉。 一 皇太极兴师“伐明”质疑 1.初衷攻明？还是察哈尔？ 《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月初二日癸丑：皇太极“亲统大军伐明”。《满文老档》同日，“丑日巳刻，谒堂子，率兵起行”，未有“伐明”字样。以前出征皆明书所掠之地，今以一国之汗亲率大军，既书拜堂子，则慎重其事；而何独不书所伐者为谁？ 据《清实录》同卷，数月前皇太极已有联合蒙古诸部攻明的设想。六月初二日乙丑：“上谕诸贝勒大臣曰：从前遣白喇嘛向明议和，明之君臣若听朕言，克成和好，共享太平，则我国满汉蒙古人等当采参、开矿，与之交易。若彼不愿太平，而乐于用兵，不与我国议和，以通交易，则我国所少者不过缎帛等物耳。我国果竭力耕织，以裕衣食之源，即不得缎帛等物，亦何伤哉！我屡欲和而彼不从，我岂可坐待？定当整旅西征。师行时，勿似先日以我兵独往，当令蒙古科尔沁，喀尔喀扎鲁特，敖汉、奈曼诸国合师并举。”此似因前与明督师袁崇焕屡次议和不成而形成的重大决策，而《老档》不载。迨八九月间，有左右翼贝勒济尔哈朗、德格类、岳托、阿济格率兵万人往略明锦州、宁远诸境，焚其积贮，凡一月，俘获以三千计，见《清实录》九月癸未。此行规模不小，仍是独有金国兵，并未如皇太极前谕与蒙古科尔沁等部“合师并举”。即使此时联络蒙古诸部尚未妥帖，亦见皇太极用兵明朝非必有满蒙联合之既定方针。《老档》缺八九月事，十月初二日兴师之上一条，乃七月十八日皇太极致书袁崇焕，其末有“我欲和好，而尔不从，致起兵端”云云，似十月初二出兵即因此而起，虽无“伐明”字样，而以前文已含此意故而省写。殊不知《老档》残缺而《实录》所载八九月攻明宁锦之举，正七月致书中“兵端”之注脚。故《老档》不书“伐明”，倒不如解释为上月伐明之兵方凯旋，此时用兵意向并不明确所致。 十月大举兴师，究竟是实现皇太极六月初联合蒙古攻明之设想，抑进而肆掠诸部蒙古之敌察哈尔，或别有意图，遽难断言。总之，进兵半月有余，均在诸蒙古境内。蒙古各部先后“以兵来会”。初八日，皇太极责喀尔喀巴林部马匹羸瘦，来兵甚少，“朕曾谕尔等善养马匹，勿轻驰骋，以备征讨之用”。并见《老档》同日。实则此“征讨”令诸蒙古备马会兵，不过上年皇太极率军征察哈尔之重演。而诸部蒙古之所以倒向建州，即因天聪初年为察哈尔林丹汗所败，不得已向金国求援。林丹汗虽从兴安岭西行，退避至明边境宣大，并未遭到严重挫折。皇太极欲牢牢笼络诸部蒙古，即须为其彻底解除察哈尔的威胁。故其责备巴林部善养马匹“以备征讨”，并不能确指皇太极此行“征讨”目标即六月上谕所谓联合蒙古诸部以攻明。 而最可注意者，《实录》十月十五日丙寅，大军次辽河：科尔沁部、察哈尔降部及喀尔喀部诸蒙古以兵来会。皇太极谕诸贝勒大臣暨外藩归顺蒙古贝勒等曰：“明国屡背盟誓，蒙古察哈尔国残虐不道，皆当征讨。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尔等其共议之。”诸贝勒大臣有谓“察哈尔国辽远，人马劳苦，宜退兵者；有谓大军已动，群力已合，我军千里而来，宜以见集兵征明者”。皇太极“以征明之议为是”，遂统大军向明境进发。发兵半月，中途再讨论用兵所向，足见出兵之日所谓“伐明”之绝不足信，皇太极亦漫无定见。而“察哈尔国辽远，人马劳苦，宜退兵”，实因劳师千里，不甘空手而归，方有“宜以见集兵征明”之议，则更见当初出师目标在察哈尔。《老档》同日详载与蒙古各贝勒相见，却不书咨询大军所向之事。是日尚未至喀喇沁领地，亦不见苏布地来见，则《实录》定议“征明”亦未必可信。 此后仍沿辽河上游一带西行，《实录》十九日庚午，至苏布迪之城，方进入喀喇沁。二十日辛未，大军次喀喇沁之青城。是时仍有两种选择：继续西进，征伐明宣大境外的察哈尔，或南下向明长城进发。“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于途次私议，晚诣御幄，止诸贝勒大臣于外，不令入，密议班师”。据皇太极告之诸小贝勒，二大贝勒担心“劳师袭远，若不获入明边，则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纵得入边，而明人会各路兵环攻，则众寡不敌。且我等既入边口，倘明兵自后堵截，恐无归路。”因此“固执不从”。皇太极谓诸小贝勒曰：“我谋既隳。”且曰：“伊等既见及此，初何为缄默不言，使朕远涉至此耶？众志未孚，朕是以不怿耳。”“岳托、济尔哈朗众贝勒劝上决计进兵。是夜子刻（方与两大贝勒）议定，上遂统大军前进。”此段曲折与五日前众贝勒之议论相照应，亦不见于《老档》。然所谓远涉至青城，仍在可以前往明边外宣大之方向；所谓初缄默不言，正见十五日未必以攻明为定议，代善、莽古尔泰即属不赞成攻明者。今又以入明边境或将无所获，或深入之后遭明军围剿，故坚持班师。有必要指出，代善、莽古尔泰对深入明境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为日后的事实所证明。《清实录》既明载二人与皇太极意见冲突，为证明皇太极执意入关的决策正确，则势必夸张金军战果而掩饰其失利，这是《清实录》编纂者的意图所决定的。 此前十五日商议用兵所向，所谓“察哈尔国辽远”，即指林丹汗向西远遁，根据明朝方面的记载，当年八月察哈尔似已不在明宣大境外，至少前锋已抵至延绥地带。皇太极十月初二日出师时，很可能对此并不清楚，误以为察哈尔仍停留在明蓟镇以北，直至行抵蒙古诸部最西部的喀喇沁，方确认失去原定目标，须重新商议大军所向。故实情更有可能的是，二十日至青城，皇太极才明确即将挥师南下攻明，与二大贝勒密议时再次遭到反对。若就此而返，皇太极自然无以树威。幸有诸小贝勒迎合皇太极，力主攻明。于是当日敕谕八固山额真方有“朕仰承天命伐明”一语，与初二日出兵“伐明”、十五日“上以征明之议为是”相照应。然《老档》所载敕谕仍不见此语。《实录》此前定议“伐明”显为后来补述之词。《老档》未载诸贝勒分歧，惟载皇太极当日颁布敕谕与《实录》略同，有即将进军“山海关内”之意。 事实若果如《实录》所述，十月初二日沈阳出师目标即定于伐明，或十五日再次议定伐明，则二十日代善、莽古尔泰二人中途密议班师，则为阻扰进军，隳坏皇太极之成谋、众贝勒之定议，根据后金制度与传统，应为大罪。试观天聪四年监禁阿敏所据诸条罪行即可知。何于代善、莽古尔泰不予追究？若以己巳年皇太极羽翼未丰，不宜加罪二位兄长大贝勒，迨天聪六年初南面独坐，称帝之心昭然若揭，为此必打击代善、莽古尔泰，网罗新旧罪状，己巳之役途中隳坏成谋，阻扰攻明一事岂非一大口实，焉能放过？然观皇太极曾历数代善罪状，却并无此条。若以即位时代善曾有拥立之功，尚留情面，对莽古尔泰则无须顾忌。天聪十年诬陷莽古尔泰谋反，兼并其所辖正蓝一旗，竭尽诬陷之能事，但仍不见此罪行。 《老档》成书在《实录》之先，自无讳言之理由。然晚出之史料却提供佐证，又如何解释？《清史列传》、《八旗通志》两书代善、莽古尔泰传俱不载此事。《清史列传》卷2《萨哈璘传》：“三年十月，上征明，次波罗河屯，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密请班师。”《八旗通志》129《萨哈廉传》不载此事。《八旗通志》136《岳托传》：“次喀喇沁之青城。岳托父大贝勒代善及大贝勒莽古尔泰入御幄议班师。”而《清史列传》卷3《岳托传》又缺载。可见两书并非互抄。两书均不载于主要当事人之《传》，而皆代善二子《传》中，且不俱载，一载之《岳托传》，一载之《萨哈廉传》，可见两书编纂者皆不欲彰显其事。同一事隐于其父而见于其子，或古史之笔法。而更重要的是，此事于代善、莽古尔泰并不为过，而于岳托、萨哈廉则可以为功。是故，代善、莽古尔泰密议班师一事即属事实，《实录》并非尽诬，之所以不能成为二人罪状，只能说明十月二十日行至喀喇沁青城，在是否进兵明朝上，代善、莽古尔泰与皇太极依然存在分歧，恰又证明伐明一举既非出兵之日成谋，亦非前五日之定议。魏源《圣武记》卷1《开国龙兴记三》尽从《实录》，无所辨证，不足为训。 2.苏布地与皇太极关系之疑点 十月皇太极兴师，十五日与科尔沁、察哈尔二部、喀尔喀、土默特诸蒙古会合，若以《老档》纪事为实，则并未明确下一步进军方向，而必待十九日至喀喇沁会见苏布地之后，次日方决定攻明，则攻明一举当与喀喇沁蒙古及苏布地有莫大关系。是皇太极为苏布地所引诱怂恿，抑苏布地面对皇太极所胁，为转移目标，故献计攻明，或别有原委，无详细史料，只能稍作推断。 察哈尔从兴安岭故地向西迁徙，喀尔喀、喀喇沁诸蒙古惨遭凌虐，故而倒向金国。但根据明朝方面史料，东部蒙古诸部与金国之结合似乎不像《清实录》记载的那么顺利。《清实录》卷3，天聪元年六月庚子，“蒙古敖汉部落诸贝勒、奈曼部落诸贝勒举国来附”。两部落皆察哈尔属部，从辛酉日可知为敖汉部落琐诺木杜稜塞臣、卓礼克图，奈曼部落衮出斯巴图鲁三贝勒。七月己巳日结盟，从此反戈相向察哈尔。然而同年明辽东督师王之臣向朝廷奏报：“西虏都令色俾乃蛮黄把都等以数万人东投建（虏），幸其部落多不愿往，建（虏）亦疑忌，不令渡河，其部众已大半西投虎墩兔憨。今乃蛮黄把都部落夷目能乞、兔金、歹青等男妇共五千七百三十来降，臣令总兵杜文焕、尤世禄、侯世禄、朱梅，副总兵王牧民、祖大寿受之。”下部议，降夷置塞外。是则奈曼部有相当一部分人归附于明。都令既敖汉部杜稜塞臣，其投靠金国，使明山海关以外防线出现缺口。“西虏自都令等东投奴贼，北边行六七日间无一夷，则我之肩背皆受敌之地也”。之臣旋命“都督府总兵王世忠出关抚夷”。王世忠为哈达部后裔，与林丹汗为姻亲，当是在察哈尔与敖汉、奈曼之间作调停。 然而林丹汗继续西迁，并攻陷东蒙古诸部中最西的朵颜，即为明朝得知：“插汗西攻摆言台吉哈剌慎诸部，诸部多溃散，或入边内避之。”哈剌慎，清称之喀喇沁，即明之所谓朵颜。摆言即伯颜，或布延，为喀喇沁另一台吉弼喇什之父，见《清史稿》卷229《弼喇什传》。据宣府巡抚秦士文奏报：“插汗儿即虎墩兔憨（林丹汗）争哈剌慎所分部落，谋犯塞，宜豫为备。时虎墩兔憨倾巢而来，以旧辽阳让（建虏），杀哈喇兔，直抵杀胡堡，克归化城，夺银佛寺，收习令色等。”“是月，插汗虎墩兔憨与习令色盟归化城。”“时插汉虎墩兔憨驻独石塞外旧开平所胁赏，且东侵丰州滩（即归化城所在东土默特）套虏，尔邻勒吉能告援”。皆同一事。时为金天聪元年。此即所谓“赵城之战”，结果察哈尔大获全胜。于是便有了《清实录》卷4天聪二年二月，喀喇沁、喀尔喀诸贝勒塔布囊致书皇太极乞援，署名苏布地为首。 而明朝方面的记载，皇太极最初则是凭借兵威，对喀尔喀、喀喇沁蒙古趁火打劫。“建虏驻兵河上，邀截降夷难民”。“建虏二万余骑屯锦州塞外，以都令为向导，攻克拱兔男青把都板城，尽有地产。青把都遁。复西诱束不的与合，不听。我兵亦出哨，截之回巢”。都令与拱兔同为察哈尔属部。一投金国，一为金国所攻，取向不同，而皆林丹汗暴虐之所致。“西诱束不的与合，不听”，是知苏布地既不欲追随察哈尔余部，亦未投向金国，其为明军拦截回巢，很可能是希望得到明朝接济，同时又乞请皇太极出兵共同攻打察哈尔。皇太极所遣使臣为察哈尔多罗特部截杀，遂亲率偏师击溃多罗特部，并再次致书喀喇沁贝勒吴尔赫、塔布囊等云“果欲和好”，则“可为倡率”，并“遣人来面议一切可也”。二人在苏布地等致书中，列名较后，而皇太极既不致书苏布地，亦不令二人转致，则苏布地态度甚可玩味。喀喇沁部为蒙古哈剌慎部与原朵颜部之混合体，或皇太极尚欲于其中施展纵横之计。 据《清实录》卷4，直至天聪二年七、八月间，喀喇沁方与金国之结盟，迟于喀尔喀、敖汉、奈曼诸部数月。究其原因，即在于五月与察哈尔交战失利，而未能获得明朝支持，内部或发生分化。《崇祯实录》卷1，元年五月己巳，“朵颜卫苏不的即长昂孙也，三十六家同伯颜、阿亥等部，与插汗虎墩兔憨战于敖木林。插汗失利，杀伤万余人”。云插汗失利，自是误传误信。达力扎布认为，此次与察哈尔作战的并不是喀喇沁（朵颜），而是金国联合察哈尔奈曼部攻击察哈尔阿喇克绰特部和多罗特部，而非林丹汗本部。然而，作战地点敖木林（敖木伦）既在喀喇沁领地之内，若以察哈尔宿敌的朵颜似无所作为，颇不好解释，而朵颜内部分化亦又在此役之后。故推测极有可能是金国出兵助战，以此挟制喀喇沁投向金国。《国榷》卷89，崇祯元年六月丁酉：“时朵颜三卫头目束不的与虎敦兔憨构兵，总督张凤翼檄谕之曰：尔始祖都督完者帖木儿以来，世效忠顺。插汉夺尔巢穴，尔聚兵报复，然尔三十六家力弱，又合顺义王乃济。今闻欲与建虏合兵。彼贪诈无信，何自投陷阱也。”可见苏布地乃朵颜部嫡裔，非后来侵入之哈剌慎蒙古一系。此次兵败，明朝不愿接济，苏布地投靠金国之事方露端倪。九月，喀喇沁部诸贝勒即参加金国联军攻掠察哈尔兴安岭旧巢。 《清实录》卷5，天聪三年正月辛未：“敕谕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部落，令悉遵我朝制度。”似以五部蒙古一体看待。当时并无蒙古编旗之事，“我朝制度”他书作“国宪”，内容若何，不能详指。奇怪的是，前引当年六月初二日乙丑皇太极上谕欲与联合攻明之诸蒙古中，却又不见喀喇沁在列。皇太极如欲假道攻明，喀喇沁为必经之地，且距明境最近，何以不将喀喇沁考虑进来？如此看来，喀喇沁与金国的关系多少有些微妙，至少不如其他四部落与金国关系紧密。六月初四日丁卯，有“蒙古喀喇沁部落布尔噶都戴青台吉卓尔毕”及土默特等遣使金国朝贡之事，却又非以苏布地之名义。 同卷天聪三年八月初八日庚申：“遣喀喇沁部落苏布地杜稜归国，上御殿赐宴，厚赉之。”相当慎重，却不书苏布地何时来金国，有何目的，叫人疑惑。《老档》不载八月事，不能得其详。《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首35《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32《喀喇沁部总传》：“六月，苏布地及图嚕巴图尔孙色稜等率属来归，诏还旧牧。”据此则苏布地欲举部附属于金，并于金国领地内驻牧，而为皇太极所拒绝。故所谓“赐宴厚赉之”，以示不得已而仍然亲好。喀喇沁欲放弃旧地，越过土默特蒙古驻地东投金国，如此好事，皇太极何不仿其父将兀鲁特蒙古明安及巴约特蒙古恩格德尔两部编成二旗并允许在金国境内游牧之先例加以收纳，而偏偏令其还驻“旧牧”呢？据明朝方面记载，当年初喀喇沁、喀尔喀蒙古以及金国皆发生饥荒。事实上，苏布地在请求金国接纳部众的同时，又乞援于明朝督师袁崇焕接济，详见次节。故皇太极拒绝苏布地的理由，是仅考虑到金国内部难以承受此压力，抑或嫌其在明与金国之间虚与委蛇，难以判断。总之苏布地在金国未能如愿以偿，多少是一种挫伤。在此背景下，恐很难设想此时双方已达成两月之后进攻明朝的密谋，且下文所述皇太极大军破关入明时苏布地未曾同行、以及苏布地对明朝的态度，均难与此猜测吻合。 《国榷》卷90，崇祯二年（天聪三年）八月十三日乙丑：“建虏三千骑、属夷束不的三千骑，自大镇堡分二道，自杏山高桥铺，自松山直薄锦州。”十四日丙寅，又至。十八日庚午，陷双台堡。二十九日辛巳：“建虏出大小凌河，毁右屯卫城而去。”似为一次规模不小的联合行动。然如前所述，《清实录》九月癸未追述济尔哈朗等往掠锦州，未见有蒙古军队的配合。《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先是，建州兵有事辽西，（明）重兵皆聚宁前、锦右，而山海关以西塞垣颓落，军伍废弛。三卫束不的等多携贰，故建州兵大举入口。”亦只言皇太极大军入关时有束不的部落，而未言束不的部参加金军掠辽西锦州。估计即或有部分喀喇沁蒙古参与，亦非苏布地所属。 而可以明确的是，引导皇太极入关攻明的为喀喇沁另一台吉布尔喀图，即《清实录》六月赴金朝贡之布尔噶都戴青。《清史稿》卷518，《藩部一·喀喇沁部》：“（天聪三年）十月，上征明，以塔布囊布尔哈图为导，入遵化。”同书卷229，《布尔喀图传》：“布尔喀图，初为喀喇沁部台吉。天聪三年六月，使入贡，九月，来朝。十月，太宗自将伐明，以布尔喀图尝如明朝贡，习知关隘，使为导。师入边，克龙井关，抚定罗文峪，分兵命布尔喀图戍焉。”六月入贡，正是皇太极宣布联合蒙古攻明之时，而喀喇沁蒙古不在其中。布尔喀图正赴金国，则当有所闻知，或表示支持。其九月朝朝贡金国，明载《清实录》卷5天聪三年九月癸卯，或专为祝贺金国攻掠山海关锦州一带，离上次赴金仅隔三月，甚是亲密。但没有材料显示布尔喀图此行是奉苏布地之命，其对金国的态度，或与苏布地有所差异。 3.皇太极入关后苏布地之表现 更可注意的是，《清太宗实录》卷6，天聪四年正月二十六日丙午，皇太极大军深入燕京之后，于北返时东突山海关不果，不得不西旋而又受困于遵化之际，令苏布地作明金双方调人，代己致书明崇祯： 朵颜三卫都督都指挥苏布地等奏：臣等累世以来，为皇上固守边圉，受恩实多。今满洲以强兵来侵，臣等不暇为备，以致被困，手足无措。切思满洲汗之意，或驻汉境，或返本土，势不使臣等出其掌握。臣等受皇上厚恩，不胜惓恋，是以驰奏。臣等闻满洲汗云：“我屡遗书修好，明国君不允。我将秣马厉兵，以试一战，安知天意之不终佑我也。”其言如此。皇上若悯小民之苦，解边臣之怨，交好满洲，以罢师旅，则朝廷赤子获享太平，而臣等边防属国亦得蒙恩矣。不然，臣等愁困，小民怨苦，何时可已？朝廷之民不得耕耨，臣等不蒙恩泽，恐失皇上爱养斯民，优恤属国之道。伏乞皇上推仁，急允和议罢兵，庶小民得事耕耘，臣等亦得安堵。惟皇上熟筹，速议修好焉。 苏布地自述其身份为“朵颜三卫都督都指挥”，当为明朝所封三卫最高首领。皇太极于蒙古诸贝勒中独以苏布地联系明朝或以此。苏布地书中自称“臣等边防属国”，名义上仍奉明为宗主国，则知其即使不是三卫中唯一与明朝保持联系者，也是联系最为密切、或最能为明朝信任者。书中所述朵颜随金国大军攻入明朝乃因胁迫所致，自难据此以判断其情伪，然而至少表明并苏布地未完全投靠金国，仍愿与明朝保持宗藩关系。其转述皇太极“以试一战，安知天意之不终佑我”，字面意思是退却之际仍不肯承认失败，或欲再次兴兵，实又透露出皇太极对此番攻明并不视为成功。苏布地随即委婉道出此次金军联合蒙古兵入边，目的一如往昔犯抢劫掠，并未因曾围攻燕京而兴灭明之意，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明朝方面记载，“是月，三卫属夷为建虏请款”，即指苏布地致书崇祯之事。 何以皇太极独以苏布地致书崇祯？其为明所封朵颜三卫都督指挥固然是一个理由，但如欲增加致书的分量，则当如《清实录》所记天聪二年二月喀喇沁乞援金国以苏布地领衔，附以其他众多首领。而之所以未如此，则又似朵颜首领中惟有苏布地未曾彻底投靠金国而与明朝破裂。此与八月苏布地赴金国请求归附入其领地内驻牧无果而归，或不无关系。 还可注意的是，《清实录》同卷，苏布地致书明朝半月前，天聪四年正月初九日己丑，“镇守永平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奏言：“喀喇沁部落苏布地仍前扰我降民，闻即来朝见，伏乞皇上严谕之。”当指苏布地即将从朵颜故地入关朝见皇太极。另据《老档》同日：“闻苏布地入边掳掠归降汉人，二贝勒遣人致书曰：为何杀掠我降民？尔一表人才，而来犯无故，实尔先启衅端矣。我绝不轻贷。命将所掳妻子尽送还原籍，尔等亦永返家，否则严惩不贷。”喀喇沁部众随皇太极大军入关，明见《老档》、《清实录》。但苏布地及其所部显然并未随行，而此时方至，又为济尔哈朗等责令返回。《老档》二月初一日：“闻喀喇沁蒙古至迁安抢掠，遂遣人致书于喀喇沁部众台吉、塔布囊等：若奉汗命而来，可往朝见。汗若有旨，即遵行之。若非奉命而来，令速返回。倘在此不往，则我方之人畏惧尔等，致误农事，我等亦不容尔等留此，必调兵驱逐出境。勿疑我言，当速行之。”二月十四日，皇太极致书跟随金军的喀喇沁卓里克图等四人严厉约束部众，不见苏布地其名。而至二月二十日，即皇太极出关四日之后：“苏布地杜稜迎于敖木伦河岸，杀牛十、羊二十进宴。”综此数条，似则苏布地正月初九日方欲入关或入关后不久，即被遣回故地。其代皇太极致明崇祯之书是从塞外发出的，或因此《老档》不载。凡此，皆说明苏布地与皇太极配合得不甚默契，似隐隐折射出其二者关系并不和谐。 关于朵颜部进入迁安县境，明朝亦有记载。《崇祯长编》卷30，三年正月二十五日乙巳：“大清以永平所获之半散给口外诸部，调束不的等三十六家进桃林口，阿晕台吉并夹道各家进董家口，赶兔、秃拉光、阿李台吉捨剌兔等进罗文峪，俱约以次日齐入。总兵官杨国栋密探以闻。”按桃林口在永平府治以北六十里，董家口在抚宁东北七十里，属明蓟镇三协中之东协。明朝前线将领以为苏布地部众奉皇太极之命入关，当是误解，而苏布地此举被皇太极拒绝，又为我们猜测苏布地与皇太极之间颇似有所提防提供了证据。 《长编》同卷次日丙午：“束不的等三十六家果从冷水关进口，营于蓟州城南八里神仙岭，约二千余骑。因向奉敕书在南门观音堂讲赏，遂以此行本来相助，请给粮草为词。监军吴阿衡同马世龙、宋伟、吴自勉、曹鸣雷四总兵会议，遣参将王某出城答之。”苏布地之二千余骑声称曾受明朝抚赏，故“此行前来相助”，乃指助明朝阻击金军。蓟州此时为明西线驻军汇集地，明朝众官员亲自接触之后，虽不见有接纳之举，然亦未以苏布地部落为敌。冷口在迁安县北七十里，为三卫贡道，与以东第一关河流口关向为出入要路。并为朵颜部所熟悉，而为皇太极所陌生。尤可注意者，此时正皇太极大军北返，本欲从永平府抚宁打通山海关，但受阻于祖大寿而不果，遂西行至三屯营、遵化一带，征战数月，疲惫自不待言。即将出关之际，又有陷入明军东西夹击之虞，正需有生力军之助。而遵化、迁安相邻一带隘口，即次月皇太极逸出之处。若苏布地与皇太极关系密切，及时率兵前来配合，必不至方欲率其部众入关即被皇太极驱逐出境。至若嫌朵颜部众抢掠、破坏金军形象，以及妨碍农事等等，纯属藉口，金军此行入关正以抢掠为补充。而皇太极于出关之前必于此一带扫清苏布地部众，恰说明对苏布地始终存有某种警惕。 明朝方面还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崇祯长编》卷30，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壬寅，礼部尚书李腾芳等上言：“朵颜三卫彝人素沐朝廷恩赉，然其怀心叵测，实非输忱向化者。上年十一月东兵方抵遵化，而卫彝之贡亦至通州。传闻二国合谋，其迹已为可异。今督臣报，抚赏方颁，竟随东兵飏去，饱我金缯，肆彼奸谋。若非早定驾驭之方，恐复堕彼阴狡之计，不但纵之至京、至通不可，即仍听其叩关受赏，亦非成谋之得也。”也就是说，皇太极大军方破关时，朵颜三卫通贡使已抵达京东之通州，则出发当早于皇太极大军南下之日；且得到明朝礼部赏赐，必盘桓有日，待金军北返时方逃离。故明朝疑为与金国合谋，未必属实。苏布地为明朝所封朵颜三卫都督指挥，三卫贡使当苏布地所遣，则其与明、金双方关系大可玩味，为我们留下种种猜测。贡使一行是苏布地为掩盖皇太极即将破关而故意迷惑明朝，抑仅仅向明朝示好效忠，尚无他史料提供参证。 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事后皇太极从未夸耀过如何设计苏布地巧妙配合大军入关。众所熟知，皇太极施用反间计令明崇祯杀掉袁崇焕既明载于《清实录》及清修各传记。倘果真有天聪三年八月苏布地的金国之行已与皇太极达成攻明之密谋，因而皇太极十月兴师之时堂而皇之大书“伐明”；迨率喀喇沁部众随同入关，又故意将苏布地留在本土，以待日后金军从北京东突山海关不果、皇太极于战和两难、即将逸出关外之际，作为金国与明朝和谈之代言人。如此深谋远虑，《实录》岂有不载之理？但这种设想中有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即皇太极于破关攻明之前，具体说即十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曾为大军兵锋所向究竟是察哈尔抑或改而攻明犹豫不决，即足以将上述天方夜谭推翻。 今据上引史料所可断言者，即苏布地尚未因金国攻明之举而为虎作伥，遽然与明断绝关系。于是不妨进而推测，天聪三年十月二十日皇太极决定不再追踪察哈尔，转而攻掠明边境，很可能出自喀喇沁诸贝勒的怂恿，但不一定是苏布地。喀喇沁诸贝勒之所以不引导皇太极继续西行追击察哈尔林丹汗，而南向破关攻明，自然对明边防了若指掌；而皇太极之所以乐从喀喇沁诸贝勒，很可能亦只考虑到掳掠，未必料到日后将会深入北京城下。 清朝官修《实录》、《老档》竭力渲染，皇太极挟直捣明京城之余威，屡次放出议和信息，甚至令苏布地代己致书明崇祯皇帝，恳请双方息兵，似诚不为已甚，宽仁之至。而明廷没有接受城下之盟，由此错过和议良机，可谓愚昧至极。但皇太极本人与金国统治集团究竟如何看待此次兴师入关的成果，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至于明朝方面认为皇太极与苏布地早有成约，或苏布地勾引金军入关，以及袁崇焕纵容苏布地为皇太极大军储备粮食，则似属捕风捉影，并无确证。下文辨证。 总之，我们有理由怀疑《实录》十月初二日兴师之日目标已定为伐明，且为长期预谋的行动，并非实情，乃后来官修《实录》时所增饰。《太宗实录》经康熙朝多次润饰。玄烨晚年《遗诏》以自古以来大清得天下最正相标榜，竭力美化乃祖的形象，赋予清军首次破关之举的政治意义。清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至于可以攻取北京城而不为，以显示其仁德。故清军“伐明”乃正义之师，且必以当初决策归于皇太极一人。此为官修本朝开国史通则，无足多怪。即以事实而论，金军在明京城畿辅地区左冲右突，且一度占领河北数城，称此行为“伐明”，谁有异词？然若以皇太极兴兵之初宗旨即在伐明，则殊为不然。 4.入关伐明是否符合皇太极本意 从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来分析，亦不能找到皇太极兴兵之际旨在伐明的支撑。 皇太极不肯曲从代善、莽古尔泰的建议班师，而不惜劳师远征，深入从未涉足的明朝内地，除性格上具有某种冒险性之外，还应看到其内心亟欲树立权威的渴望，以证明自己继承汗位是实至名归。皇太极能以努尔哈赤庶出第八子继位，表面上是出自代善、岳托、萨哈廉父子的倡议，并由三大贝勒共同推举，而实则彼此间达成妥协：皇太极放弃天命年间与济尔哈朗、德格类、岳托等诸小贝勒的某种结盟，令其“听命于（各自）父兄”，即承认三大贝勒对于其子弟诸小贝勒的管辖权，见诸即位典礼各方誓词，可谓信誓旦旦。汗不得干涉各旗内部事务，这意味皇太极仍为不足二十牛录的正黄旗之主，虽有一汗之名，仅获得对阿济格兄弟两白旗名义上的监护权。而代善两红旗55牛录、阿敏镶蓝旗61牛录，各占全国牛录约四分之一，加上莽古尔泰正蓝旗22牛录，对皇太极具有压倒优势。与之相应，天聪初年的政治格局则全面实行努尔哈赤晚年设计的“八王共治”，一切大政均需众贝勒共议，四大贝勒轮流值月主政，皇太极并无绝对权威。听政时四大贝勒并坐，代善与皇太极居中，而私见时皇太极尚须以对三大贝勒行兄长礼。以皇太极的抱负和才具，自不甘心受此虚汗之名。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汗，必须削弱三大贝勒的地位，尽管皇太极手段高明，并有诸小贝勒支持，但亦需要时间和机会。而此前金国的一系列征战，似乎并未朝着有利于皇太极一面发展。 天命十一年十月，皇太极即位方两月，代善、阿敏两大贝勒率大军万人征讨内喀尔喀蒙古扎鲁特部，这是皇太极即位以来金国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喀尔喀五部，即朵颜三卫中泰宁、福余二部，地处察哈尔、明朝和金国之间，紧邻金国西面，对三方关系都极为重要。虽与金有过盟誓，然时时助明攻金。金国欲对外扩张，必须首先制服喀尔喀。代善、阿敏迅 速获得成功，此后喀尔喀以及其它蒙古诸部纷纷倒向金国。次年天聪元年正月，阿敏率大军东征朝鲜，迫使朝鲜订立城下之盟，解除金国西向的后顾之忧，此行亦不出两月。然而当年五月，皇太极率金国大军倾巢而出，攻掠明锦州、宁远，显然冀望一举获胜，同时折服三大贝勒。不料损兵折将，无功而返。“是役也，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及瓦克达俱被创”，即《清实录》亦无能掩盖其惨状。这对于亟欲树威的皇太极无疑是一次极大挫折，自不能甘心。强攻明辽西防线不能得手，皇太极不得不与明辽东督师袁崇焕虚与委蛇，继续施放议和烟幕，而更为切实地将目标转向蒙古地区。而此时察哈尔蒙古林丹汗急于西迁，凌虐东部蒙古诸部，一时形势大乱，恰为皇太极提供了重建威望的契机。上述《实录》卷4天聪二年二月癸巳，喀喇沁、喀尔喀蒙古联军与察哈尔相战，兵败赵城，苏布地等致书皇太极求援，对皇太极无异是天赐良机，当然不会放过，随即亲率一支偏师作试探性进攻。九月，皇太极亲率大军征讨察哈尔，联络蒙古诸部，从辽阳北行直捣兴安岭察哈尔残余。这两次亲征，固然体现皇太极善于捕捉时机，然一为策应之举，一为扫荡旧巢，虽有所获，若论战功业绩，仍不足与代善、阿敏两大贝勒相埒。况天聪三年初，皇太极以诸小贝勒代替三大贝勒值月，已显露出汗位独尊的端倪，若能有一场对外作战的重大胜利，无疑将极大增重皇太极对三大贝勒的砝码。 皇太极即位后接连四处用兵，还因为金国内经济压力的驱使。皇太极在宁锦失败之后，“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有人相食者”。朝鲜方面虽被迫开市纳贡，然所供有限。次年初朝鲜国王李倧致书皇太极：“贵国以民人乏食，要我市籴，但本国兵兴之后，仓库一空。今仅得米三千石，以副贵国之意。”并答应尽快开市中江。皇太极致明朝议和书，竟以“将率各路外藩蒙古兵筑城逼居，以俟秋成，取尔禾稼”相胁，非窘迫至极，曷至于此。东蒙古诸部既已归顺，不能再当作掳掠对象，而继续用兵宁锦与袁崇焕作战，又难免前辙之虞，故此路只能偏师以作牵制，以防袁崇焕乘虚而入，此即八九月间济尔哈朗等率兵略锦州之意。皇太极大举兴师，亲为统帅，目的既在于树威，并以劫掠缓解国内物质匮乏。不论从哪一方面考虑，皇太极都应计出万全，而不至于毫无成算地将目标锁定在远涉蒙古地区然后攻入明朝内地。相较之下，上年攻掠察哈尔兴安岭一役，既得到东部诸蒙古相助，又得知林丹汗众叛亲离内外交困之实情，故而远征仓猝西迁之察哈尔本部，消灭金国多年宿敌，无论从掳获人口财物，还是建立塞上霸业，对于皇太极来说都是更大的诱惑。综合诸方面考虑，联络诸蒙古追击察哈尔当为皇太极首选。我以为这才是皇太极己巳十月亲征之预设目标。 二 明廷的失策——放弃抚赏朵颜三卫 1.蒙古形势变化与抚御之分歧 在察哈尔退出东北旧巢之后，紧邻明蓟辽防线的朵颜部没能作为明朝藩屏，反而成为皇太极大军攻明的跳板和助力，毫无疑问是明朝防御战略的重大失败。 自明初撤除万全都司及大宁、开平二卫，蓟镇以北即无藩屏。朵颜三卫原属万全都司，分布于明蓟辽边境之外，“自宁前抵喜峰口，曰朵颜；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由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迤西，曰福余”。地域广袤，而朵颜部正当蓟镇要冲。明嘉靖以来，察哈尔蒙古“世雄漠北。其住牧在广宁直北，去边千余里”。诸部蒙古及辽东女真皆在其控御之下。福余、泰宁为土默特、喀尔喀蒙古所并，朵颜为哈剌慎（喀喇沁）所并。明朝仍以旧名称之为朵颜三卫，而于哈剌慎、朵颜又有区别，以其一为蒙古别部，一为明朝旧属，尚未融合之故。察哈尔以“封王请贡”要挟明朝，时时率蒙古侵犯蓟辽边境，成为大患。万历初虽有督臣吁请“发精兵二十余万，恢复大宁，控制外边，俾畿辅肩背益厚，宣、辽声援相通，国有重关，庭无近寇，此万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万，分屯列戍，使首尾相应，此百年之利也”。然卒不能行。 万历中叶朝鲜之役，使建州女真坐大，努尔哈赤于万历末年立国，严重威胁辽东。辽东一镇处于蒙古、女真之间，两面支吾，捉襟见肘。于是以抚赏笼络蒙古，以市易制约女真，即成为明基本策略。亦即“今欲携奴虏之交，全在复抚赏之旧。”察哈尔林丹汗屡以“控弦十万”欲与金国争胜负自诩，颇为明朝所借重。实则努尔哈赤侵吞辽东，察哈尔始终不敢与之公开对抗。朵颜三卫虽称助明，然明边将驾驭无法，难保辽沈不失。天启二年，明失掉重镇广宁，努尔哈赤得之亦不能守。其时察哈尔势力尚未动摇，明廷惊惶之余，亟欲借重察哈尔和朵颜三卫对抗女真，甚或收复失地。于是有抚赏之议。主其事者为蓟辽总督王象乾，辽东经略王在晋与之同志。 朵颜三卫本为明朝属藩，有助明守边之责，其初在防御察哈尔，其后助主要是防御金国。“总督蓟辽王象乾以诸虏哈喇慎大酋罕孛罗势等，及朵颜三十六家酋首速不的、煖太等，各领兵马，于宁前、中前等处列营驻扎，为我哨探守边，并送回乡人口，驮运器物柴米，济军民急用，移帐携家，裹粮跋涉，乞给赏米布，以收其向用之心。从之。”据王象乾言，哈剌慎和朵颜首领皆诚心效忠明朝，表现出相当强的向心力：“罕孛罗势愿自出帐房三百顶，又传属夷共出帐房一千顶，为我哨守宁前一带地方，谓是‘皇爷肉边墙’，语非虚也。朵颜大酋猍晕大偶尔物故。诸酋煖太、速不的等，皆其兄弟子侄，护丧北归，煖酋谕其二子夜不收、卜地什力曰：朝廷豢养我家二百余年。我生你二人一场，为人当尽忠尽孝，宁要名在，不要人在。”“诸夷既闻宣谕，怡然色喜，寂然无哗，欢呼罗拜，真是胡越一家。”因而“堂堂天朝，抚育万邦，何可不少洒涓滴，使漠外毡毳之群，函濡于皇仁浩荡之中乎！”至孙承宗经略辽东之初，情形依然如此。“自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悉为哈喇慎诸部所据，声言助守边”。当察哈尔尚与东部蒙古相安无事，金国为明和蒙古共仇。虽然蒙古诸部时时阑入边境，对明形成困扰，但总体来说，明朝对抗金国，实得蒙古之助。 启祯之际，北方形势为之一变。林丹汗见努尔哈赤国势日盛，自忖无能争胜，乃凌虐诸蒙古，逐渐西移以避金国锋芒。崇祯初年移至宣大境外，威胁明边，却仍称以牵制金国以邀赏。明廷所忧不单在关外之宁锦，亦在西线之蓟镇、宣大，两相兼顾，倍加窘迫。明廷虽仍寄希望察哈尔颉颃金国，而林丹汗实无此意。朵颜三卫乘机填补察哈尔留下的空间，“其部落所驻牧地，自宣府独石边外起，至辽东中后所边外止”。地处于明朝、察哈尔、金国之间，而与察哈尔仇怨既深，然不能抗；在明金之间，则视两方强弱利害为转移，故其势虽弱，实为为左右明金双方轻重的砝码。努尔哈赤对于东部蒙古喀尔喀（泰宁福余）、喀喇沁（朵颜）助明守广宁虽甚愤然，却无暇多分兵力，乃恩威兼施，隐然已有相结之患。但终努尔哈赤一世，结成世好者惟北方科尔沁部，喀尔喀尚未彻底归附金国，而喀喇沁与金国往来更疏。对明朝而言，加紧争取朵颜三卫，方为得计。 然而明朝内部的认识却不尽一致。《熹宗实录》卷23，天启二年六月庚寅，辽东经略王在晋力主抚事蒙古：“奴（努尔哈赤）用财帛诱（喀尔喀部）歹青、都令、桑昂台吉，欲与结亲。万一我不能用虏，虏必为奴用，此真系边塞之安危，而庙堂之上所当急为计处者也。”卷24，七月乙未，命廷臣集议抚虏事宜。“时总督王象乾、经略王在晋合疏，以关外事势不得不用虏以救目前，议斟酌新旧赏额：计犒西虏虎敦兔憨（察哈尔林丹汗）等八大营，哈喇慎夷炒花、巴领等二大营，歹青、昂、洪、剌麻、速班、大儿等六枝，每岁费可百万。”即以朵颜与察哈尔并当抚赏。兵部赞同，又虑虚掷金钱：“汉物有穷，夷情无厌，抚又恐不得不绌于终。且时迫费剧，谋贵佥同，乞敕大小九卿科道，会议停妥。”同卷当月庚子，署兵部事左侍郎张经世提出一个变通条件：“其谓哈喇慎夷兵悬赏银十万两，是助兵则赏，不助则否；其谓讲折夷使吃食犒赏等物，约用银十万两，是讲款之初则赏，款后则否。其谓插汉进兵赏银十万两，是进兵则赏，不进兵则否。其谓朵颜等夷兵三千提防守关者，岁该月犒银六万五千两，又谓插汉、哈喇慎二大营防守广宁、宁前夷兵二万名，岁给犒银三十六万，是来守则赏，不守则否；实有其人则赏，无其人则否。”也就是说，百余万两是一个悬设之额数，具体抚赏多少依成效而定。且以抚费由内帑支出。王象乾游说首辅叶向高上言：“虏来无以应之，必与奴合，为患甚大。今兵饷匮乏，加以道路断绝，外解不至，该部无可措处，乞皇上亟发帑金五六十万应抚虏急需。又言：抚虏他项可以折银，惟蟒缎一时无处可买，虏又不肯折。乞皇上轸念封疆，不吝捐在笥之帑以给军需。”得旨：“览卿等所奏，抚虏御奴，以为犄角，具见为国筹边，朕甚欣悦。所请抚银，准发二十万两，蟒衣量发八百匹。” 大学士孙承宗阅边之后，对王象乾、王在晋抚赏蒙古以屏藩边境、威胁金国的设想不以为然：“待款西虏，议减东兵，愚于宋矣”。故提出诘难：“塞外之夷，议旧赏又议新赏，而无敢减于兵也；塞内之卒，议旧饷又议新饷，而无敢减于夷也。夷赏日厚，而增兵以防；兵饷日加，而仍买夷为款。嗟乎！国家何取于不能制夷之兵？而又何取于不能省兵之夷也？大约山海日前所费二十万，而统前抚夷用夷可得一百二十万，其费甚大。安危之机，所关亦甚大。”并以前广宁巡抚王化贞援引蒙古守城失败为例：“奴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前，此前日经、抚之罪也。我弃宁前，奴终不至。而我坚委为西虏住牧之所，不敢出关向东行一步，此今日道将之罪也。”此明谓熊廷弼、王化贞，实则指桑骂槐，讥刺王在晋、王象乾。承宗之意：“即无事，亦宜驱西虏于二百里外，以渐远于关城，更以收二百里疆土于宇下。”“更望经臣于虚活之著，提掇道将之精神，使其人人在战，事事在战。盖不能战，决不能守。而以战失守不可，以守忘战（尤）不可也。总之西虏之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众必不可遗西虏。百万之金钱，或当为远大之图；中前之修守，竟当作宁远之计。不尽破庸人之论，则主帅之闻见不清。”双方势同水火。 但承宗的慷慨激昂，亟欲进取，终于改变了朝廷初衷。王在晋极为难堪：“人情方信而忽疑，议论昨同而今异。臣闻都中有三说：一曰城不须筑，一曰虏不可款，一曰钱粮不须多发。恐安危系于一线，利害淆于两可。”旋再作申述抚赏蒙古的理由：“抚夷不如养士，款赏不如内备，督臣（王象乾）与臣见岂在诸臣下？但奴强虏众，强与众合则危；奴远虏近，远与近合则危；奴在两河，虏在九边，同时为寇则危。今化谋犯为输心，化作贼为受羁，化抢关为设帐，可乎？不可乎？况自二月至六月，给过各酋吃食缎匹等项，仅费一万四千六百有奇耳，此不当山海六万兵三四日之用，何事而辱盈廷之过计哉？款守二字，原并行不悖，乞无惑于两是之言，为宗社生灵计长久。”然“上谕已有旨”，则显然肯定了孙承宗。 朝廷右承宗而罢在晋，从此主抚派落入下风。承宗遂请自代经略督师，有慨于“合天下只有一怕”，以为“方今庙堂当以恢复为大计，责边臣以酌量进止”。故方至关门，即一反王在晋紧依关门加筑八城，提出经营宁远，并欲将防线推进至关外四百里。适逢金国内部汉人叛乱纷起，努尔哈赤弃河西，退至三岔河一线，广宁一带为空虚之地。明廷若仅固守宁远以内，区画得宜，安抚诸蒙古妥帖，即不能令其作屏藩边境、牵制金国入犯，亦不至于与金联合攻明，正其时也。而孙承宗雄心勃勃，正重新规划“三方联络”之策，即从宁远拓至广宁，与东江、朝鲜以及天津、登、莱相呼应。 2.进取辽西与抚赏蒙古 在承宗的宏图中，利用蒙古诸部并不居有重要地位。其时境外朵颜三十六家尚未听命努尔哈赤，而承宗似独钟意抚赏察哈尔林丹汗以助剿。承宗“又侦广宁之空也，议以夷官副总兵王世忠统兵三千居之，亲虎酋而招金、白之裔落。总之离夷虏之交，系归正之心，寓进取之计”。寄希望于贪鄙无常之林丹汗，且欲兴灭国继绝世，扶植早已被努尔哈赤吞并的叶赫、哈达二部，而未将重点放在朵颜三卫上，承宗的判断已大大落后于形势。 承宗既以进取为方针，故将察哈尔、朵颜抚赏之场东移二百里之外，固欲避免蒙古侵扰关宁一带，亦含有令其进据锦州作前驱之意，而非安抚接济之道。“夷阑入一步，即以掠论”。然朵颜部不愿为明军坐门，举部西撤，明中右所参将王楹带兵拦截而被杀。承宗“遣马世龙从大盘岭压其巢。五部孩斯、衮奈台吉等，皆远徙三百里外”。当初寄厚望于察哈尔援军以进复广宁，亦复不果，承宗所置前线诸部蒙古，其结果适足为明之累。 承宗虽未公然废止抚赏蒙古诸部，然自其督师以来，明廷内部放弃抚御蒙古、进剿金国之声开始活跃。王楹之死，使主抚派面临责难，王象乾不得不引咎请辞。在此趋向之下，朵颜三卫抚局始终无著，仅保留贡赏一线未绝。而朝廷对三卫的颁赏，每岁所值不过万金，但官商作弊，非但不能行笼络之实，反徒激化矛盾。所幸经蓟辽总督阎鸣泰力争，朵颜贡赏总算勉强维持下来。孙承宗三方联络进取之势究竟能否威胁金国，令其死守老巢坐以待毙，暂且不论。而驱逐朵颜三卫，又自树一敌。且调集兵力加强关宁，蓟镇愈加虚弱，即金军不来，朵颜诸部从蓟镇诸口内犯，亦在在可虞。此一危害，至崇祯二年金军入关势如破竹方显露无遗。 面对承宗一改安抚蒙古以固守关门为积极拓边进取，明廷内部对于金国联络东部蒙古，假道攻明，并非没有质疑。《国榷》卷85，天启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丙子，兵部尚书赵彦奏：“据山海关总兵马如龙报，回乡人云：敌造西虏罗罗车三千余辆，传众牛鹿头目，每家作西虏衣帽，欲借西路往喜峰。臣等以敌既得志，何尝一日忘西窥之心。今西虏罢守口夷人，称兵挟赏，而东报适至，始知西虏之款不可恃也。”此处“西虏”即前述承宗所欲驱使之朵颜三卫。认为朵颜欲与金国勾结，自是传闻，未必可信，却引起一番议论。 直隶巡按潘云翼言：“辅臣孙承宗与督臣王象乾，御与抚虽互为成，而实各为任；关与蓟，虽合其势，而实分其权。今西虏鹰吻难饲，大骨时争，动辄要求，动辄犯抢，则虏尝借奴以为我难，辅臣且以御奴者御虏矣。迨虏氛益炽，奴谋转深，时称窥关，时称假道，则奴更借虏以为我难，督臣（王象乾）且以御虏者御奴矣。驯至于今，而设伏猖狂，顿成逆逞之势；造车看路，业稔入犯之形。不几御在关门者急，而御在蓟门者更急哉。不意督臣之忽以忧去以代请也。夫蓟何地耶？且今何时耶？目前报谍所称：奴酋贿买炒花，趋捷径于喜峰，倘一路有警，处处皆危，何以振长驱而固半壁？朗素纠合各家，时踯躅于关外，倘抚剿未当，部部生心，何以弥衅隙而杜危萌？且今一闻狡马启疆，人孰不侈口于御奴，固知舍御无别法。而一闻不受戎索，人人皆归咎于抚虏，然而舍抚有别法否？”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实以抚赏蒙古诸部出不得已，而又当时唯一可行之策，隐约批评枢辅督师孙承宗不当干预王象乾抚事；而将朵颜与金国一视同仁，适足以促使其联盟入犯。户科给事中朱钦相亦表达了同样的担忧：“自奴酋倡逆，欲歼奴，不得不抚虏。夫西虏非我族类，其不为我用明矣。而计必出于此者，亦以虏即不为我用，犹庶几羁縻之，使不为奴用，然后我可以修边、除器，一意东向耳。今边报屡至，种种情形，虏已明与奴通。奴之攻山海难，而走喜峰易。举朝久以为忧，惟冀虏不合则不肯假道，道不假则奴无从寄径。今既以如此，蓟门一带是尚不可为寒心哉！” 对此责难，孙承宗以辞职相要挟，逼使朝廷罢总督王象乾，关、宁两抚尽听命于承宗。但天启五年九月，明军前锋偷袭三岔河攻金国，中伏溃败，孙承宗旋即罢职，无异宣布其全盘战略设想的失败。而其为时人所攻者之一，即裁撤抚御朵颜三卫。兵部尚书高第奏：“经略关门，莫大于防御奴酋。而抚西虏欲为我用，正防御奴酋之嗃矢也。自歹青被杀，都令挟索偿命银，此人情不容已者，在我当善为讲处。乃含糊耽搁，以致西虏怀忿，声言犯报。臣在部时，曾具疏请旨申饬文武诸臣，以结此局。乃抚虏一事，主裁者枢辅也，讲处者巡抚及道将也。乞严敕枢辅、辽抚讲处停妥，方准离任，不得以候代而置之。”得旨：“枢辅允归，辽抚（喻安性）准病，岂能复制西虏？尚有督抚道诸臣在事，经略到任，同心料理，务期安辑虏情，毋得轻坏。” 3.启祯之际抚赏之议 高第继任经略取代孙承宗，闻知金军来犯，竟令关门以外全部撤守。惟宁远巡抚袁崇焕不听命，督诸将死守。天启六年初，努尔哈赤进犯宁远失利，明廷内部又纷传金国不甘心，即将兴兵报复，并有再犯宁锦，或与察哈尔联合攻明，或假道蒙古破关种种预测。刑科给事中王鸣玉疏陈处置西虏事宜：“今国家岁费百万金缯抚赏，非为奴豢虏乎？奴入寇而谕虏，出力邀击则有赏，不则诛勿贷，非使虏噬奴乎？闻奴之渡河也，虏次日即与俱出，此非有要结之私，则欲观鹬蚌之势。谁谓虏不当杀，而杀虏非功？第念豢之非久，谕之方新，万一愤而与奴合，不且并力内向耶？”御史门克新条奏目前切要，言：“奴兵之散，俱由兴水。兴水与大红螺山相对，虎憨之老巢也。倘奴因败而谋于虏，必舍榆关而北趋也。虏部落最众，地方最宽，自红螺至三协一带，皆其属夷，长驱一进，孰能御之？”兵部尚书王永光疏言：“自蓟辽虏穴所伺，岁凛秋防，八九年来，辽、广沦覆，退保河西，犬羊他族，渐有轻中国之心矣。幸宁远一捷，狂奴溃奔，西贼破胆。奴报四月不来，八月当来。炒花被掩，虎憨自顾不暇，助兵之议，已成画饼。万一丑类无知，暗中奴饵，小入大入，彼此俱瑕，或再困宁远，或直抵关门，或假道各口，而虏蹑其后，腹心肩背，皆受敌之处。”于是抚赏察哈尔、朵颜三卫重新提上日程。经略高第会同蓟辽总督王之臣奏请朝廷赏额为三十三万，获准。 王永光则将抚赏一事委任于巡抚袁崇焕，其覆御史梁梦环疏有云：“西虏以奴来为奇货，议守议防，诚今日第一紧著。至桑、虎诸酋助兵要赏，辽抚沉机密算，定出万全。特戎心叵测，意外宜防。兵家自恃而不恃人，在一申警之耳。”上是之。此时袁崇焕虽无掌握全局之权，然其认识最为清醒，判断也最为明确： 臣见奴儿哈赤自宁远败后，不能遽举者，势也。阳为渡河西向，以懈炒花。炒果堕其彀中，不备，奴得尽驱其众。彼又借攻炒之威，以安其部落之心，且劫黄毛达子哈儿慎为之用。养成气力，必倍于今春攻宁（远）之势，乘秋冬野有可掠，方行入犯。 而说者俱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人虑，臣初亦虑之。然按其起兵至今日，非万全不举。彼岂不知有此奇道可乘哉？然奇道亦险道也。奴酋宁得而不守，无守而复失。此酋之稳处下著，臣最苦之。然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若西虏炒花五大营，犹近奴穴，众可七八余万。奴近克而取之，遗其部落望西北而奔，以依虎酋。奴得其部落生畜无算。炒（花）之版升，夷汉杂处，穷而归我，亦二千余口。照边约汉人归汉，而移之前屯，简强者为兵，分插各堡；若夷人，照夷人还夷之约，以不开汉过而已。 今炒花被攻，而我之藩篱稍撤。幸炒尚在，臣故宣谕虎酋厚存之。后酋以奴贼，四月报急，遣其台吉桑昂寨率诸头脑领兵相助，已抵近边，离宁远七十里，连营二三十里，俱驼带盔甲。臣差人出边慰谕。旋报奴攻炒花，而撤回以自固。小赏之酒食千余两，感而不争，与向在广宁称助兵，而率额赏五万颇不同矣。 虎（酋）带甲可数十万，强与弱，奴非虎敌。然奴百战枭雄，虎无纪律，乱与整，虎又非奴敌。臣故亲出，厚遣其领赏之人，嘱其无与奴野战，脱有急，移于我之近边，彼此声势相倚重。虎感皇上多年豢养之恩，且自图存，必不折而入奴。若哈喇慎之三十六家，最称狡猾，自督臣王象乾一抚之后，顺多逆少。今日之计，我方有事于东，不得不修好。而西虏即未必可用，然不为我害，即已为我用矣。岁费金钱数十万，其亦不虚掷乎？西款不坏，我得一意防奴。 得旨：览奏，夷虏情形具见，防御有法。 崇焕肯定王象乾抚御成效。虎酋即林丹汗，外强中干，而与金国为死敌，必不至于为金所用。西虏炒花五大营，即清所谓喀尔喀蒙古五部，其于金时顺时逆，为努尔哈赤所攻，颇有附明之意。黄毛达子哈尔慎或哈剌慎即朵颜之别称，朵颜终努尔哈赤之世未与金国发生密切关系，虽“最称狡猾”，然亦非不愿接受明朝抚赏，故明金双方皆应及时争取。在抚赏朵颜三卫一事上，袁崇焕并不附和昔日统帅孙承宗，而赞成主抚派，但又不同意一昧迁就察哈尔以各部抚赏并给之，而必欲恢复朵颜三卫并行抚赏。 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进犯锦州、宁远，明军处境严峻，袁崇焕自然需要得到蒙古军队支援，“且令王喇嘛谕虎酋领赏夷使贵英恰率拱兔乃蛮各家从北入援，无所不用其力”。同时建议乘察哈尔要挟抚赏而令其与朵颜三卫和好：“西虏连年与诸部落相安于无事，而各领各赏。自今春并（泰宁部）炒花而有之，又朵颜各家与宣府之报正合。虽其犬羊自相吞噬，然敌之大，我之忧也。在以威德宣谕，令其仍立五大营之后，使为我藩篱，庶炒花即播越而故物不失，我即费赏而国法益伸。乘虎酋领赏而多方与之讲詟，合三十六家与都令、乃蛮之好，不致逆以激之变，此臣意中而未敢必者也。”随即重申察哈尔之不可信，绝不能令其独大：“虎酋忽并炒众，无异奴并南关。今领赏且盈万人，明知我有东患，而挟我以曲遂其私心，必欲得炒赏而后已。臣颇得要领，因而借赏以存炒，方在讲詟，数日内自有着落。独惜赏物不凑手，旷日生端，何暇加遗于伯酋与三十六家。宣镇虽有警闻，臣敢保其无虞。虎既不能南牧而患边，安得东向而攻沈？” 欲迫使察哈尔与朵颜三卫相安无事，未免一厢情愿，但不废三卫抚赏，与察哈尔互相制约，皆为我藩篱，不可谓非崇焕之卓识。而令他为难的是权力有限，抚赏之事并不操于自己。“赏物不凑手”，仅一泰宁尚且难以措办，况朵颜三卫全部。其后任督师时设法变通，却又为自己埋下祸胎。此时崇焕认为，金国若再犯明边，仍将攻宁锦，而暂无可能假道蒙古，抚赏三卫正是时机。这一判断果为次年皇太极破关攻明所证实。亦证明“西虏即未必可用，然不为我害，即已为我用”这一判断的正确性。虽金国暂无假道蒙古的条件，但并不等于说将来亦无此可能，从袁崇焕后来的疏奏看，他确实存在此种担忧。 4.崇祯举棋不定与本末倒置 察哈尔林丹汗自天启六年即欲西迁，次年春劫掠朵颜三卫，迫使东部诸蒙古重新选择出路。若不能内附于明或以明为奥援，即谋求投向金国。正如袁崇焕所言：“虎酋新并抄化，意殊叵测，都令、赛令新通于奴，而仇于我。”塞外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莫测。与此同时，金国重新对明采取攻势，兵锋直指关宁，双方形势骤然紧迫起来。争取蒙古诸部也愈显重要，故如何权衡利害、计虑长远，考验着明统治者的智慧。 林丹汗众叛亲离，已成强弩之末，既无力牵制金国，亦不可能对明朝边境构成重大威胁。当时陕西道御史李柄看得很清楚：“插部受赏辽东，今已十年。虎墩兔嗜利好色，驭下无法，众部落如都令、色令、拱兔等咸散。于是插酋动西行之念，谋报哈喇慎向年仇隙，一举而攻溃哈喇部落，乘胜西攻宣镇边外白酋等，又乘胜西攻大同边外顺义王卜石兔，致卜石兔不支西遁套内暂住。而插遂在宣大时东时西，随水草住牧。此数月来情节也。宣大边外原非插巢穴，彼安能保白、卜等之不攻其后？则挟赏而来，受抚而去，亦自可预料。如谓志不在赏，原在入犯，则西来数月矣，何不即犯，而直待我有备始犯乎？”其识见胜于王象乾。明廷若能明晰此一形势变化，即当及时调整方针，即将抚赏重点转移在朵颜三卫上，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可惜明廷狃于积习，昧于识见。或以为察哈尔强盛，犹足以对抗金国。最荒唐莫过于兵科给事中李鲁生疏言：“插酋虎墩兔憨（林丹汗）近与西虏哈喇慎白言（伯颜）等称兵。欲救，则立挑北虏之衅；不救，则坐失西虏之心。闻虎酋素狎奴，奴强，实虎忌也。前广宁未溃时，曾共约灭奴。果能遣谙习情形者，晓以利害，大申前约，虎酋必听我。听我而西虏获免于祸，且又德我。倘虎酋从黄泥洼击沈（阳），我从河上济师窥辽阳故墟，毛帅（文龙）更乘其惰归，邀之半渡，应无弗得志者。”而兵部尚书王之臣议覆时竟言：“应如鲁生言，择一人素为西虏所信向者，专领抚夷事，使虎墩兔憨罢西构之兵，仍令助兵四五万住黄泥洼，为捣奴之举。关宁再选精锐数万，使能将统之渐东。俟奴孽内顾返兵，则东江、登海便可乘此出奇，设伏张疑，或剿或袭。奴贼久疲于外，必不能当逸待之师也。”二人一唱一和，满以为抚赏林丹汗即将收到一连串奇效，使金国陷入困境。相较之下，倒是阁臣清醒，拟旨：“用虏攻奴，固是一策。然必我先能自用而后可以用虏。近日关宁尚自却顾，未敢轻谈。虏利财物，未必不即许为我用，以规近利。尔时我又未能自用，以用虏虚声恐喝，将无益增一番措置乎？”又幸赖袁崇焕持重，以“夏水方积，未可深入。而夷（金国）且聚兵以俟”回复。若依李、王之言，后果何堪设想！而又有另一极端者，以为明朝必非察哈尔之敌，除讲款之外别无他策。如福建道御史魏光绪疏言：“方今大患，无过边外插部、秦中大盗而已。插酋拥数十万之众，横行数千里，迫处近塞。以战则必非其敌，以守则必不能固，其计必出于款，而款必非旧额之所能得，少者十数万，多即数十万，此等大费，出于何处，不当预为会计乎？”崇祯优柔寡断，不见其利且复不顾其害，担忧察哈尔骚扰宣大，又虑财政日绌，而吝惜内帑更甚，仍惟以抚赏察哈尔以了眼前之急。而不知此时抚赏朵颜三卫对明朝更为紧要，故未能作出相应改变。 欲以朵颜三卫抵御金国，实难成事，而三卫一旦投靠金国，明将两面受敌，疲于应付，祸患无穷。三卫之有求于明者，不过抚赏市贡，即所谓“饭碗”、“一条白道”，此则明朝之能羁縻三卫而金国所不能者。金国所能控御三卫者有三：兵锋胁迫之，联姻笼络之，共同抢掠以利诱之。于三卫而言，前两者皆无实惠，以抢掠之物啖以余桃的联姻恩赏岂能持久，而后者目标非察哈尔即明朝，均有风险且不稳定。明朝固不能指望三卫全然听命，至少不应令其倒向金国，此不待辨而明。况抚赏朵颜三卫岁额不及二十数，较之蓟镇一镇年例仅约三分之一、河北五镇十分之一。而于所拟察哈尔赏银三十余万相较尚不及一半。若周济此费而成款局，以坚属夷内向之心，则诸部未必尽惟金国之命是从。但明朝万历末年以来军费日渐拮据，各镇连年拖欠。朝廷虽竭泽而渔，仍不过杯水车薪。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即使十数万抚赏费，于明廷也确是剜肉补疮。然与天启初所议百余万相比，实已大为削减。问题更在于，崇祯后来忍痛将“肉”剜出来，却没有补对地方。 崇祯元年五月，察哈尔五十骑抵宣府边外新平堡胁赏，被杀。林丹汗遂围攻大同，旋兵解。欲讲赏得胜口，为明廷所拒。崇祯本意，甚不以款局为然。而至九月，起王象乾总督宣大，委以“款虏”之事，所忧仍在察哈尔部，惧其与西部卜石兔等联兵犯边。崇祯命象乾“往与袁崇焕共计”。 时袁崇焕任蓟辽督师，显然更为重视朵颜诸部，主张亟加抚赏： 宁远三面临边，必战必守之地也。其逼处于我，为患切肤者，哈喇慎三十六家也。督臣王象乾知大计，令番僧王喇嘛、游击张定往致三十六家，三十六家如约；令祖大寿致拱兔，朱梅致都令，亦如约。虎见各部内附，亦孤而求款。（中略）三十六家流离失食，我之边人不肯为存恤，故东附（于建州），且欲借力抗虎。此今日边情大概也。 今西部无存，东患我独当之。若东若三十六家寝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祸更烈。臣窃忧之，于本月十九日调三十六家至边，臣同道臣郭广亲谕之，彼亦直认不得已之故，窘于无食之穷，凌弱之虎，故求为与。为今之计，急修我备，务诱致之。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若不可致，则相机剿逐，无令逼处，自贻伊戚。 察哈尔林丹汗西迁凌虐喀喇沁、喀尔喀蒙古诸部，明廷得知在上年五月。而据袁疏，当初诸部蒙古本欲入明境内安置，而为明边将不能善处之，故不得已乞援金国。袁崇焕显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故仍欲挽回，召三十六家至宁远以抚谕之。“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即针对七月间崇祯断绝蒙古各部抚赏、九月又重新商讨而言，希望崇祯不吝赏金，以争取稳住朵颜三十六家。袁崇焕固欲亡羊补牢，然其对于朵颜、金国双方关系的判断并不错。 崇祯元年五月前后，正值明朝方面人事更替，蓟辽总督阎鸣泰撤职，继任张凤翼方赴任山海关；蓟辽督师王之臣三月罢，新督师袁崇焕尚未至京，赴关门更迟至八月初。原负责抚事之王象乾正丁忧，起复尚待九月，抚赏一事暂无着落。以上方面大员的职务变动原因很复杂，不见得都具有合理性，关键是失去了争取朵颜诸部的时机。五月，朵颜与察哈尔战于敖木林，兵败后欲投金国，既闻之明总督张凤翼，而凤翼又移书劝止，则似事情尚未至不可挽回，但未见有更积极的措施，或正待庙堂决策。不出两月，张凤翼为喻安性所代。崇祯敕喻安性：“与新督师袁崇焕悉心筹划，一洗积弊，以宁边患，纾朕宵旰之忧。”但此前七月，明崇祯决定取消对蒙古诸部的抚赏，则是将喀喇沁推向与金国结盟的决定性一步。 《国榷》卷89，七月癸未：“初，广宁塞外有炒花、暖兔、贵英诸虏，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夷，所云西虏也，皆受我赏。建虏虽强，其势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谓通建虏，并革其赏。诸夷已哄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胡群起扬去，乃尽折入建虏，不受汉索矣。”即指七月断绝朵颜三卫抚事，且将加罪阑入边境之蒙古部众。个中曲折反映在《清实录》，即天聪二年八月喀喇沁方与金议和，距苏布地当初致书皇太极已过半年。明边臣之所以亟亟争取朵颜，不完全是无的放矢。结合明金两方面记载，可以对此段史实有较为深入的理解，金国方面积极而灵活的姿态，与明廷的颟顸而轻率恰成鲜明对照。 九月崇祯重新起用王象乾议抚象乾所谓“朵颜三十六家，此日亦当联络”，其意或在令朵颜无争，与察哈尔共受明约束，以加强掣肘金国。其时皇太极正联络诸蒙古兵伐察哈尔兴安岭，明廷又棋输一着。现存史料未见抚赏朵颜三卫形成定议。苟明乎此，即知袁崇焕虽欲笼络朵颜诸部，亦难有作为。试观崇祯所为，先前元年欲拒绝抚赏察哈尔，然后并朵颜诸部一并停赏；继则二年初又欲安抚察哈尔，当时反对抚赏察哈尔者不乏其人，崇祯皆不听，一意安抚。而于朵颜诸部，则置之不顾。明廷如此短见，反复无定，焉能与皇太极争胜！ 虽然王象乾在崇祯面前援引袁崇焕支持抚赏察哈尔，很可能是崇焕了解庙谟已定，不欲另持异议，令崇祯反感，或希冀借抚赏察哈尔争取对朵颜三卫的抚赏，并不代表崇焕仍以为察哈尔能左右辽东局势。事实上，崇祯二年四月察哈尔款成，八月间已开始西迁河套，虽暂时解除了宣大的威胁，然于蓟辽形势的影响基本消失。后来皇太极大军入关、林丹汗反而趁明廷焦头烂额之际举兵要挟。明廷数十万抚赏或所谓折价“买马”，完全打了水漂。 5.袁崇焕为苏布地“储粮”辨 崇祯为满足察哈尔贪欲而停止东部蒙古诸部抚赏，意味放弃与金国争夺东部蒙古控制权，不啻在金国之外又于北边树敌，加剧边境压力。袁崇焕身为前线统帅，亲临其境，见识自与庙堂不同。但也只能在自己的权限内极力周旋，不令朵颜等深怨于明，转而协助金国，此即后来“通敌勾虏”之罪名。 《国榷》卷90，崇祯二年三月丁巳，“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师袁崇焕开粜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前半段云朵颜遭受饥荒，苏布地请求袁崇焕互市，为事实描述。所谓三卫半数投入金国，当即前述苏布地率部投靠金国而被“诏还旧牧”事。至于求援于明朝，是否边臣俱不可，独袁许之，无其它史料佐证。而后半段苏布地借此为金国储蓄粮米，以便入秋内犯，则纯为主观判断且近乎罗织。 《国榷》同卷：“是月，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虏十五万骑犯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入犯也。问之，曰：往朝鲜矣。抵高台堡，知□□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虏积谷。”以下全引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陈仁锡使辽东》一节：陈至宁远，遇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二人谓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昵之。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开市，止二千卒，不及备，夜半可刺也。盖建州哨在束不的内，计四百余人，不挟弓矢。插汉远在漠北，驰救不及。斩头寝内，边警息矣。失此机会，四月间命将先至，秋冬诸王子几支入，必舍辽而攻蓟，宣动天下之兵，何益？”仁锡言于边臣，甚壮之，竟不果。后大清兵入攻，俱如二生言。云云。此段出自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集》，《海集二·宣诏山海关辽东都司纪事·与宁远武进士门生料束虏必引奴入犯》。陈仁锡虽亲至辽东，然集中记束不的事，则多得自传闻。其述朵颜与察哈尔关系，自相矛盾，无足可信。至以己巳之秋金国及诸蒙古兵攻明，乃苏布地与皇太极长期之精心预谋。前文既考证皇太极出兵之初漫无定见，攻明是半月后中途临时决定，则知其说尤谬。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哈喇慎三十六家向受抚赏，后为插汉所迫，且岁饥，有叛志。崇焕召至于边，亲抚慰，皆听命。”所记为崇祯二年三月事，盖崇焕尽力安抚，朵颜三卫已有诚意。《明史》一书为清朝官方审定，其于明清之际尤严，绝不允许虚美崇焕。既不惜著录皇太极以反间计除崇焕，若崇焕果纵容苏布地贮粮以俟金军入关之用，焉有不传喧之理，仅此一条，即可置崇焕于死地，何待北京城下施用未卜之反间计？然崇祯既有断绝抚赏之严令，则崇焕已有违命之嫌；加之关宁连年欠饷，宁、锦两镇先后哗变，辽东巡抚毕自肃竟为叛兵侮辱逼迫至死。崇焕之镇后，第一件事即安辑七月的宁远兵变。解决欠饷为当务之急，故连疏以催：“请速发关内外积欠七十四万金及太仆寺马价并抚赏四万金，以无误封疆，仍请敕饷司及各道悉听纠劾，以一事权。俱从之。”到任三月之后，即蒙崇祯亲自批发十五万两，然又新欠五十三万两。然朝廷亦只能挪新补旧，“关内外向缺八九两月饷，昨取发帑及户部新解，仅可补完八月，而九月尚缺。从此陆续解去，不过补完九月。目今十月矣，转盼又是十一月，则关宁终欠两月之饷，是户部终日解银，关宁终日缺饷也。”崇祯二年四月王象乾与察哈尔达成抚赏，已在崇焕召朵颜三卫予以安抚之后，而史籍中仍不见有恢复朵颜三卫抚赏之记载。《初学集》卷65《申用懋神道碑铭》：“新城王公（象乾）总督宣大，请款插以制奴，公力主其议。王公病免，三十六家束不的未受款，王公荐公自代，不果。公叹曰：‘祸未艾也！’。上蓟、昌修攘大计疏，厘为八事。己巳六月，束酋果以议婚为名，导奴大入。”六月苏布地与金国联姻，引导金国攻明，是牧斋误信，然为崇祯二年朵颜三卫未与察哈尔一体抚赏提供了佐证。 明乎崇焕此际处境，若云其竟置军心于不顾，独犯众怒而全力接济朵颜，听其窖粮，以助金入犯，崇焕即至愚，恐亦不至于此。崇焕亲密部属若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朱梅等皆有识之士，不加劝戒，而竟与崇焕通同昧心之事，或尽为崇焕所愚，有是理乎？按史籍，所谓接济苏布地，约有两端： 其一，崇焕欲以未发之抚赏银购买马匹，但此事尚在与兵户二部商议之中。而据后来兵部职方主事周梦尹上言：“自天启二年辽抚王化贞冀借插以御东，遂有抚赏之议，岁额三十四万，取之兵部者二十二万有奇，取之户部者一十二万有奇，此定数也。天启六年后，插赏既停，已解者多为官吏侵私，其在户兵两部者，若为无主朽物。崇祯元年，袁崇焕经略辽东，借以买马，皇上特允所请，敕发四十九万。明年插款（即崇祯二年重新抚赏察哈尔）既成，崇焕复取兵部八万金，并辽东所贮赏物，按季给之。”所借银两，原应从辽镇年例中偿还，崇焕被逮，已不能追问。此即崇焕借抚赏银买马始末，所谓“崇焕复取兵部八万金及辽东所贮赏物按季给之”，对象乃是察哈尔。至于买马一事，原于辽镇、朵颜两便，乃崇焕于抚赏已停之后的变通之法。若崇焕擅自接济朵颜，被逮之后，朝廷必不至如此措辞。而另据《明史》卷92《兵志四》：“辽东督师袁崇焕以缺马，请于两京州县寄养马内，折三千匹价，买之西边。太仆卿涂国鼎言：‘祖宗令民养马，专供京营骑操，防护都城，非为边也。后来改折，无事则易马输银，有警则出银市马，仍是为京师备御之意。今折银已多给各镇，如并此马尽折，万一生变，奈何？’帝是其言，却崇焕请。”则崇焕欲买马借以安抚朵颜之策，实已胎死腹中。朝廷死守祖训不肯变通，崇焕赏金何来？崇焕幕僚程本直有一段议论，意谓崇焕欲守关宁，必蓄养兵马，然兵马强壮，非仓卒能成，皆须时日。故崇焕不拒绝金国议和，虚与委蛇，意在争取时间。“崇焕之言曰：敌以款愚我，我亦以款愚之也。”故本直认为：“款之为言，缓也，所以缓彼而急我也；谓款之有害于兵也，愚也。”“款敌正不必为崇焕讳也。”则知与金国讲款，向朵颜买马，或市米换马，皆崇焕争取时间以谋自强之道。款敌既不必讳，买马市米又何须讳。 其二，崇焕既要安抚朵颜，然赏金无出，又值朵颜饥荒求援，约曾卖米于朵颜，即所谓“市米”。关于此事有两段史料：钱谦益《孙承宗行状》：崇祯三年收复永平等四城之后，有“西虏锁合儿所部来乞赏，（辽东巡抚丘）禾嘉收置墙外，遂夸诩入奏曰：‘行抚赏于駾喙之后，以夷致夷，即以夷攻夷，此豢龙饲虎之手也。’公驳之曰：‘往以吊丧愚奴，而为奴愚；以买米愚束，而为束愚。今之愚虏者，安知非昔之愚奴、束者乎？’”承宗所言，即指斥袁崇焕借为辽东买米而接济朵颜苏布地。又，《崇祯长编》卷31，三年二月丁丑：“兵部尚书梁廷栋以李逢申劾其虚名无实、浮气未融，不如原任尚书王洽早识，能驳款议，因具疏辨之。谓袁崇焕关市买米时，臣方在山海，见其举动乖张，知必坏国事，遗书枢府，令早为之所，而后王洽始有禁米驳款之疏。是王洽之早识，由臣点破。而逢申见王疏，未见臣书，故云然耳。谨将书揭进呈，帝报闻。”是知即使崇焕有买米款虏之举，时间亦必不长。而流传民间，遂成崇焕明知苏布地为金军储粮，而仍予以接济。 朵颜三卫分部于蓟辽两镇边外，安抚朵颜必须与蓟督协同行事，而新督喻安性并不在崇焕节制之内，恰又逢蓟州兵当年二三月间因欠饷哗变。军饷节年拖欠，士卒枵腹难撑，稍一迟延，各镇效尤，将成连锁反应，封疆大吏内顾且不暇，即或崇焕输米朵颜苏布地以示怀柔，数量亦必极其有限。然而崇焕的苦心皆作画饼，竟成罪名！明廷最终结怨朵颜，其谁之咎？而一旦有失抚御，朵颜诸部即可能犯边抢掠，或为金国所用，联兵内犯。凡此皆情理之所必然。“其为祸更烈”，前引崇焕上年十月疏中实已备言之矣。与陈太史先刺杀苏布地、剿灭朵颜、然后捣巢建州之高论，相去岂以道里计。至谓苏布地于朵颜诸卫匮乏之余，竟一意为金国、蒙古大军储积粮食达半年之久，而所以能如此，又得自袁崇焕之助，无乃不近情理之甚乎！甚则以金军先头部队已至朵颜内部，自春徂秋，潜伏待发，则又无异悬度。 揆诸明万历以来史实，抚赏蒙古，诚不能保其必无进犯，且尽为我用；而诸部之所阑入境内劫掠，或因明朝暂停抚赏，或冀以此增加赏银，其意皆在赏银、物资而已，而不在得明朝土地人口。若断绝抚赏，致使其无望，则明朝边境无宁日。“夫虏不与我合，则必与奴通。小路不防之处，皆奴眈眈之地，皆可虏也，则奴何以不来也。”殷鉴不远。乃书生辈徒弄口舌，竞相诡计奇谋，与朝士所谓尽驱属番以扩充疆域之阔论宏图，鼓桴相应，而于此卑之无甚高论，了不着意。 三 金军顺利破关与蓟镇防御再检讨 1.蓟镇三协分布失当 据《清实录》、《满文老档》，天聪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丁丑夜，金军突破长城隘口，左翼克龙井关，进至汉儿庄，招降潘家口；右翼克大安口，继克马兰营、马兰口。次日戊寅，皇太极进入洪山口。各处皆未遭遇明军有效抵抗。然后歼灭山海关援兵，合军克遵化、三屯营。诸口由东迤西，为汉儿庄、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马兰峪。汉儿庄在迁安县西北，其余皆在遵化县，并属蓟镇三协之中协。龙井关内即中协驻所三屯营，在遵化县以东。三屯营东北外缘为喜峰口。皇太极得以瞒过袁崇焕，实因原拟由蒙古地区西进攻略察哈尔，南下攻明乃中途改变。而祖大寿言：“臣在锦州，哨三百里外踪迹皆知。讵意（皇太极）忌臣知觉，避臣邀截，乃从老河北岸离边六日之程潜渡入蓟。”而不知其中缘由。 皇太极大军之所以轻易破关，一时所向无敌，实由于明蓟镇防御非但薄弱，而且失调： “蓟镇边分东、中、西三路。东路帅驻台头营，所急者四：曰山海关，曰石门砦，曰燕河营，曰建昌营。中路帅驻三屯营，所急者四：曰太平砦，曰喜峰口，曰松棚谷，曰马兰峪。西路帅驻石匣营，所急者四：曰墙子岭，曰曹家砦，曰古北口，曰石塘岭。”即三协所辖十二路。“蓟州自山海关而西，至居庸（关）之灰岭，隘口共一百二十处，相去约二千一百里。”防守殊为不易。境外为朵颜驻牧地。“三协各关口，虽无处不险，而平原大川，可容数十万大举入犯；又当贡夷出入之路，则喜峰、潘家口为最。皆中协地也。” 蓟镇于九边中号称雄镇。“山川之阻，墙台之坚，独甲于诸镇。迩以抚赏之故，苟且目前，一切据险修边之政，都置而不问”。蓟镇边备废弛，并非始于察哈尔部讲款。万历间即有“蓟镇实神京肩背，藩篱一决，则烽火达于甘泉。徒驱无衣无食之卒，以当十方方张之虏，所谓腐肉之齿利剑，必无幸者也”之说。日后虽疏奏屡屡，总无改作。天启初为防辽，蓟镇更为削弱。兵部尚书王象乾疏言防秋：“蓟昌拥护陵京，与各镇虏情原不同。近滦水以东，视蓟门为家当，闻惊设防，倍于各边。即神器、火药，大半乌有。贡夷来往，不改鸱音。东西二协，虎酋乞炭孩妄觊加赏，中协骆驼遗孽，窥伺喜峰诸口，燕河、建昌二路，以扒墙传烽，不一而止。”经略辽东王在晋述沿途险要，于蓟镇尤为担忧：“关门以内，隘口甚多，守军徒挂虚籍，营马皆下驷，有可守之地，而无可守之兵。先是，见蓟镇总兵许世臣，一一讯各边武备，谓各边铳炮器械火药弓箭，皆挪借援辽，辽不能存，而各边有阽危之势，甚以辽民充塞，酿成腹心之患。”直隶巡按御史潘云翼疏言：“近据塘报，东夷假道谋犯，已有情形。至于喜峰诸口，言之殊可寒心。夫喜峰一口，可通万骑，夏秋时河水作金汤，冬来冻结，即无所恃。且青山口、□家口、董家谷、铁门关，处处皆冲。本路主兵合马步应援官军，仅六百有奇。秋防分布，合主客南北官军，仅六千有奇。若不亟议蒐调，严为设防，倘误事机，噬脐何及？”防御薄弱，可见一斑。孙承宗经营辽东之后，以蓟镇“精锐尽调以东。关内单弱，不得不募新兵，乌合之众，未习操练，不逃则盗。先年有墙台烽堠，明暗尖哨，近来水面倾圮，班军尽赴山海，三年未筑”。“蓟镇军士，年来虚耗于援辽，逃亡于粮薄，精锐几空”。至天启六年：“山海关太监刘应坤巡边查阅兵马数目奏报：因言桃林口等处城堡倾颓不堪，喜峰等口又无水门可恃，万一东西告警，声东击西，山海虽坚，恐无所赖。”而朝廷经费难继，一昧裁减，兵丁马匹粮草短缺，实不忍言。故虽形似严关，实则内里腐朽，不堪一击。 皇太极大军得以顺利入关，又与三协布置变动有关。山海关行政区划属辽东都司广宁前屯卫，而地望属永平府抚宁县东北，防御上为前屯与蓟镇东协交接点，蓟辽兼辖。而中协三屯营为蓟镇总兵所在，亦须兼顾关门。两协兵力虽不为不多，而彼此之间却呼应不灵。天启初年顾虑金军从关门、蓟镇之间偷袭，故主张“山海、蓟门首尾联络，以成常山之势。此备御之急著也”。于是有蓟门三协如何分布协调之议。承宗以枢辅阅师，提议蓟辽分设大将。以三协仍各辖原四路，但东协升为总兵，移驻山海关，东协四路尽为关门之用；中协驻遵化县东之三屯营，而以西协移驻遵化。 而经略王在晋、总督王象乾对此有疑义，以为东协原驻永平府属之台头营，本为山海关之援，今改移山海关；而中协升为总兵驻三屯营，却去山海关有四百里之遥，于应援为疏。而西协移至遵化，“去三屯仅六十里之近，于建牙为赘”。于是提出将东协四路分为二，分驻山海、永平；而将中、西两协合并设一总兵统之。部议时，署兵部事张经世与侍郎陈邦瞻赞成王在晋、王象乾。然承宗坚持原议：“盖臣之意，欲聚天下文武豪杰于东北，以相机挞伐，而先严防守。假奴窥山海，我当厚集其阵以直塞之。奴知山海有重兵，而捣瑕于桃林、冷口诸冲，我又当密布其势以横塞之。故棋布三将，各握重兵。”后因原拟西协总兵许世臣被劾，改任孙寿祖时仍驻密云之石匣营，算是一点妥协。朝廷最终采纳承宗之议，亦顾全在晋、象乾的意见。 象乾坚持西协不调往遵化而仍驻密云境内东北之石匣营，或有护卫总督府所驻密云之意，遽难断言。石匣营与昌平镇互为犄角，固自有一层保障，然距三屯营约三百里之遥，彼此很难及时照应。孙承宗也承认：“关门之议虽同，蓟门之见未合。”后来皇太极大军破遵化、三屯营，却未见石匣营来援，或以此。而就中协而言，由永平西移至遵化三屯，显然是在加强关门的同时顾及蓟镇中段的防御。但与驻关门之东协山海关相距约四百里，较之与西协应援更难。 2.蓟辽总督驻所东移与总督暂缺 蓟镇中、东二协既相距辽远，而三协各升为总兵，一旦事有缓急，能否及时呼应，谁来协调，也都是问题。即如潘云翼所言：“三协原属一体，旧制互相应援，总隶三屯镇守，居中而调度之。顷以协守改镇，遂至权并势分，调度不行，策应何望？甚至烽火断隔，畛域攸分，非旧计之得者。今后有警，乃互相应援，协力拒剿，尤为今日蓟门要务。”得旨：“所奏深切边防，该部作速议覆。”即指出三协原由中协调遣，而改镇之后，彼此不相属，只能由蓟辽总督统辖。所幸者天启年间蓟镇尚无重大边警，迨天启六、七年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度兵犯宁锦，辽东为众目所注，蓟辽总督所重便更在山海关一线。 明设蓟辽总督，驻密云，蓟、辽两镇皆受其统辖。天启六年三月，阎鸣泰任此职，次月疏言：“祖宗设立总督一官，开府檀云，节制四镇。”自有辽事以来，明廷防御尽在关门以东宁锦方向，于是有经略、督师之设，而总督职责未变，颇有叠床架屋之嫌。为人所忽视的是，大约从天启六年初起，蓟辽总督驻所已从密云移驻关门。《熹录》卷68，天启六年二月壬寅，总督蓟辽王之臣疏言：“臣驻宁远，与镇道诸臣图善后之策。”王之臣以总督移驻宁远或以次月为经略督师，自当在关外。阎鸣泰继任总督，试观四月筹备辽东防御诸事宜，亦必身历辽东，而无株守密云之理。卷70，四月己亥，辽东巡抚袁崇焕疏：“奴贼狡然思逞，我之应防，亦维此时。臣待罪此方，只有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惰以为用。关内则有督师及镇守内臣、道协为守，隐然虎豹在关，不患后之不劲矣。总兵赵率教尽带关内兵马出壁前屯，以捍关门，以援宁远，精密坚饬，臣无可虑。”时崇焕驻宁远，所论皆为辽东之布置，疏中“关内则有督师”，当指督师王之臣驻山海关，与蓟镇山海关总兵赵率教所辖各路驻扎在此亦称“关内兵马”，为同一个意思。又可知兵部尚书王永光谓经略、总督与巡抚“关门内外”，仅山海关一门槛之隔，蓟镇总督随时可赴关门。《国榷》卷88，天启七年正月己卯，御史智铤建议：“调王之臣于密云，专御西虏；调阎鸣泰于关门，责之御东虏。下部议。”《明通鉴》卷80，天启七年二月：“朝议以崇焕、之臣既不相能，召之臣还，罢经略不设，以关内外尽属崇焕，并便宜从事。”经略虽去，而崇焕亦不欲总督掣肘。《熹录》卷81，二月癸卯：“吏兵二部会议关宁督抚事情。得旨：关宁重镇，近因督、抚二臣形迹不化，议论相掣，……今依卿等会议，召还督臣，资其筹策，关门兵马，听宁抚兼制调度，受其成算。蓟督（阎鸣泰）无事则照旧驻扎，有事则移驻关门。”同卷二月乙巳：“蓟辽总督阎鸣泰疏言：臣闻警来援，行次北平，接巡抚袁崇焕手书，云：‘奴子之遣兵，为护送夷使过河，原自无他。’臣乃提兵回镇。然中途揽辔揣摩，寻思累夕，殊有未敢即安者。”即不欲从关门回驻密云。五月，皇太极大军来犯，宁锦之战方酣，崇焕欲身赴锦州，“且敕督臣阎鸣泰移镇宁远”，则鸣泰又当在关门之外。此战结束，袁崇焕即罢职。朝廷以“王之臣代为督师兼辽东巡抚，驻宁远”。而总督阎鸣泰一时总辖关外诸军事，批评巡抚袁崇焕种种布置不当，不可能返回密云，实已移至关门。总督驻扎关门，中、西两协总兵总需有人协调，不致各自成为孤垒，稽诸史料，实以顺天巡抚刘诏代理蓟镇防务。 方面大员的人事更变，也进一步影响到蓟镇三协。天启六年初，宁远之役中，辽东两总兵赵率教与满桂失和，崇焕亲率教而疏满桂：“既称（满桂）群情欠调，暂准回府候推别用。其宁远防御事务，著左辅以原官管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给印信缴进。关门内外大小将领俱听赵率教调度，以便责成。”而督师王之臣倾向满桂，故深致不满，疏言：“若抚臣有不足满桂之心，当与臣早一商之，或将两将互相更调，或以满桂用之山海，听臣调遣，似亦无不可者。乃去之唯恐不远，似稍欠宽和。”朝廷只得以满桂“暂准回府。既称将才难得，山海需人，应何委任，著兵部酌议来说”。崇焕寻悔之，乃以满桂为山海关总兵，“兼辖四路”。《明史》卷271《满桂传》与《熹录》大致相同，且有“命桂挂印移镇关门，兼统关外四路及（蓟镇）燕河、建昌（二路）诸军”，系此事于当年闰六月。同卷《赵率教传》：“（率教与桂）两人遂有隙。中朝闻之，下敕戒谕。而桂又与崇焕不和，乃召还桂，令率教尽统关内外兵，移镇宁远。”即改任宁远总兵，以山海关总兵属满桂也。次年五月宁锦大捷，满桂率山海关大军赴宁远，与率教并有功。 迨崇祯元年袁崇焕起复为督师，八月赴任，即更议“全辽昔只总兵一员。自发难，更设无定。臣向为巡抚时，议关内关外各设总兵一员，与督臣王之臣见合。（中略）终不若臣前议关内外各一员为妥。”具体而言，即以原蓟镇东协之山海关、石门营二路合关门前屯隶属平远将军，驻山海关；同时以征辽前锋将军统辖关外宁锦，实则两总兵皆在防守关宁，即所谓“内肘不掣”，“关内外不分两见，外援而内愈坚”。而还东协之燕河、建昌二路与蓟镇，故蓟镇中、西二协八路加燕河营、建昌营二路，凡十路。然山海总兵此时全力支援关外宁远，毕竟加强关门而削弱蓟镇。《明史》卷271《满桂传》：“崇祯元年七月，言官交劾之臣，因及桂。之臣罢，桂亦召还府。适大同总兵渠家祯失事，命桂代之。”其山海关总兵则由率教继任。《赵率教传》：“崇祯元年八月移镇永平，兼辖蓟镇八路。逾月，挂平辽将军印，再移至关门。”即是崇焕坚持之结果。率教改镇关门，遂与三屯相去四百余里之遥，其间再无重镇。而就兵力而言，关门与宁远相去甚远，“宁远人心殊壮”，“至榆关人情则异于是。将不习于斗而习于奢，卒不善于攻而善于掠”。岂知次年抗击皇太极入关的并非宁镇，而是山海关总兵赵率教。而蓟镇方面则迟至七个月之后，方任“朱国彦镇守永平蓟镇，专管马、松、喜、太、石、曹、墙、燕、建十路，兼备倭（当作“奴”）总兵官。”驻所在蓟州东百二十里之遵化县境内三屯营。西协则仍旧置副将，分辖原属四路，隶属于三屯营总兵。同时以尤世威为昌平总兵官，以从西面配合西协。 三屯营、山海关各设总兵，彼此不相隶属，原并受蓟辽总督统辖协调。然而，当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大军入关之际，蓟辽总督一职似属空缺。此前，崇祯元年六月，蓟辽总督阎鸣泰以建祠媚珰削籍。尔后总督张凤翼为时甚短，八月喻安性接任，皆史有明文。至次年二三月间蓟州兵变，安性仍在任。然何时卸任，史籍失载。《明史》卷248《刘策传》：“崇祯二年夏，起故官，兼右佥都御史，总理蓟辽保定军务。”卷259《袁崇焕传》：“时（崇祯二年皇太极大军）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似喻安性之后，蓟镇军务即由刘策接管。然两《传》同出《明史》，究竟只能作父子证，而难言兄弟证。且《策传》所云“起故官”是上文之兵部侍郎协理戎政，抑或巡抚山西，不明，然四品“兼右佥都御史”似为巡抚之例，与总督例带兵部尚书衔稍有未符。参照其它史料，则疑点更多，但均不能支持刘策接替喻安性总督蓟辽之说。今推测崇祯二年三月蓟门兵哗变，蓟辽总督喻安性受到牵连去职，此缺未即补。而仿前阎鸣泰以总督驻宁远时由顺天巡抚刘诏代理军务，暂以河南按察使王元雅为右副都御史，“整饬蓟州边备，兼巡抚顺天”。驻遵化，以其协调山海、三屯两总兵。问题在设蓟辽总督时，顺天巡抚不过参与；督臣未补，便只能以巡抚暂时代理。更有力的证明是，《国榷》卷90，崇祯二年九月己丑：“督师袁崇焕以建虏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王元雅谓虚警，遣归。”袁崇焕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但驻扎宁远，并不具体负责蓟镇防务。设非王元雅为负责蓟镇防御最高官员，崇焕不至于专门遣人告诫。至于前述崇祯元年九月起复王象乾为宣大总督，职责在全力抚赏察哈尔，与蓟辽防务无与。总督、经略带兵部尚书衔，皆二品，元雅带右副都御史则为三品，且素无声望，骤膺重命，恐不副其任。参照后来孙承宗所言督抚并设诸多不便：“其督师与抚同体。而督师苦于隔抚以督镇道，抚苦于候督师以令镇道，其间反多牵制捍隔之病。”王元雅或以此未肯积极任事。从半年后皇太极破关的情况来看，确也如此。 综上所述，可见天启以来，蓟辽两线东强西弱的布局非但没有扭转，反而加剧。对此，巡按直隶御史陈睿谟巡按直隶时已发出警告：“自有辽事以来，庙堂之上率言辽急，至蓟镇一带，宽缓视之，臣不谓然也。论他日侵轶之势，恐不中于辽，而仍在蓟。论今日窥伺之情，似迫中于蓟，更甚于辽。何也？今之蓟，非昔之蓟也。盖自南北两关并后，所与接壤者为宰赛，为煖兔，已无存矣。西为炒花五大营，为拱兔，为小歹青，亦各有所属矣。蓟东墙外散处朵颜三卫之地者，则三十六家束不的等是，今震惊于插之凭陵，一惟颐指矣。过此则虎墩兔，于诸部最大，近以仇攻哈喇称，拔帐而西。自插之西也，凡附蓟而居，如顺义（王）诸族，若赶兔、毛困等皆破毁伶仃，而伯彦台吉，而卜吉兔，皆逃徙一空矣。由此观之，自（辽东）三岔河以至宣大，长边近二千里，谁一为之碍者？大有可虑焉。彼知关宁宿重兵难扞，必疾趋蓟。当斯时也，蓟门百千余隘口，纷呈其罅漏，而合受其必趋，危耶？不危耶？臣所谓蓟镇比辽倍急者，此也。臣观近日诸臣条上边事，言备辽，言备宣大，读之凛凛疚心。臣非不知之，乃姑舍之而独言蓟，迹似涉于张皇。不知辽东、宣大犹封疆也，蓟门则关系宗社。且宁远距京师千里，宣大尚有重关之隔，而蓟何如乎？一墙之外，便与之邻，朝抵壁而夕可及于辇下。庚戌往事，其明鉴矣。”时值察哈尔西迁，明廷既感到宣大面临威胁，又憾辽东抵抗金国顿缺助力，捉襟见肘，无力增强蓟镇兵力，只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惟有加紧抚赏察哈尔。结果如前所述，事与愿违，既拆了东墙而无又补于西墙。有鉴于此，即不难理解，何以袁崇焕一闻知皇太极出兵，即料定蓟镇危险。据崇焕军中兵部职方郎中余大成云：“先是，督师袁崇焕有疏谓：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然朝廷置若罔闻。 蓟镇兵变，其来有自。天启以来，每况愈下，然明廷了无改作之意。崇祯即位后继续削减兵饷，裁汰士卒。皇太极破关前夕，蓟门防御薄弱，可参毕自严《度支奏议》卷8，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具题《民兵尚无确数经费未见画一疏》。其云：“先，巡关御史方大任题为‘兵实虚而议汰等事’，奉圣旨：‘兵虚饷冒，动辄危词告急，年来积弊相沿，殊可痛恨！据奏，蓟密永三协官兵虚旷名数，饷额宜（溢）而反诎！’”其结果必然使军队积怨更深，迨皇太极大军入侵，不惜反戈相向，为外敌作先导。“自王应豸为（蓟门）巡抚，务为节省，将哨兵汰其大半。而所汰台哨诸兵骤革钱粮，资身无策，相率而为盗。前日既为鼓噪之倡，近日更肆勾引之毒。百年来豢养之兵，不侦敌而反为敌用，岂不深可痛哉！”其咎在谁？此前诸臣之建议岂尽为杞忧！ 3.金军破关与蓟镇中东两协 据清朝方面记载，天聪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丁丑皇太极大军破关，至二十九日庚辰，歼明巡抚王元雅从遵化增援马兰峪诸路援军。三天之内竟似有征无战，如入无人之境。而以下记载则与明朝方面互异。 三十日辛巳，金军围遵化，招降明巡抚王元雅，不从，十一月初三日甲申，城陷，元雅自杀。然据《国榷》卷90、《崇祯实录》卷2，遵化失陷均系于初五日丙戌。之所以有此分歧，即在于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入援被歼的时间彼此有异。这是皇太极军入关之后遭遇的第一场激战，《清实录》、《老档》均系于十一月初一日壬午，其意以歼灭赵率教而后方攻破遵化。但根据其他记载，这显然是错误的。 《明史》卷，《赵率教传》：“大清兵由大安口南下。率教驰援，三昼夜抵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令入，遂策马而西。十一月四日战于遵化，中流矢阵亡，一军尽殁。”是则率教抵达遵化以东六十里之三屯营当在十一月三日。而据袁崇焕揭帖：“臣于十月二十九日在中夜（后）所，一闻蓟警，即发援兵。而赵率教于臣牌未到之先，奉旨坐调即行。臣即以行兵方略遣游击王良臣驰书往谕，令其无轻视敌。孰知率教急于救遵，三昼夜驰三百五十里，至三屯营，而总兵朱国彦不容入城，遂纵马向遵。中途大战，遇伏中箭，坠马而死。良臣竟不能及。”三屯至关门三百五十里，而关门至中后所又有九十五里，三百五十里之程，率教急行军用三昼夜，是知即二十七日凌晨长城诸口方失，探报飞马疾驰抵关门，最早亦须至二十八日夜间。故率教得报虽先于崇焕，未必奉京师之旨，即仓猝整兵启程，故不可能早于十月二十九日。经三昼夜驰行抵三屯营，然不能入，其间必有交涉，而后再西行六十里至遵化，或已在次日，即十一月初二日。《清实录》卷5，记金国方面闻知率教“以精兵四千来援遵化，哨兵以告，贝勒阿济格等率左翼四旗及蒙古兵奋击，率教等败走，阿济格追之。会上率数骑往遵化，环视攻城之地，遇明败兵至，随掩击之，赵率教为阿济格所斩”。战斗过程甚详，然系之十一月初一日壬午则显误。率教被杀，在战败逃亡之时，或在初三。《国榷》卷90系于初四日乙酉，与《明史·赵率教传》同，有其合理性。然以遵化城破、王元雅自经系于次日初五丙戌，似稍晚。 据兵部转呈袁崇焕疏言：“臣初五日行至抚宁县，知遵化城被克。”崇焕大军十一月初三日方进山海关，初四日出发，则行经两天一百八十里，方至永平府抚宁县。而遵化至永平府迁安县一百五十里，迁安在永平府西北四十里，抚宁在永平府东八十里，则遵化、抚宁间至少有两日程，故知遵化陷落、王元雅自经不当迟于初四日，似初三日更准确。至于三屯营陷落，《国榷》卷90以“三屯营副总兵朱来等夜遁，总兵朱国彦忿甚，同妇张氏自经”，系于初六日丁亥。可与上引袁崇焕疏印证：“初七日至沙河驿，闻三屯营官军径开门自溃。”自抚宁已续行两日，崇焕二万大军马步混杂，行军速度虽不能与率教骑兵相比。故自关门行进六日五百里，初十日到蓟州，亦不可谓不快。此沙河驿必在蓟州与抚宁之间，非关外辽东之沙河驿。而三屯营在蓟州以东一百余里，以哨探间道飞马驰报至沙河驿，估计一日可至。三屯距遵化六十里，若与遵化同于初三或初四日失陷，则应初五日与遵化一并报知抚宁袁崇焕所在，不至于初七日方报至沙河驿，故其失陷应晚于遵化，《国榷》属之初六日较准确。《长编》卷28，初五日丙戌，“大清兵分围三屯营、遵化”。皇太极分兵是可能的，但以围遵化系于初五日，则误；“遵化破”，王元雅死，系于初七日戊子，更误。 澄清这段史实，可以对明金两方面多一层理解：明军的溃败是长期布置失当、缺乏呼应的恶果。赵率教从关门长途急切赴援遵化，乃其职责所在，义不容辞，也说明率教清楚关门与中协四百里之间防御薄弱。而当率教抵至三屯营，竟被中协总兵朱国彦拒绝入城，即使解释为朱国彦防止金军假冒，但无疑也暴露了两镇平日没有联络，以至于缺乏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声援的有效方式。而西协副将与昌平镇合兵亦有五千余人，然而对于中协的溃败全无反应。若赵率教、朱国彦、翟从文、尤世威等能彼此支援，合军固守三屯，安定人心，则三屯、遵化未必在袁崇焕大军到来之前即告失陷。虽三屯营之溃，内因在副将朱来同等临阵逃脱、朱国彦孤力难撑，可归结为明朝军队腐朽，但中协与山海关两镇及诸路守军轻易地被金军各个击破，则不能不追究防御体系上的缺陷。更须强调的是，明朝防御体系不能健全，蓟辽两线顾此失彼，又与明朝对蒙古抚赏失误、情报不灵相关联。当一个高度专制集权制度弊端丛生、病入膏肓之时，往往是一步错则步步错，很难在全局甚至各个局部上作出及时而正确的调整。 就金而言，皇太极大军十月二十七日破关，十一月初四日击溃明赵率教援兵，破遵化，初六日三屯营兵溃，前后十日。《老档》初八日己丑，皇太极尚在遵化为各军颁赏，十三日甲午，方从遵化向西推进一百二十余里到达蓟州，对蓟州明守官诱降，此距攻克遵化又有十天。金军的进程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迅速地向纵深推进。与明关宁劲旅不同，中协各路明军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很可能出乎皇太极意外。当然，大军初入明境，人地两生，必须谨慎，既要扫清左右各口驻防明军，安抚所得州县卫所官民，同时也须四处侦探，提防明朝各处援军。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皇太极何以在遵化久久盘桓。倘若皇太极此刻有意直逼燕京，威胁明朝都城，即当趁明朝援军未集，率大军疾驰西进。然而计不出此，原因何在？试观皇太极在遵化一带招抚，令汉人剃发受降，任命官员，约束军纪，却又不类出师之初衷，纯粹以掳掠为目的。颇似有先巩固所得明边境州县、带有征服其地土人民的味道，即向金国内宣扬的“入关克城之捷”，然后西进，走一步，看一步。能进一步拔城略地固好，否则在近畿富庶州县大肆劫掠一番，总之先在明境内打下一个楔子，令明朝有切肤之痛。而皇太极之所以萌生此念，很可能是他亲眼目睹了明军的无能。次年二月皇太极返回沈阳，依然以大军留守永平四城，也是此预想之残梦。但后来的进程说明，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切实际而必然遭到失败的战略意图。皇太极低估了他的对手袁崇焕和明朝的潜力。袁崇焕宁锦兵先于金军抵达蓟州，肯定出乎皇太极意外。而明朝虽已腐朽，却还并未瘫痪。 四 明金两军蓟门对峙与至京时间 1.袁崇焕“遣散援军”原委 崇焕十月二十九日闻知金军破关，即传檄宁锦大军集结。十一月“初三日，而祖大寿、何可纲始相继入关。臣召镇协诸将共计之，有谓径赴援遵者，有谓往捣中坚者。乃祖大寿则谓：‘蓟门兵脆，不足尚此。恐（金军）羸师缀蓟，而以劲兵西趋，则宗社之安危也。此时只以京师为重，须领精骑先从南取道，倍程以进，步兵陆续分附各府县，以联血脉，而屯扎蓟州，藩屏京师。京师巩固而后东向，此为万全。’臣深是其议，遂于初四日早发山海，初十日抵蓟州，计程五百里，而六日驰到”。崇焕随军幕府程本直亦云：“于十一月初十日驰至蓟州。”故十一月十三日皇太极大军进至蓟州时，袁崇焕已整军以待。 据巡关御史方大任疏报，袁军方至即小挫金军：“蓟兵无一可恃，惟有关宁可用。今督师果至，用火器已获小捷。”《国榷》卷90，十一月十二日癸巳：“建虏晨陷石门驿。袁崇焕移营城外，建虏以二百骑尝我，闻炮而退，竟日不再见一骑。”《读史方域纪要》卷11，《北直二·顺天府》：“石门镇，蓟州东六十里。今为石门镇驿。”故袁军与金军相遭遇，尚未抵进蓟州城。然《国榷》所属石门驿遭遇战误晚二日，实则当在初十日。而谈迁之所以有此一误，是将石门驿之战与十二日马升桥之战混为一谈，见后文。此一战乃与金军前锋之遭遇，皇太极大军随后方至。 崇焕大军既先至蓟州，必抢据城而守：“蓟州山不甚险，然城郭依岩，又当孔道，设重兵守之，贼不能过。”蓟州城易守难攻，然明驻军单薄，疏于设备：“无奈兵仅千，势未壮也。”崇焕之未立即对金军发动攻击，乃因两军兵力相差悬殊。《圣武记》云皇太极大军“十余万”。金国全部牛录丁额充其量亦止六万，且不可能全部征调，当是包括随行的蒙古各部。《明史·袁崇焕传》云“我大清兵数十万”，更是夸大其词。袁部所属不过两万余人，且长途疲惫，自当持重。更主要的是，崇焕要在此阻击皇太极大军西犯。崇焕方至蓟州，即拟“入蓟城歇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初臣虞拦截，我军未必及蓟，今及之，则宗社之灵，而我皇上如天之洪福也。”这相当于立下军令状，与朝廷的设想不谋而合。既然如此，袁崇焕何以会遣散入蓟诸路援军呢？ 以下先述袁军与金军在蓟门对歭的情况，再就崇焕遣散诸军进行辨析。 据《满文老档》、《清实录》，皇太极大军十一日从遵化出发，当日止行二十五里。十三日大军抵蓟州，当夜“过蓟州五里驻营”。是知初十日石门驿一战，乃金军先行部队。而按程本直《白冤疏》，皇太极大军抵达蓟州次日，双方即交战：“十二日，即发前拨堵截于马升桥。十三日，敌乃尽撤遵营，横扎于蓟之东南角。林木茂密，山谷崎岖，两兵对垒，相持半日，不意宵遁而西。”马升桥一战当是皇太极对袁军实力的尝试，受挫之后，金军即撤离蓟州。皇太极不向遵化方退走，反而西向，表现其高度灵活性，但无疑因石门驿、马升桥两战而慑于袁军威力，不敢犯险强攻，或闻明援军将至，不欲与袁军长久相持。祖大寿谓“初十日统兵入蓟，三日之内，连战皆捷”，殆以石门驿、马升桥及十三日金军撤退并言之。虽不为大捷，但金军不利则无可讳言。崇焕之未能阻截十数万金军西奔，显然是单凭所部二万余人力有不及，不全为崇焕之失。故《白冤疏》云：“安得谓崇焕驻扎蓟州，纵其入京乎？” 而此时明廷所遣诸路援军何在？是否为崇焕事先遣散？程更生于此多有辩说： 若夫诸路援兵，岂不多多益善？然兵不练习，器不坚利，望敌即逃，徒寒军心。故分之则可以壮声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敌忾也。况夫回尤世威于昌平，陵寝巩固；退侯世禄于三河，蓟有后应。京营素不习练，易为摇撼，以满桂边兵据护京城，万一可保无虞。此崇焕千回万转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焕，曰散遣援兵，不令堵截，冤哉！ 谓敌越蓟入京，崇焕罪也，诚然也。谓散遣援兵而崇焕罪也，非然也。何也？蓟州三里之城也，其民素不兵也。有辽之马步万余也，又有总兵曹鸣雷之马步三千也。蓟民虽逃，犹强半于其城也。集兵而处，业嚣然也，复益之兵，则不必战敌而先自乱也。且蓟孤悬也，四外无援者也。退侯世禄于三河，去蓟六十里也，欲其驻三河以为蓟声援也；而不虞三河之不入世禄兵也。三河不入世禄兵，而世禄之兵于是乎颓然西溃也。 若夫满桂之遣也，桂，善逃者也，非善战者也，曩者锦宁之役其左券也。然桂兵差胜于诸路，令其踞都城而阵，惧京营之兵易摇撼也，所以壮根本，安人心也。此崇焕之苦心也，周虑也。而谓其罪也，非吾所能知也。 据此，崇焕确实遣派诸路援军回守要地，侯世禄守三河，尤世威回昌平，满桂护卫京城，各有其理由，而仅保留曹鸣雷三千马步兵。但未能明确崇焕遣散诸军的时间。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侯、尤、满三镇诸援军不可能在十二、十三日之内驻扎蓟州，否则，就会与金军发生战斗，但明清双方均无任何记载。既然如此，何以会构成崇焕“罪名”，而烦程本直有此一辨呢？ 《长编》卷28，十一月初七日戊子，巡按直隶方大任疏言：“西协副将翟从文等并昌镇总兵尤世威等见驻蓟州，兵马止5194员名。而世威等臣已檄令前进，不能专留蓟也。保定总兵曹鸣雷报到起程赴援，兵马才1500余员名耳，其途尚远。而东协原无游兵，中协自顾不暇。其余除天津外，再有何兵可调？皇上试计之，足乎？不足乎？督师兵马虽已内援，各兵亦须首尾援应。胜负俄顷，兵机难测，万一有失，应援者何兵乎？”是知翟从文、尤世威五千兵早袁崇焕三日抵蓟，然为方大任所遣回。其时保定总兵曹鸣雷尚未到达，其余援军更杳无音讯。大任身任其事，当为可信。《国榷》卷90，十一月初九日庚寅：“袁崇焕入蓟州。以故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等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仍还镇护诸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扼其西下；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驻蓟遏敌；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此以崇焕入蓟州在初九日，误早一日。但将崇焕入蓟与遣散援军并系于一日则具有合理性。盖崇焕于石门驿击退金军前锋、入蓟城之后，如上引程本直所述，发现蓟州不利于大军集结，或又自信单凭关宁兵足以阻击金军，方有遣散诸援军分守后方要地的设想。即是说，若果有崇焕遣散援军，最有可能是在初十日入蓟之后和皇太极大军抵蓟之前，而必无双方大军对峙之际遣散援军之理。《国榷》于尤世威、翟从文、曹鸣雷之外，又有宣府总兵侯世禄、保定总督刘策均在遣散之列。侯世禄于上引程本直所言中可以印证，而刘策是否为崇焕遣散，尚有可疑。《长编》卷28，十一月初九日庚寅，“方大任以总兵杨国栋已驻通州，各路援兵止有袁崇焕一旅可恃，请间道亲往速催崇焕兵至。从之。”故可确定者，只有尤、翟、侯诸军是在崇焕抵蓟之前或方至之时，先后为大任和崇焕遣回，均在皇太极大军至蓟之前。至于其他援军，在皇太极大军撤离蓟州之后尚未抵达，则无所谓遣回，即崇焕有檄令调遣，亦无关乎守蓟之事。下面通过朝廷征调援军的情况加以说明。 关于皇太极大军破关为明廷得知的时间，《崇祯长编》卷27，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戊寅：“大清兵至大安口。兵部尚书王洽疏言：臣先以书约督师袁崇焕，令祖大寿、赵率教伏兵邀击。今两路分入，如入无人之境，请旨严饬。”然此疏与同卷二十八日己卯礼部侍郎周延儒疏，从文气上看皆似事后追记。遵化距京城三百二十里，不可能当日报至京城。据戎政尚书李邦华疏：“臣等（十月）二十八日得塘报，知寇逼遵化，我师小挫。二十九日据蓟镇塘报，则又云寇开营，直奔蓟州。蓟州原无兵，复来告急。”则可信二十八日明廷已得知金军入关。《国榷》卷90，二十九日庚辰“京师闻警”，晚一日。 其后几天，明廷一面加紧联络袁崇焕在蓟州堵截，同时檄调宣府、大同、昌平、保定各路总兵、巡抚入援，保护陵京，驻扎要道。据毕自严《度支奏议》卷8，《酌给京军行粮疏》：“本月（十一月）初二日准总督京营戎政李守锜、协理戎政兵部尚书李邦华手本‘为羽书猝至等事’，奉圣旨：‘京营照常操练，行粮查例量给。’手本到臣，内称‘顷有赴通、蓟防守’。”《崇祯长编》卷28，崇祯二年十一月初三日甲申：“谕刘策专责道臣许如兰严督将领分守各口，据险堵拒，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地，以失机论。”而待十一月初七日获悉袁崇焕从山海关赴遵化途中奏疏，当即批准：“督师袁崇焕疏报入援机宜。得旨：卿部署兵将精骑五枝联络并进，蓟兵总属节制，分合剿击，一禀胜算。宁镇守御当有调度，相机进止，惟卿便宜。卿前在关忧蓟，遣兵戍防，闻警驰援，忠猷具见，朕用嘉慰。官兵已发犒赏，还鼓励立功，以膺懋赏。”崇焕奏请部署“精骑五枝联络并进”，非必谓援军齐集蓟州，而令诸路援军入蓟，很可能是兵部尚书王洽说动崇祯的决定。此即谈迁所谓：“时命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盖先有言崇焕勾建虏，而崇焕不知也。” 《国榷》卷90，十一月初十日辛卯：“上闻援蓟各兵入城，命阁臣令兵部议营城外，联络犄角，勋戚、科道监守城门。”并见《崇祯实录》卷2同日。既谓勋戚、科道配合城外诸军防御，则指京师，即各路援兵曾一度抵达京师，但不可能俱入京城，亦不必包括全部赴蓟援军。《祯录》继云：“令总兵满桂、王威、黑云龙御□，宣大总督魏云中，宣府巡抚梁廷栋、保定巡抚刘策、河南巡抚范景文、山东巡抚王建义、山西巡抚耿如杞皆入援。诏应天、凤阳、陕西、郧阳、浙江各省直巡抚俱勤王入卫。”又知满桂等九路援兵初十日尚在调遣中，其中包括刘策，其职为保定巡抚。而当日袁崇焕已至蓟州。另据《度支奏议》卷8，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具题《蓟镇援兵本色甚急疏》：“奉圣旨：‘援兵行粮已有旨，着南居益发运，随真定援兵赴蓟，依奏。还着户部即专差司官赴通，协同督发给军。’移揭到臣。案查，先准兵部咨‘为紧急夷情事’，奉圣旨：‘关宁大兵、续集镇协各兵分营，督师袁崇焕当指授方略。’”朝廷敕令虽急，无奈粮草供给难于措手，以上诸路援军十二日尚在途中，绝无可能在十三日金军撤离蓟州之前抵达。这一点还可从王洽的疏奏中证明。 《崇祯长编》卷28，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丁酉，兵部尚书王洽疏言： 本月十二日晚，内阁传出上传：“连日不见动静，恐别有深谋。崇焕既屯蓟门，倘西绕密西潮河、古北等处，东袭永平、关宁及他空虚，间道捷要隘口，俱宜周防。卿等即传与崇焕，远行侦探，预为筹度，若得的确情形，速行具奏。”（中略）昨接袁崇焕塘报：“（蓟州以东）凡要害地方，俱已拨兵防守，南惟西协石、古、曹、墙一带，尚恐疏虞，平谷、密云，更须控制。诚如圣虑，早宜周防。”今宣大劲兵渐次俱到，可听督师调遣。臣昨有疏留满桂兵驻防顺义，正虑彼或西绕，以此一旅扼之，遂为万全。” 是则崇焕确有塘报，到京时间在十五日。蓟州距北京二百里，快报一昼夜可至。则崇焕拜疏之日可能在十四日，即闻知皇太极于前一日乘夜撤离蓟州，立即奏报朝廷。无庸讳言，皇太极从蓟门西走，确实出乎崇焕意外。而崇焕在塘报中所虑者乃在西协诸路以及平谷、密云，说明袁崇焕尚不清楚朝廷调集诸援军作何布置，已抵何处。亦未提及尤、侯、满三镇分守昌平、三河、京城，若有此建议，必在稍后一疏。更可注意的是王洽疏中“今宣大劲兵渐次俱到，可听督师调遣”云云，则诸援军十五日尚未到蓟，已再清楚不过了。而调满桂驻防顺义，则是王洽之意。《孙承宗行状》：十五日夜崇祯召见时，已得知调遣尤世威、满桂、侯世禄三镇分驻密云、顺义、三河，以为是崇焕之意，或是承宗误解，或是牧斋误书。 《崇祯长编》卷28，十一月十八日己亥： 督师袁崇焕疏陈分守方略。得旨：“览奏，卿统大兵驻蓟，相机图更置兵将，分布厚防，至念陵京根本，具见周计忠谋。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御。卿仍联络指授。着各遵方略，殚力奏功。满桂领兵来京及防守事宜，该部确议速奏。” 此当是崇祯对崇焕调遣西协翟从文及尤、侯、满三总兵的批旨，时间晚至十八日，崇焕拜疏当在十四日塘报之后。而“卿统大兵在蓟”，则崇焕尚未撤离蓟州，即是说，崇焕此疏是紧接着塘报发出的。批旨中以刘策还镇，令崇焕“联络指授”，可见刘策尚未抵蓟，不可能与崇焕面晤。而令满桂来京，则是崇祯之意，或不赞成王洽建议满桂守顺义，或知其已从顺义退回。因三河守官不令侯世禄军入城，故遂与满桂同奔京师。毕自严《度支奏议》卷8，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具题《酌议解发援兵行粮疏》：“本月十六日准兵部咨，内称调到宣大等处援兵，俱于本日午时到京，令臣部给发行粮。”而据毕自严奏，满桂、侯世禄军“比过通州以东，而饥渴载路矣。方到蓟门，即刻撤回”。据此尚难确定满、侯两军曾抵达蓟门，即或抵达，亦在皇太极、袁崇焕先后撤离蓟州之后，故二人既未见到袁崇焕，亦未于蓟门遭遇金军。清朝方面记载及《明史》满、侯二人本传云其在十五日顺义被金军击溃，得不到明朝方面证实。 综上所述，确有几支援军曾先于袁崇焕抵达蓟门，方大任认为无济于事，故而遣回。然为崇焕认可，且符合崇焕之前“精骑五枝联络并进”的意图。程本直在辩言中之所以一并算到崇焕身上，或以此。但初十日从京城赴蓟的援军，十三日既不可能抵达，则绝非崇焕所遣回。本直辨言中之所以不便明言各军遣回的时间，即因某些具体安排出自朝廷和崇祯本人的意思。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崇焕何以“遣散诸军”，而在于诸援军抵蓟时间上的差异。明乎此，方可理解更生所说“谓遣散援兵而崇焕罪也，非然也”。皇太极撤离蓟州时间及明诸路援军行止既明，则崇焕所谓“纵敌入京”之说自无能成立。而后来以此归咎崇焕，实乃欲加之罪。 2.入卫京师 由是引起的另一问题，即崇焕建议诸路援军的分布是否得当。钱谦益《孙承宗行状》有两段值得注意： （一）崇祯召孙承宗面议军事。承宗奏曰：“臣闻督师尚书袁崇焕帅所部驻蓟州，昌平总兵尤世威驻密云，大同总兵满桂驻顺义，宣镇总兵侯世禄驻三河。三边将守三要地，势若排墙，地密而层层接应，此为得策。”对崇焕和大任分遣诸军予以肯定。然“闻尤世威回昌平，侯世禄驻通州，且闻各援兵回本镇，似未合机宜。”不知侯世禄之驻通州非崇焕本意。承宗特强调三河：“盖三河为东来西南必经之路，守三河则可以阻贼西奔，兼可以遏贼南下。”此即十五日平台召对时承宗所奏。另据王在晋所述，“三河县东十里有河通宝坻，冬夏水不涸。挑淤浚之使阔阻，上则沙可囊涧，下则水可安毒。河之东有山，可伏兵，距河多筑土堡，藏火器，山中伏发，首尾击之，敌势必摧”。三河虽可阻击金军，但侯世禄却遭城守拒绝而无法入城，实与满桂同奔顺义。 （二）迨承宗十六日暮奉命至通州料理，得知金军已抵通州郊外，又闻袁崇焕军抵达京城之南永定门。承宗上奏看详兵事：“虏薄都城，止有二路。如臣前议，袁崇焕之兵移驻于通近郊，当其东南；满、侯、尤三帅当其西北，则战于通之外，正所以遏逼京之路。今驻兵永定门外，则是崇焕之来路，而非奴之来路。驻通则可顾京城，而驻永定则不可顾通，通危而京城亦危。”故“当责总督刘策守密云，令尤世威率五千兵与满桂、侯世禄联络于顺义之南，袁崇焕列阵于通州左右，不宜逼驻京城。四镇声势相接，贼分攻则分应，合攻则合应，或夹攻，或追摄，或出奇斫营，或设伏邀击，有机便可一创，否则勿迫其战。今天下安危在四镇，四镇不一力战，则贼终无已时；一浪战而失，则畿辅将惊溃而天下危。”此当为十七日戊戌事。奏上，而金军已薄都城矣。公叹曰：“四镇兵早从我调度，岂令奴骑至此！”时崇焕为督师，承宗此语显为崇焕而发，大约承宗至通以后，对崇焕已渐致不满。《行状》又云：“当是时中外畏奴甚，喧传袁崇焕挟奴讲款，咸欲倚崇焕以媾奴，而独难公一人。有私于公者曰：‘以靖国也，虽城下之盟何害？’公曰：‘我受命防御，不受命为抚。存亡与公共之。’乃合文武将吏誓以死守。”由是可以理解，何以后来崇焕逮系被磔时未见承宗救疏。 《初学集》卷30《少师高阳公奏议序》：“今天子赫然震怒，誓灭奴以朝食。使公之书得进于广厦细旃，备乙夜之览。”钱氏当阅过承宗《奏议》。《序》作于崇祯十二年，《行状》作于三年之后，所述当据《奏议》。然上引《行状》第（一）段，似是而非。若皇太极在蓟州与崇焕相持，崇焕二万精兵足以阻击，亦无劳诸军。但皇太极已从蓟州撤军西犯，崇焕仍留蓟州则毫无意义。若尤、满、侯三军能按时抵达密云、顺义、三河阻截金军，皇太极也未必能顺利抵达北京；金军在北郊修整两日，然后进逼德胜门满、侯两军，若回守昌平的尤世威能挥兵南进，则可对金军形成南北夹击。然诸军中途撤回，以成溃散之势，非独不能驻守于三河、顺义，亦不见驻守通州。 关于皇太极从蓟州抵通，《国榷》卷90，十一月十三日甲午，“袁崇焕侦敌将潜越蓟州而西，即西追之。犯蓟州、经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皆陷。”《崇祯实录》卷2同日同。按：这条线路忽南忽北，不可尽信，或将金军分遣探路之军混入其中。《读史方域纪要》卷11《北直二·顺天府·通州》：“东至蓟州一百二十里。”直线急行军一日可至通州。皇太极大军十三日从蓟州起行，十五日至通州，花费两日，纵使要甩掉袁崇焕，亦不至于如此曲折。况袁军绕行另一路线，并未紧紧追随，不可能不为金军哨探所侦知。按《清实录》、《老档》，金军十四日抵达三河。而崇焕所遣尤世威不得入城，故已扬去，已见上引《漩声》。《清实录》次日，以左翼诸贝勒率兵至通州视察渡口。同日，闻知明宣府、大同总兵满桂、侯世禄驻扎顺义，随遣左翼阿巴泰、右翼岳托两贝勒率军赴顺义，击溃满、侯两总兵，解除通州北面的威胁之后，皇太极大军遂进驻通州。十六日遣济尔哈朗等赴北京侦察，十七日皇太极抵达京北二十里牧马厂。《国榷》所载金军行军线路，于三河与顺义之间，多添香河一地，金军此刻全力向西，似无南折之必要；尤不必于蓟州与三河之间插入玉田，三河在蓟州西七十里，玉田在蓟州东南八十里。金军若十三日离蓟州之后趋玉田，势难于次日返回三河甚明。 上引《行状》第（二）段，则幻想集全部精锐在顺义与通州之间构成一道马奇诺防线，以阻击金军逼近北京。以袁军驻扎京师之南永定门，显然误传误书，崇焕实在东南之广渠门。而关键是责难袁军未能在通州坚守。 皇太极大军十五日抵至通州。《国榷》卷90同日：“袁崇焕至河西务，议趋京师。副总兵周文郁曰：‘大兵宜趋敌，不宜入都。且敌在通州，我屯张湾，去通十五里，就食于河西务。如敌易则战，敌坚则守。’崇焕不听。”同卷十二月初一日崇焕被逮，谈迁为崇焕惜：“苟矢志励众，剪其零骑，俾敛寇不敢散掠，遏其锋于通州，决一血战，无鸣镝都门之下，庶免于戾。”似崇焕在通州御敌，即可阻止皇太极大军入京，皆非的论。皇太极驻营通州城北，当在通州城北二十里灞上，方为屯兵之处。袁崇焕军抵运河西岸之河西务，则在武清县，去通州南六十里，两军相隔数十里。张家湾在河西务与通州之间，距京城不下六十里。依周文郁之言，袁崇焕从河西务进屯张湾以逼金军，与金军凭潞河南北相望，北上逆袭，即不能胜，亦能牵制金军于通州，不使西奔京城。然崇焕在蓟州得知皇太极西奔，欲在金军之前护卫京城，故舍其步兵，仅带骑兵九千人，以此突袭皇太极大军，能保稳操胜券？文郁在军中，岂有不知？南北夹击金军的前提，是满桂、侯世禄、尤世威能从北面威胁金军，承宗自可居通州从中调度。而是时满、侯、尤三军并无声息。倘皇太极以一旅相牵制，而大军趋京城，岂不隔袁军于外，不得赴京！京城谁为护卫？对此《漩声》已有辩说： 敌能避崇焕之坚于蓟也，而不能知崇焕乘其瑕于潞也。敌能反客为主，而不能反主为客也。盖敌方乘崇焕之不能，得以潜越蓟西，蟠踞于潞中，断京师与崇焕首尾不相应。崇焕兵虽强，势不能缩地而顾京师，一面结营困潞，一面张势撼京。敌谓潞困而京可不俟攻也。不知崇焕之舍蓟而蹑其后也，不知崇焕且舍潞而绕其外也，不知崇焕业据京而出其前也。 换言之，从南袭击金军，皇太极正好可以阻断袁军进京。“潞”当指潞河驿，在通州旧城东关外潞河西岸，又有废潞县，则通州旧称。“舍潞而绕其外”，即指袁崇焕十六日离开河西务，放弃道经通州而从外绕入京，因而避过金军。此举非但令通州城中的孙承宗想必错愕不已，亦必令皇太极措手不及，当日遣济尔哈朗往北京方向侦察，即知已落后手。梁任公《袁督师传》据程本直《漩声》：“敌军初在高密店，遇侦，咸大失色，诧以为袁督师之兵从天而降。”高密店即高碑店，在京城与通州之间。即是说，当皇太极从通州进至高密店时，骤然发现袁军已先往京城，故不得已而率金军北走。可惜尤、满、侯三帅无一至者，故金军未遇阻击，得以从容而抵达京北郊外。牧斋亦好谈兵者，且曾与崇焕面谈兵事，然《行状》多揄扬其师，而非深知崇焕者也。 关于崇焕入卫京师，梁任公《袁督师传》所言皆有据。惟以马升桥为相持欠妥。谓袁军先金军抵京，尤卓见，然以提前三日，则犹有说。十五日皇太极与袁崇焕既同在通州南北相望，通州去京城仅四十里，半日之程，即缓行亦只须一日，何至于两军至京时间相差三日？当是皇太极发现袁军已先赴京城东南方向，不欲于外线与袁崇焕作战，故折向西北，即《行状》载孙承宗奏对语：“虏薄都城，止有二路。是崇焕之来路，而非奴之来路。”由是益见周文郁之说不可取。两日后，皇太极于十七日至京北郊外，足见其相当谨慎，或为迷惑明军而分兵四出，或故意绕道远行，以隐避其意图。皇太极大军在北郊休息两日，静观明军动向。二十日出现在北京东北隅，左右翼分兵攻击满桂、袁崇焕两军。另一方面，袁军既急于护卫京城，即不再紧随金军，于十六日西行抵北京城东南，次日至北京城下，即有明廷补给粮草之事，见下。任公或只见皇太极二十日方兵临北京德胜门，而未细察金军十八、十九两日已在北京郊外息马，故有袁军先于金军三日抵京之说。 五 北京城下三战 1.德胜门之战 自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兵临北京，至十二月二十六日金军北撤，前后三十七天。其间除申甫以数千乌合之众外，明金两军有四次交战，明军主将两次为满桂，两次为袁崇焕，满桂两战皆负，而崇焕则两胜。以下略人之所详，而于人之所略稍作补充。 欲对战事有更明确的了解，须先明八旗行军驻扎方位。八旗两翼以正黄、两红、镶蓝四旗为右翼，镶黄、两白、正蓝四旗为左翼。皇太极时仅为正黄旗一旗之主，代善及其子岳托、萨哈廉分在两红旗，济尔哈朗为镶蓝旗贝勒，均在右翼。莽古尔泰为正蓝旗主，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分主两白旗，豪格、阿巴泰为镶黄旗贝勒，均在左翼。左翼在东，右翼在西。十月二十六日丁丑破明长城关口，即以莽古尔泰等左翼四旗入龙井关，皇太极等右翼四旗入大安口。大安口属马兰峪关，在西；龙井关属洪山口关，偏东。与八旗左右翼方位正相合。 《清太宗实录》卷5，十一月二十日辛丑，金军从牧马厂起行，逼燕京。皇太极“大军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两翼兵营于东北”。《老档》同。京城北门有二，东曰安定，西曰德胜，土门关在德胜门外西北方向八里，即今北京北三环西蓟门桥北之蓟门烟树。土城关之东正当德胜门，实为右翼之所在。而“两翼营于东北”殊难解。“东北”若指京城东北，或安定门外以东，则当为左翼，似非两翼。若以两翼合军于东北，则皇太极大军似又不必营于土门关之东。总之有些含糊不明。 关于当日发生的德胜门和广渠门之战，《清实录》记述甚详。金军先得知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等来援，俱至德胜门。皇太极率右翼贝勒代善、济尔哈朗等迎敌。旋哨探“瞭见东南隅有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等以兵来援”。皇太极遂以莽古尔泰、阿巴泰等“领白甲护军及蒙古兵迎击”，又似临时分兵。皇太极居德胜门外，指挥右翼军大获全胜。 奇怪的是，左翼“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见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屯沙窝门外。莽古尔泰分兵为三队”，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豪格相继而进，莽古尔泰与多铎留后。因阿巴泰不遵指挥，扎鲁特、喀尔喀蒙古兵无纪律，故战斗过程甚为曲折，最后“击败敌兵”。《清实录》的叙述给人留下一个疑惑，左翼诸贝勒悉数出动，兵力如此单薄，且分为三队，那么，左翼剩下的大队人马又在哪里？总无原地不动之理。若加入右翼，则皇太极几乎是率两翼全部十余万人马攻击满桂、侯世禄两支残军，这非但不合八旗左右翼的传统，而且还多少有点胜之不武。 《老档》先统而言之：“按上所授方略，两路进击之。（将明军）填拥于狭隘处，尽歼之。其遁出者，汗复遣御前兵，尽斩之。”继云袁崇焕军伏兵四起，左翼诸贝勒几经反复，方将明军击退。未见《清实录》所云左翼仅派二千人前往，以及当日皇太极召集左翼诸贝勒评判其得失。两书虽皆夸大皇太极右翼战果，而未尽掩左翼作战不利，彼此之间的一些差异，还是给后人分析德胜门、广渠门两战实际情形提供了一些暗示。而史实证明，驻扎于广渠门的袁崇焕军并无北上支援满、侯两军的迹象，《清实录》所载分兵迎击，其实仍是遵循八旗左右翼的传统。 明朝方面记载亦多以德胜门、广渠门两战在同日，然《国榷》、《崇祯实录》以两战皆在前一日即十九日庚子。 据《清实录》十一月十五日满桂、侯世禄于顺义被金军击败。因此，首先要确定的是两军何时返至京城，与金军相战于德胜门外。《明史》卷271《满桂传》综述其事：“十一月诏谕勤王。桂率五千骑入卫，次顺义，与宣府总兵侯世禄俱战败，遂趋都城。帝遣官慰劳，犒万金，令与世禄俱屯德胜门。无何，合战，世禄兵溃，桂独前斗。城上发大炮佐之，误伤桂军，桂亦负伤，令入休瓮城。”卷269《侯世禄传》：“率师入卫，兵再溃，世禄被创。部卒剽民间，奔还镇。”《明史》代表清朝官方意见，故遵照《清实录》，以满、侯两军入京之前在顺义被金军击溃，入京时间，两《传》俱不明确。 户部尚书毕自严有供给城外援军粮草之责，所存《度支奏议》提供的信息相当准确。其书卷8，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具题《酌议解发援兵行粮疏》：“本月十六日准兵部咨，臣等覆咨该部兵马现在何处。兵部回称：本部二次调宣大援兵各一万，续据宣府郭巡抚、总兵侯世禄报称，陆续共发兵一万一千二百三员名；大同总兵满桂报称统兵五千，但该镇所调兵马俱系陆续进发。……查宣大各兵既未遇敌，且有押兵将领，仍有侯世禄、满桂实司调度。至于各军渐迩都门，近准兵部移咨请讨行粮。”本月十八日奉圣旨：“宣大援兵抚辑已有专谕，行粮依议预发。”其中并无所谓满、侯两军顺义败绩之事，乃因缺粮哄散而撤退。而至十八日满桂、侯世禄即将到京，与前引《崇祯长编》卷28十八日己亥批旨“满桂领兵来京及防守事宜，该部确议速奏”相合。《国榷》卷90，十九日庚子：“建虏大至。宣府总兵侯世禄、大同总兵满桂俱屯兵德胜门。世禄避敌，桂独战，城上发大炮，误伤桂兵殆尽，桂负创，卧关将军庙中。”系德胜门之战为十九日，而于满、侯二人是否当日至京，则未明言。 今据《度支奏议》结合上引《明史》两《传》，初步推断如下：满桂兵止五千，侯世禄军倍于满桂。至京日期为十八日在东直门，十九日移至德胜门。二十日与金军交战，侯世禄于接战之初即溃，奔逃回宣府。惟满桂一军独斗，又为城上明守军炮火误伤，因而溃散，之后散失不知所往。二十三日一度允许满桂军进入德胜门瓮城休整，可能是重新收集的散兵。二十五日复调往京城之南永定门。侯世禄则终未再至京城。《国榷》以满、侯两军十九日至德胜门，是；而以当日与金军交战则否。又以满桂入瓮城系于二十一日壬寅，亦误。总之，德胜门明军溃散无可讳言，明廷以为满桂获胜，属于误传，然综合上述记载，德胜门一战似非激战。 满桂战败还有一个原因，即《国榷》所云“城上发大炮，误伤桂兵殆尽”。《明史·满桂传》同，而以侯世禄军溃，满桂独与金军战。卷265《李邦华传》：“满桂兵拒大清兵德胜门外，城上发大炮助桂，误伤桂兵多。都察院都事张道泽遂劾邦华，言官交章论列，遂罢邦华闲住。”似确有其事。钱谦益《李公神道碑》讳之，仅以“用中旨罢归”一语带过。北京城上炮火误伤满桂援军，因京营多市井纨绔，训练无方所致。三日后崇祯接见，满桂脱衣示创疤，颇有自解之意，自愧无能与袁崇焕广渠门击退金军之功绩相埒。而说者以此贬低袁崇焕，浅之乎矣！ 若以明朝方面记载有掩饰败绩之嫌，而后来清朝方面记载亦含糊其辞，且多有未合。《清史列传》卷1《代善传》：“趋京城北土城关之东驻营。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援兵至德胜门，败之。”卷3《岳托传》：“十一月，同阿巴泰败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于顺义；薄北京，复从父代善击败明援兵。”《杜度传》：“薄京城，败满桂、侯世禄。”卷78《鲍承先传》：“进薄燕京，复招降牧马厂太监，获其马驘及驼。我军自土城关击败明军于德胜门外。”《济尔哈朗传》、《萨哈琏传》均不载此事。《列传》综合官方记录备案而成书，体例备载传主行事功绩，无省写之理。《八旗通志初集》底稿为雍乾时期满洲贵胄后裔回忆录，称颂先人功业尤不吝其辞。卷129《代善传》、卷136《岳托传》、卷139《杜度传》与《清史列传》各《传》同，皆似一场遭遇战，所谓“败之”，轻描淡写之词。而可注意者，《八旗通志》卷146《杨古利传》：“杨古利率摆牙喇兵，败总兵满桂于明都城之北。我炮手陷敌伏中，复率亲军十余人溃其围，悉出之。”杨古利为金国第一猛将，既云溃围而出，则未曾获胜可知。卷130《济尔哈朗传》略而不书，似不以此战为增重。其余史料皆甚略，不赘。皇太极亲率右翼四旗及蒙古兵，当不下五万，面对满桂、侯世禄两军奔逃之余，充其量一万五千人，战绩不过如此。故专记清朝武功的《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三》，亦止记金军与袁崇焕军在“沙河门外鏖战，互有杀伤”，而不载德胜门之战，以其实不甚值得夸耀也。 2.广渠门之战 同日发生的广渠门外之战则堪称激烈。《明史》卷259《袁崇焕传》：“大清兵越蓟州而西。崇焕惧，急引兵入护京师，营广渠门外。”京城之南有外城，凡七门：南三门为永定、左安、右安，东二门为广渠、东便，西二门为广宁、西便。袁军与金军先后在广渠门、左安门两战皆在京城以南偏东。京城东南为朝阳门，距通州四十里。袁军从通州来，或先至朝阳门，而后之所以南折于外城东南角驻营，根据《度支奏议》，应是考虑到京城戒严，补给粮草经由内城崇文门运至外城两门，更能保证京城安全。 先说袁军抵京准确时间。《度支奏议》卷9，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具题《请祈开门发袁督师兵马刍饷疏》：“题为紧急军情事。本月十八日奉有‘大兵远来，亟需刍饷，户部立刻措发，黎明完奏’之旨。又，文书房口传圣旨：‘户部毕自严即发粮草与袁崇焕，钦此。’臣分委司官，连夜装运，齐集于城门边。因左安门不敢擅开，无从交卸。”同卷十九日《请拨兵拨车输挽行粮疏》：“照得：近日督师袁崇焕之兵驻左安门外，总兵满桂之兵驻德胜门外，俱奉圣旨，责令臣部发运粮料。”虽闻袁军已至左安门外，嗷嗷待哺，然因戒严，不敢开启城门，口粮马料只得从城墙缒下，毕自严为此心焦如焚。同卷《关宁血脉不通太仓匮乏殊甚疏》：“关宁（兵）不可一日缺饷。盖夷祸猖獗，在在观望，脱巾瓦解，只借寇兵，关系岂小？臣已遵旨，将关宁饷道行督师酌议矣。倘饷道终无可通，则酿乱究不可测也！”此疏上于二十日，二日后方准旨。即是说，二十日袁军是忍饥在广渠门与金军激战。再看同卷二十五日所上《回奏督师军中粮料疏》：“本月二十四日戌时，恭接上传内阁传示户部：‘督师军中粮料屡旨速给，如何只是缺乏？’（中略）臣于本月十七日亥时始闻督师兵到。臣即灯下檄各司官速办米豆，札御马场司官速□草束。十八日黎明登车，差司官范鑛、王肇生亲押解运至崇文门。格于门禁，羁留许久，而后得出。至左安门，而门禁益严，羁留益久。幸两司官随钦赏内使得出城与袁督师一面，乃定米豆从城墙垛口溜下，草束亦从城墙垛口丢下。二十日戌时，始闻督师战捷，收兵札营于广渠门下。”由此可以获得两个准确时间：第一，袁军抵达京师在十七日戊戌。第二，广渠门之战为二十日辛丑，而非十九日，《国榷》误。 关于广渠门之战过程，按上引《清实录》，二十日辛丑，金军左翼驻扎京城东北，是主动迎敌而进至广渠门，则金军是兵分两路，同时出击，或为避免袁崇焕从东南而来，与满桂、侯世禄对金军形成夹击之势，以保证德胜门外皇太极右翼军获胜。但明朝方面的记载，袁军则纯粹是一场防御战。故《清实录》所云左翼诸贝勒仅率少量部队绕东直门、朝阳门而至广渠门进犯关宁宿敌，双方鏖战良久，是难以想象的。 《国榷》十九日庚子：“袁崇焕令都司戴承恩择地广渠门，祖大寿阵于南，王承胤等阵西北，崇焕阵于西，待战。午刻，敌骑突东南，我力战，敌却。而承胤徙阵南避，敌还而西，刀及崇焕，材官袁昇高刃格之而折，获免。南兵复合，敌稍却。我力战，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追之浑河，敌骑多冰陷，杀伤千计，我亦伤失数百人。”此段记载大体属实，总之明军获胜，金军退却。此不作细述。兹引亲历者程更生之《白冤疏》，以见崇焕宁锦军之坚韧卓绝：“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士马疲敝，请休息城中，未蒙俞允。出营广渠门外，两相鏖战。崇焕躬环甲胄，以督后劲。自辰至申，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竟至运河。血战殊劳，辽事以来所未多有。此前月（十一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广渠门，而攻左安门，亦时有杀伤。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以故专俟步兵调到，随地安营，然后尽力死战。（十二月）初二、初三计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崇焕下狱矣）。”《漩声》复云：“是故广渠门之大战也，谓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于是乎魂销也，于是乎胆落也，于是乎不复逼京师，而惟出没于海子采囿之间，以观我动静也。”若以更生崇焕门人，其言不免偏激，则更有祖大寿奏疏在：“二十日、二十七日沙锅、左安等门两战皆捷。城上万目共见，何敢言功！露宿城壕者半月，何敢言苦！”须知此时崇焕被逮，更生、大寿皆沦为蒙冤待罪之人，其辩言意在洗刷，而必不敢漫言冒功，故绝对可信。崇焕宁锦兵九千，于长途奔驰、饥寒疲惫之余，力抗金军左翼四旗及蒙古兵，令其丧胆而退，可谓第一伟绩。明都之能安堵无恙，实奠于此战。 当时形势危急而混乱，京城戒严，各门紧闭，内外消息不通，传闻纷繁，不得确耗，记载失实固所难免。后来史家追述，又受清朝影响，隐饰兼施，不足为怪。而可异者乃《孙承宗行状》云：承宗在通州，闻知金军“已薄都城”，于是“急简骑兵三千，遣游击尤岱将之，驰赴城下。奴方攻广渠门，见城上不发一矢，方揶揄手笑。岱兵忽从东来，与殊死战，杀伤过当。奴遁入南海子老营。谍知公所遣，咸咋指，以为神兵也。”这段文字活灵活现，竟以广渠门一战取胜，是由于尤岱三千骑这突来的生力军死战，可谓海外奇谈！实则尤岱军二十七日方至京师东便门。《行状》数行之后继云：“满桂战败，坐德胜门城下破车。袁崇焕、祖大寿战胜负相当，治军沙河门阙下。”言袁军与金军胜负相当固不为甚贬，然“治军沙河门阙下”一语，则将袁崇焕调至德胜门外，似与满桂并肩作战。沙河门具体位置不确，要之在德胜门之北。为夸大尤岱广渠门的战果，更以皇太极退避到南海子作衬托，时间、地点、人物并误。当然，这一切都是为颂扬孙承宗。钱氏自诩良史，《太祖实录考证》饮誉海内。《行状》作于崇祯十五年，距己巳年十有三年，诸种纷异大可澄清。钱氏方过花甲，精力尚旺，赋闲家居，思虑当更精密，岂知其谬误至此！ 3.左安门对峙 事实上，尤岱参加的是前引《白冤疏》中二十六日的左安门之战，祖大寿疏云二十七日更准确。这是北京城下明金两军的第三战，亦是金军与袁崇焕第二次对阵。此战史料无多，但皇太极的行止颇可注意。 《清实录》记二十二日癸卯，皇太极率诸贝勒及护军环阅燕京城。二十四日乙巳，转移至南海子。二十六丁未，进兵，距关厢二里而营。二十七戊申，闻袁崇焕、祖大寿复聚败兵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因令我兵列阵，逼之而营。皇太极视阅后曰：“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此不过败残之余耳，何足以劳我军。”遂还营。对此试作如下解读：二十日皇太极在德胜门外击溃满、侯二军，稍晚必得知左翼在广渠门与袁军交战失利，但却并未前往支援左翼，一并攻击袁军。而之所以两日后方“环阅”京城，实因畏惧袁崇焕的关宁兵，故避开驻扎在京城东南的袁军，而集结两翼大军经京城西面绕至城南；之所以转入南海子，既为休整，同时也是为寻觅战机，金军优势在于骑兵的流动性，适宜于在开阔地带野战。袁军仍原地驻扎。而皇太极却不甘心，于是二十七日“列阵逼之”，殆攻坚非金军所长，或欲诱袁军出寨野战。而依程更生、祖大寿所述，则是袁军主动迎击，金军退却，情形为北京城墙上万目所睹。正待交手，皇太极不禁临阵胆怯，立即撤军。所谓袁军“败残之余，何足以劳我军”，显然自饰之词，掩其望风而逃之实耳。分明慑于袁崇焕军，将欲南窜，而《清实录》二十九日庚戌条下偏偏加上一段：“时围困燕京，统兵诸贝勒大臣俱请攻城。上曰：朕承天眷佑，攻固可以必得，但所虑者，坚城之下，倘失我一二良将劲卒，即得百城，亦不足喜。”云云。此即后来玄烨“遗诏”所谓能取明京城而不取之仁德。须知后来皇太极大军围攻抚宁、昌黎连番受挫，两座小城外无援兵，竟屡败金军，令其无功而退。而皇太极在北京坚城之下，且面对关宁强敌，竟敢萌生攻城之念，云可取而不取，谁云清朝官修《实录》缺乏想象力！ 至于尤岱率三千骑增援，必当受督师崇焕调遣，何得独自冲锋陷阵，有如神兵天降？亦何须受承宗遥控？上引《行状》两段之后，钱氏又云：“二十六日，（承宗）调防漕副总兵刘国柱率马步兵二千与尤岱合营，发密镇兵三千扎东直门，发保镇兵五千扎广宁门。奴阑入畿南。”完全无视主力部队袁崇焕军的存在，此皆钱氏生花之笔。《明通鉴》卷81，十二月初一，即崇焕被逮之日追述其与金军广渠、左安二门之战：“崇焕营广渠门外，伏兵隘口。（金）大军分道夹击，败之。崇焕复移营城东南隅，竖立棚木以守，大军列阵，逼之而营。”不仅胜负颠倒，即方位亦错乱。更有甚者乃陈仁锡的一番结论：“自（崇祯二年）五月来，零奴渡河而西，未闻东返。束不的籴米于高台，积之葫芦岭。且蓟门剋减台粮，而军不归台，又复减其人，以致空单。奴既杀将破城，关宁兵马宜急趋灭奴；即不然，或扎营三屯等处要路，又或扎营石门险隘，令奴不得西闯。乃竟守偏北不冲之蓟州！虏既占石门，据形胜，止有退守三河总路。乃俟其越蓟始尾奔也！（京）城下两战，宜乘此时夜烧其营垒，而俟从容扎南海子，惟求入城自逸，真大误也！”“但使在蓟诸将不令贼西向一步，贼之去也，不过一月耳。”袁率关宁兵长途跋涉抵京，饥寒之余连番苦战，都城得以安堵，居功至伟。奈何陈太史高卧城中，毫无体谅，处处苛责，昏话梦呓，以见其高明。此与计六奇《明季北略》、张岱《石匮书后集》市井之谈，于袁崇焕竭尽谩骂诬蔑之能事，相去无几。殆其前赴辽东未能获准施行刺杀奇谋，耿耿于怀以至于是耶！ 还有一点须作补述，集结于京城之下的勤王之师，不论是德胜门满桂、侯世禄军，还是广渠门外的袁崇焕军，均未得到城内京营的支援。时李邦华受命协理京营，其《覆奏扎营城外疏》： 臣等初闻寇警，即尝列营城外，旌旗相望，金鼓相闻。后因朝议异同，皇上始命撤为城守计。夫夜行无火，则前其手。欲固京师，未有不设兵于近郊以为耳目手足之用者。特以诸臣意见互殊，不得不勉从之。兹蒙皇上复令扼要扎营，臣等敢不恭命。第前日重在列营，则用兵颇多；而今日已定城守，故存兵甚少。再四剂量，今止可扎二营，每营四千……如督师袁崇焕、总兵满桂等志切勤王，职专战伐，营于城外，即此便见犄角；倘崇焕等前进击贼，即此便为后劲。……今城外居民逃匿已尽，市贩俱断。 勤王之师未至之时，仅倚京营防御京城，实不敷用。始欲扎营城外，然而朝议反复无定，终于撤回守城，既因捉襟见肘，亦见惊慌失措。而城外已是一片荒芜。又，《自请专守外城疏》： 自闻寇警以来，无日不言城守。然人情玩愒，呼而不应。自皇上特简中使出而提督，然后法行而令肃，一切守具既云备矣。惟是贼游骑连日再攻永定、广渠等门，岂非亦窥见外城之卑薄难守哉？而官军虽具，统领无人。今正阳等门皆闭，血脉不通，号令隔绝。 群臣概无固志，惶惶不安，百呼不应，惟知闭城紧守。据毕自严《度支奏议》卷8，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具题《酌议京军预支通粮疏》：“合计三大营京军之数，共十一万三千二百有零。”十七日具题《京营城守军丁行粮给散逾期疏》：“自十一月初二日军丁上城防守，通计十万六千余人，五日一支行粮。”则李邦华所云先于城外驻扎，或在十月底，而于十一月初二日登城守御。半月后，满桂、侯世禄军及袁崇焕初抵京师，各部所率不及万人。而京军十万，粮饷充裕，以逸待劳，若训练有素，遇敌能战，足致皇太极于死命，何劳援兵四集。无奈市井乌合，坐糜粮饷，全无实用。待援军已至，早龟缩城内。且城门尽闭，内外声息不通，援军非但不能获得丝毫助力，即补给糗粮亦困难异常。有鉴于此，满桂军之败固有可原，而袁崇焕军能获胜则尤坚韧可贵。 六 形势转折点——袁崇焕入狱 1.再说皇太极反间计 自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兵临燕京，至二十七日从左安门退却，八天内与明军凡三战，其中与袁崇焕军两度交锋，皆不能胜。加上天启六、七年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接连兵败宁锦，关宁兵已令金军望而生畏，袁崇焕实为皇太极心头大患。 仔细分析形势即不难发现，与金军入关之初势如破竹相比，此时形势已开始朝着有利于明军的方向变化。皇太极顿兵坚城之下，既无能力攻城，野战亦不能取胜。据《清太宗实录》，皇太极从左安门“还营”，至十二月初一日辛亥，“大兵西趋良乡”，数日间未见军事行动。十数万金军蒙古兵不会露暴于野，当是重新退入南海子。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周围凡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丈，乃养育禽兽、种植蔬果之所。中有海子，大小凡三，其水四时不竭，一望弥漫”。正是隐蔽休整之处。《国榷》十一月二十七日戊申：“袁崇焕遣向导任守忠以五百人持炮潜攻建虏于南海子，建人稍遁。”估计袁军也不熟悉南海子地形，以此试探，金军“稍遁”，即避入海子深处。此时明各路援军集于京郊，稍假时日，不难重振旗鼓，掘壕堑，立严寨，且有袁崇焕及关宁兵作中坚，对皇太极大军形成合围之势，使其成瓮中之鳖。尽管畿南地区暂时空虚，金军可左冲右突，但能横行几时？崇祯若能明察敌我消长之势，寄予袁崇焕以全权，严令责成诸军听命，完全可能就歼金军于内地，至少亦必重创之而作鸟兽散。果尔，明清之际的历史则将是另一种进程。 但崇祯却自毁长城！十二月初一日，即皇太极从南海子南窜之日，崇祯借口商议军饷传令袁崇焕入城，于平台召对时将崇焕逮捕入狱。事发突然，群臣震恐而莫知所由。后人则归结于皇太极的反间计。 皇太极施展反间计，《清实录》卷5备载其事：十一月二十七日戊申，即左安门金军败退之当日，随军汉人谋事“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二十九日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一似崇祯为皇太极反间计所中，而金军则因此免于被歼，重新找到了生路。《满文老档》二十七日不载，仅二十九日与《清实录》同。《老档》在先，《清实录》后修，或加以润饰，将一日事分作两日，以见其详且实。晚出清修诸书，如《明史·袁崇焕传》、《清史列传》、《八旗通志》各传，以及魏源《圣武记》、《清史稿》诸纪传，皆未显示另有史源，实则俱遵从《清实录》，不足为征。一言以蔽之，由《老档》脱胎而出的《清实录》反间计，为后世唯一之史源。 此计颇类说部稗史，与《清实录》所载天聪五年金军围困大凌河垂成之际、皇太极却与祖大寿结盟而释之如出一辙，皆《三国演义》之新版，一仿“蒋干盗书”，一仿“七擒孟获”，皆收奇效：祖大寿虽于困窘中顺水推舟，借机脱身，日后归顺大清，则再无反覆；北京城下的反间计，皇太极于穷极之余，利用宦官，切准崇祯心病，竟能立竿见影，借崇祯之手剪除大患。 关于反间计，明朝方面则全无记载，是以其真伪细节无可确考。然而《崇祯长编》有一条不甚相关的史料，如若不假，倒是一有力的反证。十二月十四日甲子，皇太极大军北返至南海子： 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云云。次日，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桂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著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闻毛文龙掣（撤）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 《满文老档》、《清实录》俱不载此事，明朝史料又不见反间计，故未敢断定此杨春、王成德是否即《清实录》中传递反间计之二太监？金军于北返之际，令杨、王二人向明朝投递书信，旨在议和而漫天要价，却不曾提及反间计。书中所言兴兵之由，实因恼怒袁崇焕杀了金国之人，则与反间计完全相反。十天前发生的袁崇焕系狱、关宁兵东溃，皇太极是否得知，史料无征。但至少说明皇太极并不知晓袁崇焕何以获罪。果真此前有反间计且已得逞，皇太极心头大患已除，此书岂不等于为崇焕开脱？实情必不自相矛盾如是之甚也。我怀疑此事即反间计所本之原始情节。 而根据金军随后的动向来看，可以肯定皇太极没有预计到能令崇祯入其彀中。道理很明显，若果施行反间计，金军就不会在崇祯逮系袁崇焕两日内，以至于等不及祖大寿率军东奔，即南窜良乡、固安，且迟至半月之后的十二月十六日夜方北返京城之南永定门；而显然应在京城之下驻扎不去，以坚崇祯之疑，至少也应在南海子静观其变。一旦关宁兵东奔即紧蹑其后，将其歼灭，并乘机逸出关外，岂不省却日后许多劳苦？可惜《清实录》虽挂出反间计的剧目，却没顾上给皇太极设计上演与反间计相应的剧情。 然而崇祯的动作确实出乎意料之外，似与《清实录》所谓皇太极反间计相吻合。《国榷》卷90，十二月初一日辛亥，先述崇祯命太监加强戒备：“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宫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继述逮崇焕事：“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于平台。崇焕方遣副总兵张弘谟等蹑敌，闻召议饷，入见。上问以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并不能对。命下锦衣狱。赐桂等馔，随遣太监车天祥慰谕辽东将士。命满桂总理援兵，节制诸将。马世龙、祖大寿分理辽兵。”次日，宣布崇焕罪状，谕各营：“袁崇焕自任灭胡，今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远来入援，崇焕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骑充斥，百姓残伤。言之不胜悼恨。今令总兵满桂总理关宁兵马，与祖大寿、黑云龙督率将士，同心杀敌。各路援兵，俱属提调。仍同马世龙、张弘谟等设奇邀堵，一切机宜，听便宜行事。”事情如此突然，且密布太监以控制局势，与皇太极反间计恰成前因后果，后人很容易联想为皇太极的反间计发生作用。故前辈明清史专家孟森，当今权威著作，国内如蔡美彪《中国通史》，国外如《剑桥中国明代史》均承认反间计。 王戎笙主持、李洵、薛虹主编的《清代全史》第一册，则对反间计持疑。我赞成这种立场，而不完全同意其理由：“这段记载，最初见于《旧满洲档》和《满文老档》，但都显然是后来追记的，因为袁崇焕被杀是在金兵退走后的第二年四月，而清人的档案记载则追写被杀事在天聪三年的十二月。”按史书体例，追述以及数事并书都是允许的，故仅以此似不足推翻反间计实有其事。事实上，作者只须点明，清代官修《老档》、《实录》很有可能鉴于明崇祯突然逮系袁崇焕，原因莫明，遂杜撰反间计一说，以体现皇太极之料事如神，如此即可。 《清代全史》随后论及袁崇焕被杀的理由：“根据当时的情况，袁崇焕因金兵入关，得罪下狱或被杀，基本上已是肯定了的。按照明朝的制度，‘失守封疆’是不赦的重罪，更何况袁崇焕是集众怨，被攻击的人，再加上大将满桂在皇帝面前揭发他的非法议和活动”云云。除以崇焕处死在四月小误之外，将崇焕被逮与处死混为一谈，不免失之简单笼统。若依此说，则崇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初次召见崇焕时就应将其下狱，而不必等到皇太极施用反间计之后。实则明代历史上失误封疆，如嘉靖、万历朝，或归罪本兵，而于大帅则少有获死罪者，杨镐、王化贞迟至崇祯朝方处死，熊廷弼之死别有原因，此不赘。况且金军入关在蓟，崇焕受命督师，虽“总督蓟辽登莱天津军务”，驻关门，而其时另有蓟辽总督，蓟镇非崇焕防区；其后总督暂缺，却未明确由崇焕兼领。故或罪或否，非无辩解之余地。至于袁崇焕与金国所谓“议和”，则自万历以来有成例，且既报知朝廷，复为朝廷认可；所谓“擅杀”毛文龙，事后亦得到崇祯首肯。若无其他原因，皆可不必构成罪名。袁崇焕被逮在十二月初一日，处死却迟至次年八月，九个月中牵扯到复杂的朝廷党争，最终是取决于崇祯个人意志，还是政治的主要导向，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退而言之，即使如一些著作认定崇祯逮捕袁崇焕是中计，也并不等于说处死袁崇焕也是中计，而应另有更深层的原因。 试看崇祯因金军兵临北京追究群臣，于逮崇焕之前，以侦探不明、城工未竣下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于狱；战事尚未结束，又以失机逮总督刘策、总兵张士显；其后大学士钱龙锡下狱几死，前后大员逮系论死者数十员。如此杀戮过甚，人们似有理由推测，纵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袁崇焕也难逃一死。 但凡事不可一概而论。崇祯最初歆动于袁崇焕“五年复辽”，因而寄予厚望。迨皇太极从蓟镇破关，崇祯虽不无怨怼，然而心中有数，责任不在崇焕，故有明旨：“卿治兵关外，日夕拮据，而已分兵戍蓟，早见周防。关内疏虞，责有分任。”对于崇焕率兵入京宿卫，崇祯也慰谕有加：“既统兵前来，其一意调度，务收全胜，不必引咎。”次日，“赐袁崇焕、祖大寿、大将”。皆其理性之体现。以现有史料，我们对崇焕突然下狱只能作如下推测：崇祯积怨于胸的是崇焕未能遵旨在蓟门堵截金军，令北京直接处于金军兵锋威胁之下。而随后金军、崇焕军同时至京，又有崇焕“勾虏”逼京、要挟和议之风传，又难免启崇祯之疑，即谈迁所谓“都人竞谓崇焕召敌，上不能无心动”。而当时真正影响崇祯决策的，除一二大臣之外，就只有太监。崇焕广渠门、左安门两战获胜，然城门紧闭，内外隔绝，崇祯未必能及时明白真相。十一月二十三日召见崇焕、满桂，崇祯感受如何，《国榷》云崇祯对崇焕“慰谕久之”，但又两次拒绝崇焕要求如满桂军例允许关宁兵入城休息，足见疑心未去。数日后金军仍倘佯于京城周围，迟迟不退。崇祯年未及冠，易于冲动，急切之下惑于流言，勾起旧账，莽撞行事，是完全可能的。 就上引《国榷》十二月初一、初二两日所记，崇祯面质崇焕者，“以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次日宣谕各营者，“袁崇焕自任灭胡，今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崇焕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骑充斥，百姓残伤”。最初公布的崇焕罪状，仅此而已，与日后罗织者不同，应可信为崇祯逮捕袁崇焕之真实动机。但其中并无反间计所谓与金国有“密约”。若崇焕果有此密谋，哪怕是谣传，崇祯有何拿不出手，当面严质？尤其是初一日逮系之时，惟有数人在场，崇祯完全没有担心泄密的理由；而且必定将祖大寿同时逮系，与崇焕对鞫，而绝不会让其返回军中。直至初六日给通州孙承宗的敕谕，亦未提及反间计所谓“密约”。 若以谈迁无所闻，故纪事简略，大学士钱龙锡为逮系崇焕在场者之一，半月之后为自己辩诬，止云：“此番由崇焕轻信束不的，致纠连深入。皇上焦心忧思，夙夜靡有宁息。臣等岂真木石犬马，不悟崇焕之有罪，而尚敢护庇之？止缘外有强敌，内无劲兵，且藉关宁兵马，事平之后，论崇焕之罪耳。此四日在阁中所佥议者，臣资在第三，何能专主？”然所谓崇焕之罪：“自闻警之初，举朝言是束不的者十八而九。”“当崇焕请入罗城，请给席布。以至敕拿之日，皇上费几许踌躇，玉色为焦，臣等亦相顾迟回。”“身任督师，不能立功则罪之。”可以断言，崇祯逮系崇焕时，所以愤怒者在崇焕轻信苏布地，导致金军深入京畿盘桓不去。 与此相联系的，即金军不退，是因崇焕欲借此以成款局，明金订立城下之盟的谣传。此与反间计最为接近，但这种荒唐事几无可信度。诚如程本直《漩声》所言：“崇焕之愚，不至此也。城下之盟，列国事也。否则，亦宋真宗事也。今中国何如国？而皇上何如主也？无论要以求盟必不得，即要之而盟得也，款成也，敌退也，崇焕将安归也？果若是也，崇焕知为敌谋，而不知为己谋也，愚不至此也。”质言之，崇焕若邀敌进犯以挟盟，非但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万恶不赦。既欲如此，又何必在北京城下与金军连番苦斗？即使崇祯在焦虑之中迷失理性，惑于流言而疑心骤起；即使逮系袁崇焕时阁臣成基命再三请求崇祯慎重其事，就是针对崇祯这种怀疑，但也没有证据说明崇祯产生猜疑是因皇太极的反间计而起。至少，在逮系袁崇焕时，崇祯并没有出具反间计所云勾结金国入犯的密谋。否则，随即就应有一系列相应的追查，两位传话的太监也应下狱鞫问，非论功即论死，而不可能全无反映。 攻讦崇焕最力以至不择手段捕捉风闻之高捷，于崇焕逮系后数日发难，其疏言中亦只能云：“夫崇焕口任边事，而心不尔也。其遣弟通好，远在数年之前；其斩将剪忌（谓杀毛文龙），近在数月之内。唯别一机关，故另一作用。今日之事，岂无故而致此哉？皇上第博采道路之公论，细审前后之情形，而崇焕罪案自定，臣更不必饶舌。”此言之阴险，即在引诱崇祯以坚定上述怀疑。若果闻知有反间计之密谋，高捷必视为证据，尚须闪烁其词，泛论牵引于数月数年前之事，而请崇祯“博采”、“细审”乎？十三天之后，吏部尚书王永光等疏言：“皇上逮问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督师袁崇焕于狱，雷霆叠震，百僚悚惕，此皇上之大机权也。”反间计与王洽、张凤翔无涉，永光等必不以三人被逮同归于崇祯之“大机权”。 若崇焕与金国稍有嫌疑，其冤家对头如余大成所言之温体仁、梁廷栋，必大做文章，而最为崇祯信任的周延儒及其他人日后也决不敢疏救崇焕。而最重要的是，当事人祖大寿疏奏具在，程本直《白冤疏》、《漩声》，余大成《剖肝录》，于崇焕生前死后为其讼冤不遗余力，而皆不曾提及皇太极反间计。若果有些许蛛丝马迹，祖、程、余等人断无不予申辩之理。袁崇焕“密约”皇太极并配合金军至京，何等紧迫危险之事！若以崇祯听信从敌营释放的太监之词，独自反复煎熬于信疑之间，而不与任何大臣商量，有是理乎？梁任公《袁督师传》不取反间计之说，乃其卓识。崇祯内心的怀疑与皇太极的反间计，毕竟是两回事。 在用历史人物的思想或心理来判断史实时，必须审察其主观动机的来源及形成，并将其与客观事实严格区别开来。我们无法找到《老档》、《清实录》作伪的铁证，而只能通过辨析来质疑反间计难以取信，这是治史者的缺憾，也是对待史料的基本态度。至于计六奇、张岱等人关于袁崇焕的记载，乃至快意恩仇，几无一处可信，可不置辩。若有人据以谈奇说怪，则不属于史学讨论的任务。 还应指出的是，崇祯的一时冲动，并不意味日后崇祯不可能冷静下来，付诸理性思维，甚至于幡然悔悟。事实上，崇祯逮系崇焕后不久即令其于狱中致书大寿，以挽救关宁兵于狂澜既倒，即已懂得崇焕的份量，则未必不存在以此为转环的可能性。余大成《剖肝录》记载：“上初甚疑焕，及闻所复地方皆辽兵之力，复欲用焕于辽。又有‘守辽非蛮子不可’之语，颇闻外庭。”另，兵科给事中钱家修《白冤疏》载其疏救崇焕：“奉旨批：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此疏为原抱奇而发，当在崇祯三年正月。若此两段史料无可怀疑，则崇祯逮系崇焕时是否有必杀之心，就应引起人们慎重考虑。一个看似荒诞的偶然事件，不论是所谓皇太极反间计，还是朝野谣传、宫内左右谗言，若能引起巨大波澜，乃至于改变历史走向，一定是当时的政治社会条件和氛围存在着发酵机制，以及引导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内在趋势。这才是历史研究者所当思考的，而不必停步于史料无征的细节，或作徒劳无益的揣测。限于篇幅体例，本文不作深究，仅稍述及崇焕与关宁兵之关系以及这一事件所带来的恶果。 2.关宁兵东溃与重整 主帅被逮，几乎出于所有人预料，其直接后果就是招致宁远兵东溃。《国榷》卷90，以东溃在十二月初四日甲寅：“辽兵素感袁崇焕，满桂与祖大寿又互相疑。大寿辄率兵归宁远，远近大骇。”《孙承宗行状》、《明史·孙承宗传》并系于初四日。而据兵部职方郎中余大成《剖肝录》，当在初三日（见下）。据祖大寿疏，则在初三日夜：“比因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即上引初二日壬子谕各营），三军放声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奈讹言日炽，兵心已伤。初三日夜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拼命一战，期建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孙承宗初五日的奏疏，亦证明事发在初三日：“本月初三日，通州城守者瞭见辽兵三五成群纷纷东下，臣即令人招抚，而鸟兽窜矣。又，初四日午时，侦探人自西回，始知祖大寿率全军东溃。臣闻之，急以手字慰谕大寿，又传一檄以抚三军，令游击石柱国飞骑追之，而仅及其尾，弓刀相向。柱国坦然不惊，极力（慰）谕。诸军校亦多垂涕，但曰：‘主将既戮，又将以大炮尽歼我军，故不得已至此。’柱国又前追，而大寿已远矣。”关宁兵东溃，实激于统帅袁崇焕被逮，然而孙承宗却归咎于祖大寿：“臣自得此军之溃，今因祖大寿危疑既甚，又以极贵不能复受同侪节制，故乘三军惊疑，以城上炮击洗军之说，诱全军尽溃，陷人以自护，非诸将卒尽有叛心。” 两日之后，孙承宗再遣人追及关宁兵，从大寿的回应中，大约摸出一点头绪，故于初七日再疏转述祖大寿诉言：“径往东走，拦阻不住。众兵齐口说称：‘应援京师，连战大捷，指望厚赏。谁想城上之人声声口口骂辽将辽兵都是奸细，故意丢砖打死辽兵三名，城内出来选锋砍死辽兵六名，彰义门将放拨的辽兵做奸细拿去杀了。阵亡者死而无棺，生者劳而无功，败者升官，胜者误罪，立功何用？’臣同副将何可纲、张弘谟等多方劝谕不从，臣等情愿回京待罪。众兵强挟，浑身是口，难以自文。”《国榷》同日节录承宗此疏，并附以：“上从之。大寿抵山海关，宣圣谕，吏卒乃安。因令堵截建虏归路。自是大寿称疾，不复视事矣。”至此实情大明。关宁兵一直被视为勾引金军之奸细，为此忍辱负重，劳苦功高却未及时赏赐，本已积怨甚深。宣谕各营逮捕袁崇焕，关宁兵完全不能接受，次日即哗变东奔宁锦。凡此，皆由崇祯所激。于是朝野震恐，谣言纷起。《孙承宗行状》：“上逮崇焕下诏狱，大寿与中军何可纲等率所部万五千人东溃。人言大寿且与奴合关宁十万众反戈内向，祸在漏刻；又言大寿据关城，则自此以东数十城中断，将割以自王。而师之溃也，其势如崩山决河。” 关于朝廷应对，《国榷》十二月初四日：“初，召逮崇焕时，大学士成基命睨大寿心悸状，因顿首请慎重者再，敌在城下，非他时比。”《明史》251《成基命传》综述其事：“袁崇焕、祖大寿入卫，帝召见平台，执崇焕属吏，大寿在旁股栗。基命独叩头请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复叩头曰：‘敌在城下，非他时比。’帝终不省。大寿至军，即拥众东溃。帝忧之甚。基命曰：‘令崇焕作手札招之，当归命也。’时兵事孔棘，基命数建白，皆允行。”《国榷》系基命建白事于初六日丙辰，“又条上规画。上俱从之”。大约崇祯已感觉不妙，一时惶惶不知所出，惟基命之言是听，但不肯认错。《国榷》同日，传谕通州之孙承宗：“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深入内地。虽兼程赴援，又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暂解任听勘。祖大寿、何可纲、张弘谟等，血战勇敢可嘉。前在平台面谕，已明令机有别乘，军有妙用。今乃轻信讹言，仓皇惊扰。亟宜憬省自效，或邀贼归路，或直捣巢穴，但奋勇图功，事平论叙。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又卿旧日部曲。可速遣官宣布朕意，仍星驰抵关，便宜安辑。”《孙承宗行状》录此谕文字略同，之前有“遂命公移镇关门”，则承宗由通州赴关门在初六日。谕中不再是“言之不甚悼恨”，而是“功罪难掩，暂解事权听勘”一语，即崇祯得知关宁兵东溃，隐约发觉逮系崇焕铸成大错，亟需安抚关宁兵祖大寿等人之措辞。 成基命从中斡旋，奏请以袁崇焕手札招大寿事，钱谦益《孙承宗行状》及《有学集》卷34《成基命神道碑》俱不载。《行状》详载承宗之处置，大体出自承宗奏疏。《行状》继云：“公惧大寿之果与奴合也，大书榜示军前：‘东奴久薄近郊，急调祖大寿兵往遵化捣巢，遏虏归路，用以疑虏。’传檄谕大寿及诸将曰：‘今日东兵（即指关宁兵）西还，必无一毫罪戾。’又密札谕大寿，教以急上疏自列，束兵杀贼以报浩荡之恩，以赎督师（崇焕）之罪，而仍许代为别白。大寿得帖子大哭，诸将亦哭，乃具如公指还报”云云。似安关宁兵于反侧，一出于承宗只手回天。而据崇焕军中职方郎中余大成《剖肝录》，实另有隐情，移录于下： 焕自蓟趋京，两日夜行三百里，所部马兵才九千人。广渠门一战，挫之，意俟步兵至，方合力逐北。而初一日之命下矣。 诸廷臣持焕者十之三，而心悯其冤者十之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惮于（温）体仁与（梁成）栋，未敢救。石衲（当为余大成号）时任职方，独发愤对众曰：“奈何使功高劳苦之臣，蒙不白之冤乎！”栋曰：“此上意也。”石衲曰：“焕非惟无罪，实有大功。今日围城中，舍此谁堪御敌者？朝廷置兵部官何用？使功罪倒衡若此，公宜率合部争之。”栋曰：“人皆言焕畜逆。”衲曰：“兵由蓟入，焕自辽来，闻报入援，誓死力战，不知所逆何事？所畜何谋也？”（中略）栋时声色俱厉，（中略）不怿而退。 次日初二，衲又往见栋，曰：“敌势甚炽，辽兵无主，不败即溃耳。莫若出崇焕，以系军心，责之驱逐出境自赎。既可以夺深入者之魄，又可以存辽左之兵。公为国大臣，当从国家起见，万无从嫌隙起见也。”栋曰：“辽兵有祖大寿在，岂遂溃哉？”石衲曰：“乌有巢倾鸟覆而雏能独存者乎？大寿武人，决不从廷尉望山头矣。”栋时以其语闻之朝房。辅臣周延儒问曰：“公虑祖大寿反耶？”石衲曰：“然。”儒曰：“迟速？”石衲曰：“不出三日。”儒曰：“何也？”石衲曰：“焕始就狱，寿初意其必释。今日则庶几有申救而出之者。至三日，则知上意真不可回，而廷议果欲杀焕矣。寿与焕功罪惟均者也。焕执，而寿能已耶？不反何待？”儒点头曰：“奈何？”体仁曰：“不然！寿若与焕谋，即合敌耳；否则，必杀敌。反将安之？” 次日，栋见石衲于朝房，曰：“寿幸未反。”石衲曰：“言而不中，国家之福也。”是日，寿果率所部逃出关外。报入，栋惧甚，至石衲私寓，曰：“寿反矣！如之何？公能先事逆料，真神人也！”栋去。客曰：“大司马心折公矣。”石衲曰：“是欲贻构我耳。” 初四早，栋以寿反奏，且言：“臣司官余大成能先见，乞召问之。”蒙上召对，因奏曰：“寿非敢背反朝廷也，特因崇焕而惧罪耳。欲召寿还，非得崇焕手书不可。”上因让栋曰：“尔部运筹何事？动辄张皇。事有可行，宜急图无缓。”栋就出焕，石衲曰：“不可！旨意未明，狱中何地，而冒昧行之也？”延儒曰：“若何？”石衲曰：“须再请明旨方可。”乃复入奏。上遣大珰出谕曰：“事急矣，当行即行，尚待什么旨！”石衲曰：“此即明旨矣。公等见督师，善言之。” 时阁部九卿皆往狱所道意，焕曰：“寿所以听焕者，督师也。今罪人耳，岂尚能得之于寿哉？”众人开譬百端，终不可，且言：“未奉明诏，不敢以缧臣与国事。”石衲因大言谓崇焕曰：“公孤忠请组，只手擎辽生死，惟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义而谅公之心。臣子之义，生杀惟君。苟利于国，不惜发肤。且死于敌与死于法，孰得耶？明旨虽未及公，业已示意，公其图焉。”焕曰：“公言是也！”因手草蜡书，语极诚恳。至则寿去锦州一日矣。驰骑追及，及遥道来意。军有教放箭者，骑云：“奉督师命来，非追兵也。”寿命立马待之。骑出书，寿下马捧泣，一军尽哭，然殊未有还意。寿母在军中，时年八十余矣，问众何为，寿告以故。母曰：“所以致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军中皆踊跃，即日回兵，收复永平、遵化一带地方。 袁崇焕被逮与关宁兵东溃之关系为余大成目睹亲历，与其他史料皆能印证；崇焕出手书安抚祖大寿，大成始终参与其事，最为真实，无可假造。大成所述诸臣，梁廷栋、周延儒、温体仁，皆崇祯特加青睐者，亦逮系崇焕在场之见证人。面对大成质问，无一提到反间计密约，故大成未就此申辩。唯廷栋含糊其辞云“蓄逆”，为大成所驳，自知无能成立。而尤可注意者：大成既有欲挽回关宁兵，则莫如出崇焕于狱之言；辽东东溃之次日初四，大成偕廷栋入奏崇祯，说明大寿“特因崇焕而惧罪”；崇祯急不可待，命如大成所言，且斥廷栋处事迟缓，则崇祯态度已有所松动。明朝国运系于辽东，辽东安危系于崇焕，即谓崇焕国之柱石，不为过也。崇祯并不糊涂，此理焉有不明。命崇焕作书祖大寿虽一时权宜，若朝廷诸大老善加引导，未必不能令崇祯转环，令崇焕得以重生。不幸明朝病入膏肓，政治暗昧，崇焕一案未明，旋又叠加与大学士钱龙锡内外勾结一案，案情愈重，是非愈难明。落井下石者固不乏人，而朝廷诸正人君子，莫不亟欲为钱龙锡洗白而加罪于崇焕，崇焕终至惨死。 《剖肝录》作于崇祯八年之后，有些细节或欠准确。如周延儒时为礼部侍郎，入阁尚待半月后。温体仁虽蒙崇祯器重，然其时恩遇未渥，未必能压制众臣，其料辽兵不反，慑于崇祯雷霆之威耳。又如祖大寿“即日回兵”，亦与实情不符。崇焕“手草蜡书”固其亲见，而“驰骑追及”大寿，则必非目睹，与孙承宗疏言时间未合。孙承宗疏言：“臣于本月十四日抵关，即命原任总兵朱梅面谕祖大寿等，宣布主恩，勉以报答。适兵部差人赍至袁崇焕手字，即令赉去。而祖大寿称兵马远回疲苦，暂令攒槽喂养，休息数日，方可调发，一面先将各步营兵丁随挑随发……臣谓大寿等情词恭顺，自可勉建后效，不惟身谢前愆，并可以为崇焕赎过之地。”兵部差人赍至崇焕手字至承宗所，在承宗至关门之日，似与大成所云不符。《行状》“上忧东兵甚，令兵部从狱中出袁崇焕手书，慰止东镇将士”，当是从承宗奏疏。《行状》又云：天启二年广宁失守，大寿“顾盼未有所属。公抚而用之。再犯法，当斩，俾袁崇焕力请而后贳之。大寿以是严惮公，而感崇焕次骨。”故安抚关宁兵非崇焕、承宗不可。至于黄宗羲云关宁兵在京城下闻崇焕被逮而反，故兵部不得已出崇焕手书以止乱，以至成为崇焕致死之由，则去真相愈远。 承宗于崇祯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关门，祖大寿称“兵马远回疲苦”未肯谒见，显然不为承宗至关慰谕所动。绝非如钱谦益所云“督师之系也，部帅祖大寿鹯恐扬去，上手诏枢辅止之。公（申用懋）据案草檄，大寿感泣旋师”之易易也。据大寿疏：东奔至玉田时，已接承宗、刘策、方大任之书，“谕臣期复遵化，在诸将莫不慨然。而众军齐言：‘京师城门口大战堵截，人所共见，反将督师拿问，有功者不蒙升赏，阵亡者曝露无棺，带伤者呻吟冰地，立功何用？即复遵化，皇上那得知道我们的功劳？既说辽人是奸细，今且回去，让他们厮杀。’拥臣东行。此差官所目击者。”将领尚在犹豫，而大军士卒积怨难消，决意返回辽东，一发不可止。“及到山海关，阁部孙承宗差总兵官马世龙赍捧圣谕将到，传令扎营于教军场迎接，众兵眼望家乡，齐拥出关。”足见此时崇祯圣谕已无威信可言。稍后，“臣即止于关外欢喜岭，同所统官旗人等听宣读毕，皆痛哭流涕，举手加额。臣因众军感泣，谕之曰：‘辽兵素受国恩，颇称忠勇。今又蒙朝廷特恩宽宥，若不建功，何以生为？’众军闻言，又复泣下，务立奇功，仰答圣恩于万一矣。”似经大寿晓之以大义，动之以利害，军心即定。须知此疏乃上于承宗至关门十日之后，大寿已拿定主意听命朝廷之后的第一次表态，故于军将吏卒之真实情绪必多掩饰。 大寿虽感激崇焕，且慑于母亲义正词严，实则挽回宁锦大军人心殊为不易。次年正月初三，大寿方与承宗面晤。“自正月初三日，辽东总兵官祖大寿带领马步官兵三万有余入关。次日，犒赏众军，传谕：‘本标俱为辽产，务加意守关。凡夺回车辆财物，尽给本人，且加赉十金，以酬死力。若山海失守，家亡妻子为掳矣。’众俱慷慨听命。”知大寿所以说动全军者，非如前袁崇焕督师时报效朝廷，捍卫疆圉，而实为本土意识，人自为战，乃真所谓“以辽人守辽土”。宁锦军演变为祖氏私兵，此乃一大关键。日后驱逐金军，收复畿北四城，多仗祖大寿军。然设非崇焕以书感之在先，继而承宗抚御得法，欲其一月之间，复整营伍，反旆入关，岂可得哉！ 七 皇太极大军北返之再考察 1.永定门之战与撤离北京 综合《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卷5，十二月初一日辛亥，即袁崇焕被逮之日，皇太极率大军经南海子南行。途中曾责备殿后贝勒急于前趋打猎，可见行色匆匆，且相当警惕。当日，抵至距北京南七十里之良乡之北。次日壬子，攻克良乡，“纵掠良乡县，俘获甚多”。招降西南邻县房山。初四日，攻克以南五十里之固安县，“尽歼其众”。其后数日，原地休整。为补充军实，纵兵四出掠生。初五日乙卯，“以俘获牛马赏兵丁，每人马一、牛一，其余驴骡牛，俱令均分”。论功颁赏，选美女。初九日，“驻良乡城秣马”。十一日辛酉，遣贝勒阿巴泰、萨哈廉前往房山县祭金太祖、世宗陵。待士马饱腾，遂于十六日丙寅，即孙承宗抵达山海关之后二日，皇太极大军发良乡，趋燕京。在良乡滞留凡半月。 十六日晚，进抵北京西南三十五里卢沟桥，击溃明沈副将守军六千人。沈副将当即申甫，新募六千人皆市井乌合，不堪一击。《明史》卷277《金声传》：“申甫者，僧也，好谈兵，方私制战车火器。帝纳声言，即日召见，奏对称旨，超擢副总兵，敕募新军，便宜从事。改声御史，参其军。甫仓猝募数千人，皆市井游手，所需军装戎器又不时给。而是时大清兵在郊圻久，势当速战。急出营柳林，总理满桂节制诸军，甫不肯为下。桂卒掠民间，甫军捕之，桂辄索去。声以两军不和闻，帝即命声调护。亡何，桂殁，甫连败于柳林、大井，乃结车营卢沟桥。大清兵绕出其后，御车者惶惧不能转，歼戮殆尽，甫亦阵亡。”申甫兵败身死，不应晚于满桂兵败永定门，当从《清实录》系于十六日。 金军继而推进至北京南二十里，击败明守军一营。侦察捉生，得知永定门南二里许有明满桂等四总兵马步兵四万，结栅立营，“四面列枪炮十重”。当晚，金军抵达京城西南隅，决定明日进攻。《崇祯长编》卷29，误前一日，十四日甲子，“大清兵驻南海子”，则皇太极由原路返回，且与京城之南二十里相合。前文抓获杨、王两名太监令其赴京城投书，正是此日此地。 永定门之战，《国榷》卷90，系于十二月十七日丁卯：“设文武经略，以梁廷栋、满桂为之，各赐尚方剑，营西直、安定二门。桂始屯宣武门瓮城内，谓敌劲援寡，未可战。中使趣之亟，桂不得已，挥涕而出。以五千人同孙祖寿等战安定门外，并败没。麻登云、黑云龙被执。申甫以七千人战柳林、大井、卢沟桥，亦败没。都人大惧。”永定门之战时间与《清实录》相合。以申甫败死于满桂之后，与《明史·金声传》同，并误。 满桂总理诸路援军，在逮系袁崇焕当日。关宁兵东溃，原因之一是祖大寿不肯服从满桂。前述申甫事，亦见满桂不孚人望。麻登云事迹不详，或临时擢用总兵。黑云龙当皇太极兵犯宁锦时曾镇守一片石。十一月初十日与满桂、王威同时以总兵勤王，二十三日崇祯召见入援诸将，黑云龙与焉；崇焕被逮，谕祖大寿、黑云龙并受满桂节制。孙寿祖天启末年为蓟镇西协总兵，移镇遵化，已见前文。《明史》卷271本传：“（天启）七年，锦州告警，祖寿赴援，不敢战，被劾罢归。及是，都城被兵，散家财，招回部曲，从满桂赴阙，竟死。”则复任总兵一职当为时不久，且其部众皆新集溃散之卒。是知四总兵虽四万人，而将卒多非能战之士。满桂已知必败，然迫于严命，只能仓猝迎敌。明军显然希望集中兵力封堵金军北归之路。金军回师心切，亦无退路，必作殊死战。据《清实录》、《老档》：“黎明，十旗（当指八旗和蒙古二旗）行营兵大噪齐进，以击敌军。方我兵毁栅而入，敌营枪炮甚多，交发不绝。上见之，怜惜诸将士，心伤陨涕。”然金军“无一死者，岂非天佑乎！”殆明军炮火虽多，却无斗志，结果惨败。明金双方记载无异。 永定门一战，明军主力丧失殆尽，再无力阻止金军北还。这是崇祯逮系袁崇焕的又一恶果。而金军后来的行程却颇有意思。照说，金军欲赴通州，当从城南经左安、广渠、东便诸门抵朝阳门最为便利，此即袁崇焕军入京之来路。但皇太极却计不出此，而仍由上月德胜门战后经京城西墙外沿东折抵达左安门一路而逆行，先抵京城西北隅，然后至德胜门、安定门。随之派前锋向通州探路，亦循旧路。如此舍近求远，显然不能用德胜门、安定门致书议和来解释，只能说明皇太极在永定门获胜之后仍心存警惕，只拣熟路，或不愿经过与袁崇焕战斗过的左安门、广渠门，以沮士气。 皇太极虽在北京城外盘桓有日，此后军行则颇为迅速，沿途几无激战。二十五日乙亥，通州探路贝勒返回。二十六日丙子，皇太极抵达通州。二十七日丁丑，焚毁通州河船只千余艘，随即撤离。据《孙承宗行状》：“公急遣世龙报命，发步骑兵一万五千，令督以入援。世龙兵抵通州，奴始拔坝上营归还，而京师解严。”《国榷》卷90，二十五日，“进世龙武经略，赐尚方剑”，则世龙率军自山海关返回当在皇太极抵通之前，然未能阻止金军东走。金军分兵两枝：贝勒岳托等率精骑四千由东偏南，攻陷香河县，趋永平府；皇太极大军向东行进，一日之内抵达蓟州，击溃明守军。至于同日在蓟州歼灭明山海关援兵五千人，却于明朝史料无征。二十八日戊寅，得留守遵化参将英俄尔岱奏报：入关时归降的长城诸口“石门驿、马兰峪、三屯营、大安口、罗文峪、汉儿庄、郭家峪、洪山口、潘家口，及臣等所抚滦阳营，十一城俱叛。（明）密云总督、蓟州道合兵，夜至遵化，四面夹攻。”虽平定五城，“其六城仍叛乱”。遂命杜度连夜赶赴遵化，重新夺得六城，杜度守遵化，喀喇沁蒙古台吉布尔噶都驻兵罗文峪，以防明军西来。皇太极则率大军从蓟州前往永平，与岳托合军。 根据《国榷》卷90，对金军行程可稍作补充。十二月二十七日日丁丑：“建虏陷香河，杀知县任光裕。攻三河，不克。”二十八日日戊寅，（金军）攻宝坻，知县史应聘拒却之。二十九日日己卯，“建虏陷玉田，知县杨初芳降。”以上诸条，除攻陷香河之外，其余《老档》《清实录》俱不载。三河小县，难抵皇太极大军，而不克者，无暇多顾也。宝坻一县乃当岳托军，所以未克者，不欲停留也，而以次日攻陷玉田。皆可见金军急于东赴永平，无意中途久留。另据《崇祯长编》卷30，二十九日，金军抵达丰润城南，应是岳托军。明守沙河驿将王承胤奔东北永平府属迁安县。丰润邻永平属地，岳托即在此等待皇太极大军，合力以争永平。《清实录》卷6，（崇祯三年、天聪四年）正月初一日辛巳，皇太极大军行至榛子镇、沙河驿，招降，城中人皆令剃发，丰润即降，遂与岳托军汇合。“是日，大军抵滦河立营”，河在永平府西十里。初二日壬午，“大军发自滦河，辰刻至永平，十旗兵环城立营”。丰润、永平之间百六十里，皇太极大军可谓马不停蹄。至此，金军一路顺利，未遇明军有效抵抗。 在进攻永平之前，皇太极遣济尔哈朗、阿巴泰率精骑击杀叛金归明的刘兴祚（即《老档》中之“刘爱塔”）。《清实录》详述此事于正月初二日壬午、初三日癸未，皇太极谓“擒刘兴祚，胜得永平”，说明是在永平城外营中亲自布置此事。《国榷》卷91，崇祯三年四月初六日乙卯：“兴祚（受孙承宗之命）同台头营将王维新、太平路将陆自强、建昌路将马光远、永平道中军程应琦袭建虏于青山营，官军二千，除夕大破之。兴祚先登，谙夷习，故急莫能辨，斩杀五百九十三级，畜产称是。还太平，各归镇。庚午元旦，兴祚至两灰口，俄值建虏数千骑，马不及甲，步斗，杀伤过当，突中流矢死。弟兴贤被执。”这段史料颇有可疑之处。青山口在永平“府北，桃林口东第四关口也。桃林口在府北六十里，其南十里曰桃林营，营东二十里有燕河营”。即是说，青山口在燕河营以西、建昌营以东，很难设想金军会驻扎于此。何况此时皇太极大军正向永平集结，亦不可能分兵插入明重镇之中。斩杀金军六百，可算大捷，而他书未载，不知《国榷》何所据。燕河、台头、建昌皆蓟镇东协要镇，太平寨为中协四路中最东者。台头营将王维新当作王维城。此时祖大寿大军尚未进关，故只能设想是孙承宗企图联络蓟镇东协与中协，以巩固山海关西北防线，并从北面威胁金军。兴祚立功心切，奋勇而往。但从不久之后皇太极进略山海关时，王维城、马光远皆降金来看，兴祚此行未能成功，故孤军返回山海关，途中遭到金军袭击身亡。但这又与斩杀金军六百难以符合。《孙承宗行状》别有一说，以兴祚使命在进入永平协助防御：“岁逼除，奴警益急，乃遣参将黄惟正等率骑兵四营守抚宁，而降将刘兴祚合诸将兵护永平。兴祚乃领降虏亲兵二百，辽骑六百，拜公于马前，愿为公死。兴祚死，永平遂失守。”较《国榷》为可信，且与《清实录》初二日壬午明军俘虏所言兴祚“来永平”相合。要之兴祚死于永平失陷之前。 初四日甲申，金军攻克永平。此时明廷还在筹画于蓟东丰润、三屯一带堵截金军，完全是痴人说梦，情报不灵、行动迟缓，可见一斑。 现在回顾一下金军进程：十二月初自左安门一战南撤至良乡、固安一带，自是为了避免与袁崇焕关宁兵决战，同时歇息士马、补充粮饷；半月后由良乡挥师北上。永定门一战消灭明军主力之后，数日间从北京城南经西至北，再从东而南至通州，主要是出于谨慎。而从通州东向，经蓟州而至永平，则明显加快行进，一路狂奔。凡此似皆表明，皇太极不欲在京畿久留，亟欲回师。自十月初出兵，至此已历三月，于理亦应返回故巢。但由此产生一个疑问：皇太极既至蓟州，本可由原路由遵化出关，却舍此而不为，偏要东略永平，意欲何为？ 欲解答这个疑问，必须联系皇太极此次兴兵的目的。皇太极之所以亲率大军出征，本在劫掠察哈尔，并无远图。入关攻明无疑带有风险，原本不在其算计之内。破关之初，所向无敌，遂令其野心骤增，不仅欲据有城邑，且欲深入明朝畿辅。却在京城之下遭遇袁崇焕关宁兵阻击，进退两难，不得不暂时南窜。不料关宁兵东溃，形势为之一变。金军北返，于京城之下击溃满桂，可以挽回颜面。通州而后，横扫沿途州县，不难号称凯旋。但金军、蒙古兵的收获呢？一场远征，不会是为战而战，总应满载而归，方能满足十数万大军出征的欲望。良乡、固安的掳掠，经长途奔波，当已耗尽。而回到遵化，发现当初建立的基地已失，且反复蹂躏，殆已残破。欲大有掳获，最安全、最有价值的地区，就是蓟州与山海关之间明朝饷司所在的永平府。此其一。 其二，即便在永平府大掠而归，亦未必能使皇太极树立起足够的威望。联系到破关之初攻城略地毫无阻滞，故及时传谕国内，大加宣扬，而后两月进退，几经劳苦，所克之城、所得之地何在？苟明乎此，即知皇太极在逸出关外之前势必要有一番作为。根据后来的进程可以推断，皇太极甚至怀有更大的企图，即从明朝内线打通山海关。皇太极何所恃而敢作此番冒险，甚至不惜遭遇宁锦劲敌？从某些迹象分析，皇太极之所以行此侥幸，很可能是闻知宁锦兵东溃，使其萌生招降祖大寿的希望。殊不知正月初四日金军攻陷永平，祖大寿宁锦军正在山海关门誓师。老对手之间的新一轮较量即将展开。 2.东进山海关受阻及《老档》《清实录》之失载 为更好了解永平失守之后一段历史的实情，有必要介绍一下地理形势。永平府东至山海关一百八十里。若以山海关为一只东飞燕子之首，则西北自石门、台头、燕河诸营，皆紧沿长城隘口；西南自抚宁、昌黎、乐亭诸县，皆临近海滨：恰如燕子两翼向西展开，永平在其腹中。明军若能谨守两翼，则对永平、迁安、滦州诸城成合围之势；反之，金军若控制两翼，则可对山海关成钳形攻势。孙承宗、祖大寿要防止皇太极打通山海关，将其困在永平，必须两翼皆驻守重兵。 《孙承宗行状》综述其势：“（山海）关门西南三县城曰抚宁、昌黎、乐亭，西北三边城曰石门、台头、燕河，六城东护关门，西绕永平。（中略）公下檄切责各城，捕斩奸细，禁止蜚语。六城皆壹意完守。后先间诸叛人于奴，构而杀之。又遣将戍开平，复建昌而守之，而进取之势定矣。”此一段甚得要领，想应据承宗《奏议》而来。《国榷》卷91，崇祯三年正月庚戌三十日追述祖大寿方略：“是月，祖大寿遣参将张存仁帅骑兵、都司刘雄帅步兵，守乐亭、昌黎；协将王维城守台头营；副总兵何可纲守石门；马明英守燕河。各上首功。盖山海关西南抚宁、昌黎、乐亭三县城，西北则石门、台头、燕河三边城，俱滦、永要径也。六城固，可以合剿。宁前道兵备副使孙元化安辑关外八城，斩获首虏八百有奇，关辽无虞。”则祖大寿入关之后，得知金军已克永平，必将犯山海关，故张开两翼严阵以待。 天聪四年（明崇祯三年）正月事，《满文老档》记载甚为简略，皇太极踪迹更隐约莫辨。第21册卷首：“天聪四年正月，汗赴山海关。留台吉济尔哈朗、台吉萨哈廉办理永平府事务，并将所办事宜载于两黄旗档子之内。”以下皆济尔哈朗、萨哈廉所行之事：初六至初八日，从永平府四出招降；初九日，明台头营副将王维城降；十二日，接受明建昌营参将马光远投降；十三日，迁安县知县朱云台来降；二十八日，滦州（金国）大臣招降乐亭不果等等，盖将皇太极大军之成果与济尔哈朗在永平的活动夹杂其中。皇太极再次现身《老档》已是月底三十日在遵化。故这段时间皇太极的行止，清朝方面的记载只能依据《清实录》。 而问题是，《清实录》卷6在许多地方亦闪烁其词。正月初六日丙戌：皇太极“移营于永平东门外山岗，”“留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统兵一万守城。上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初七日丁亥以下，不书明皇太极行幄所在。十二日壬辰，皇太极自抚宁至昌黎。于是，疑问之一：皇太极从何而至抚宁呢？或者说，初七日至十二日皇太极身在何处？十五日乙未，皇太极“自昌黎县至永平北河岸”，则十二日至十四日皇太极在昌黎。但二十日庚子，皇太极“自永平至三屯营”。那么，疑问之二：十五日之后几天又发生了什么情况？ 《清实录》卷6唯载金军进攻昌黎不克事较详：初九日己丑，先命蒙古诸部攻城，“若攻克其城，城中财物任尔等取之”，然未能克。报至皇太极，“上曰：闻昌黎城中兵甚少，何难攻克？”以金军千人增援。皇太极在何处，未书明。金军“昼夜进攻，不克”。十二日壬辰，皇太极由抚宁至昌黎，且运来云梯。次日，大军出动，势在必得。谕云：“倘蒙天佑，进拔其城，违命士卒（指抵抗者）尽歼之。”于是“命右翼四旗攻其南，左翼四旗攻其东，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攻其北。布云梯列城下，军士树梯将登。城上滚木雷石，火炮鸟枪齐发，火燎梯折，难以进攻。复移挨牌近城下，欲凿其城，而乏锹镢。大贝勒代善遣人驰奏。上曰：‘既不能克，可退兵。’因焚其近城庐舍而还。”则金军围攻昌黎时间为初九日至十三日，凡五日。 但明朝方面记载略有不同：“大清兵七千有奇，自初八日至昌黎县城东关侯庙前，分三营困之。内有永平生员陈钧敏、王钰，率数十骑执黄旗至城下招降，知县左应选怒骂，击却之。次日寅时，北东面排梯七十余架，环绕攻城，应选率乡兵力战，始退。初十日，排梯三十余架攻城东。十一日，排梯四十余架攻城西面。两日间，外攻益急，应选及士民战守益坚。十二日，大清复于县西南添设七营，约兵三万有奇。十三日，排梯百架，用火炮火箭四面并攻，自卯至未不止。城中苦战得不破。其日戍时，遣降民李应芳说降，应选诱入杀之。十四日，复排梯一十七处攻城北面，传呼索李应芳。应选率乡兵乘城死拒，发炮外击，大清兵始离县四十里西南，往柳河诸处安营。”昌黎小县，外无援兵，全赖知县左应选、守备石国柱率军民固守，连日屡挫强敌于城下，可谓壮哉！据此，昌黎抵抗金军进攻则自初八日至十四日，前后七天。十四日撤离昌黎，与《清实录》十五日乙未“上自昌黎县至永平北河岸”更为吻合。 既然初六日皇太极率大军从永平往山海关进发，抚宁在永平以东八十里，一日可至，总不至于在抚宁停留五日之久，然后十二日返回昌黎吧。那么，十二日之前皇太极在何处？这才是《清实录》叫人疑惑的地方。 现存皇太极发布的《揭榜文》：“（金军）席卷长驱，以至都下。今日抽兵回来，打开山海，通我后路，迁都内地，作长久之计。”署尾日期为天聪四年正月，揆其文意，正初四日皇太极攻陷永平之后，于初六日率大军将赴山海关，担心永平汉人误以为金军撤走，特为安定人心而颁。欲从内地打通山海关，即皇太极大军从北京撤离后一路东向突奔永平府的主要目的。明朝方面记载可与印证。 《崇祯长编》卷30，三年正月十三日癸巳： （大清兵）初八日由永平至抚宁，连攻二日。可法等伪于城上招之，云入城尽当归附。大清知其有备，于初九日移营向山海。初十日至凤凰店，离山海关三十里，列营三处。副将官惟贤率参游都守陈维翰、王成、李居正、郝尚仁等兵二千五百余名，设奇正二营以待。十三日，大清令六甲骑诱战数四，午时，从山湾突出，步前马后拥向城。惟贤等炮矢齐发，自午至戍，合战十余阵，大清以昏黑收兵。是晚，仍回抚宁县中。四将用炮攻击，大清撤兵西行。 据此，皇太极大军初八日抵抚宁，连日不克，遂以军缀之，而于初九日率大军奔向山海关。山海关在抚宁县以东百里，一日行进七十里，于初十日抵达距山海关三十里之凤凰店，与明军守将官惟贤相遭遇，都是合理的。且与清修《明史》记载相合。然两军对峙，何至于三日后方交战。即是说，十一、十二两日皇太极大军动向不好解释。 另据《孙承宗行状》： 奴攻抚宁不克，东破深河驿，屯范家店，前军至红花店，去关门十里。我严兵以待，以游骑诱之使东，欲以城上大炮及沿壕所伏射生降虏夹击之。奴觇知，不敢逼。相持六昼夜，徐引而去。还攻抚宁，分兵攻昌黎，皆不克。 亦以金军攻抚宁不克，遂东走山海关，并和明守军交战，皆与《长编》相合。然所至红花店距关门仅十里，即《行状》所云承宗于天启时所设紧护关门五部中之后部，较之《长编》凤凰店距关门三十里更为逼近，而以明金两军相持六昼夜，较《长编》又多两天。皇太极大军似无于山海关前盘桓数日之理。 《满文老档》正月初九日，台头营副将王维城请降金军。十二日，建昌营参将马光远并中军白彦、孙绍业（明记载为孙承业）降金，皆于当日得到金国敕书，马光远且随金军而行。王维城即前引《崇祯长编》祖大寿命其守其地之协将。台头营原为蓟镇东协驻地，在抚宁县西北三十里、燕河营以东三十里，亦密迩山海关内之要镇，皆在抚宁县境东北一隅之地，则凤凰店、红花店皆其辖地。建昌营在抚宁西邻迁安县北七十里之冷口关内三十里。在台头营以西。据《清实录》，王维城、马光远等皆永平贝勒济尔哈朗等招降，然若非慑于皇太极大军逼向山海关，以为关门难保，恐不会不战而降。 据此推断，初九日皇太极大军逼近关门，并未急于进攻，先以兵缀之。而同时威逼山海关西北一翼防线，招降明东协重镇台头营和建昌营，已大有收获。迨消除明军掣肘，进军山海关障碍扫清，方于十三日在山海关前的凤凰店或红花店，与明守将官惟贤、陈维翰等发生战斗，如此似可与上引《长编》相合。要之，皇太极大军临逼山海关虽有数日，明金两军真正交战则唯有一次。依《长编》，战斗相当激烈，但持续时间止有一天。皇太极一旦发觉强攻不能打通关门，即迅速撤至抚宁、昌黎。初九日蒙古兵、金军分别攻昌黎、抚宁不克，至皇太极大军从山海关撤回，已是第二次冲击。两县攻防之所以持续多日，原因在此。但皇太极来去的时间还需要修正。 《国榷》卷91，正月初八日戊子：“建虏攻抚宁，四日不克。抚宁去山海关三十里，先以参将黄维正力守之。转攻昌黎。”抚宁守将为黄维正，即前引《孙承宗行状》所遣参将率骑兵四营助守抚宁者：“四营之趋抚宁者，先奴二日入守，奴急攻不能拔也。”《崇祯长编》以防守抚宁者为祖可法，《明史·孙承宗传》同，未知孰是。《国榷》以金军于十二日由抚宁南行至昌黎，与《清实录》时间相合。然何以会有“抚宁去山海关三十里”之误？这不但是地理上的错误，而且很可能是谈迁将山海关前凤凰店之战的传闻参杂进来，误以为是抚宁之战，故四日返回，当是从山海关一带返至抚宁。然而据上引《老档》和明朝方面记载，皇太极由抚宁抵达昌黎的时间不可能早于十三日，《清实录》系于十二日，或误。而从昌黎北撤永平的时间，已如上述，当在十四日，亦非十三日。如此大致解释了《清实录》留下的第一个疑问。 下面回答《清实录》留下的第二个疑问：皇太极十五日尚在永平北河岸，何以二十日撤向西北遵化县东边的三屯营呢？根据明朝方面记载，皇太极在永平遭到祖大寿的主动出击。 台头、建昌两营守将降金，使祖大寿的西北线防御出现缺口。为此，祖大寿组织了一次反击，赢得所谓“双望之捷”。双望在永平府东三十五里，地居永平与抚宁之间。《崇祯长编》详载其事： 辽镇祖大寿选兵三千，于十一日戌时令参将郑一鳞、曹恭诚，游击祖泽润、韩大勋、赵国志等率之往抚宁。随檄驻防建宁参将刘应选等从北而南为右翼，又檄驻防乐亭参将张存仁从南而北为左翼。次日，令副总兵张弘谟、参将祖大乐、游击罗景荣等各领马兵二千骑续进策应。又次日，令副总兵金国奇、参将黄龙、汪子静统领各营步兵留守关门，大寿亲统副总兵何可纲、坐营都司吴襄、游击祖泽洪等继诸兵后，为中权，以午时抵抚宁。（于山谷中设伏，令人率兵二百）前抵双望挑战，引入伏中。各兵四起奋击。自午至酉，交十数阵，转战三十余里，渐近永城。城上枪炮震发，各门突出精骑接战。左翼参将张存仁等三将亦至。大清兵奋勇截杀，势不可挡。诸将知猝未能破城，收兵回抚宁。枢辅孙承宗驿书以闻。 据此，明军在双望一带邀击金军，且得到抚宁守军支援，将金军逼退至永平城中。大寿亲赴作战，企图一战收复永平，因金军全力抵抗而未果。但以此条时间当为正月十三日癸巳，或因三月十三日亦癸巳，故《长编》误入三月。祖大寿此役之后，即北上远缀皇太极大军，并在建昌一带阻击，见下。大寿重回永平已是四月，即明朝两路大军准备合围收复四城之时，三月十三日似无在永平与金军作战之可能。《长编》同卷，正月十九日己亥：“抚宁防将祖可法等四员探知大清兵自永平复往抚宁，四将以马兵迎战，步兵设伏，自双望交兵，引入伏中。大清以铁骑突击，转战至永平十八里铺而还。枢辅孙承宗驿书以闻。”即同指双望之役一事，然又系于十九日，有数日之差。《国榷》91，崇祯三年正月二十日庚子：“建虏屯永平城外十里，我伏兵双望，参将孟道等诱至孛罗岭，伏发，大败之，斩百四十九级，兵气少振。”较后一段《长编》晚一天。 《孙承宗行状》：“奴千余骑，恣掠屯堡，夜宿抚宁东三十里之双望，骄不为备。公使大寿夜袭之，分兵为三伏，我伪入奴伏中，奴方发，我兵伏双望两嵎者亦发，追奔二十里，斩首一百四十九级，卣获无算。奴势大挫，遂不得南闯昌、乐，东闯抚宁。自永平陷，东道梗塞，乃遣死士径虏营沿海以报捷，中朝始知关门无恙也。”战斗规模及地点与《国榷》相合，意义则更为显著。《罪惟录·孙承宗传》：“大捷双（望）堡，关门六城皆复。”六城即抚宁、昌黎、乐亭及石门、台头、燕河三营。故有赖双望一战，台头营得以完璧归赵，王维城重返明军阵营之中。大寿下一步即与金军争夺建昌营。《行状》以双望之战在克复建昌之后则误。《国榷》91，明载祖大寿收复建昌在二月初七日丁巳、初八日戊午。若依《行状》，则双望之战当在二月之后，而非正月事。但证之以《老档》正月三十日“汗致诸贝勒书”，皇太极二十一日已在遵化，则双望之战必不迟至二月。钱氏殆将五月第二次双望之战混为一谈。 按《清实录》，正月十五日乙未，“上自昌黎县至永平北河岸驻营”，二十日庚子，“上自永平至三屯营”，则双望之战时间，大致在十五日至二十日之间。若考虑永平至三屯营里程，皇太极交战之后当整军进入三屯营，双望之战当不晚于十八日。至此，金军已是第五次败于关宁兵手下，显而易见，形势对于皇太极并不乐观。《老档》、《清实录》之所以要隐去皇太极的行迹，目的即在于掩盖其自永平向东突击山海关以及之后所遭受的一系列挫折。 皇太极在永平之东双望遭到祖军伏击之先，曾以遣人赴祖大寿营中议和。《孙承宗行状》：“大寿故与奴有连，降虏银定，故给事大寿左右。大寿遣之奴营，留半岁，奉奴书来议款。款未就，银定仍留大寿所。奴破永平，遣三叛人持黄旗，大书‘讲和’字，诣大寿营。大寿以请，公报曰：‘听大将军处分。’而又密下教曰：‘毁其旗及书，焚之军前。其人惟所置之。’大寿惧，乃立斩其使。公曰：‘大寿真为我用矣！’”《国榷》卷91，崇祯三年正月十八日戊戌：“建虏东向，遣二骑持帜致书祖大寿求和，孙承宗斩之，建虏遂西。承宗令游击刘天禄设覆以待。”斩杀议和之降人，不会迫使金军退兵。《国榷》没有意识到随即便发生双望之战，故于十八日、二十日分述之。 皇太极亟欲打通山海关，显然是试图从袁崇焕被逮、辽兵东溃中找到某种希望，但他低估了祖大寿与宁锦将士抗击金军的决心，因而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若非如此，一旦皇太极从内线打通山海关，明朝畿辅屏障尽失，其后果岂堪设想！皇太极从山海关一线撤退，又在双望对阵时企图以议和引诱祖大寿，此计不成，战又失利，遂迅速向西退至遵化东面六十里之三屯营。但皇太极仍未放弃招降祖大寿，当月底，得奏报在永平以东三十里一村庄抓捕祖大寿子侄亲戚七人，令善待之，不剃发。出关前，遣孙辈一人携银返回大寿处。但金军败局已定，无关宏旨。 3.击败西线明军、仓皇出关 皇太极不能停留于永平而急切西行还有一个原因，即迎击自西接踵而来的明军，以确保遵化、三屯一带出关通道。皇太极抵达三屯营之前，形势已甚紧急。 《崇祯长编》卷31，崇祯三年正月十八日戊戌：“总理马世龙会集诸将，以敌方专力于东，祖帅与之相持未下，我当轻兵袭遵，以成夹击之势，由蓟而遵，由遵而三屯，与祖帅约期会战，使之首尾不顾，庶奇功可建，三城有克服之机。副将官惟贤、参游陈维翰、张奇化、李居正、王世选、王成、李益阳、张士杰等，皆挺身愿行。世龙于是选诸镇精锐，委惟贤等统之而发，是日，至遵化西波罗湾地。城中大清兵及插部合营迎敌，前锋奋勇鏖战，大清收兵入遵城。后队乘势齐至城下，城上矢石如雨，不能前进。大清复整兵而出，彼此各以火炮火箭相击，互有损伤。副将官惟贤、游击张奇化为流矢所殪。至戍时始俱收兵。各镇兵皆驻石门（营）、台头（营）间。”官惟贤、陈维翰即前在山海关阻击皇太极大军者。《明史》卷261《刘之纶传》：“正月，师次蓟。当是时，大清兵蒙古诸部号十余万，驻永平。诸勤王军数万在蓟。之纶乃与总兵马世龙、吴自勉约，由蓟趋永平，牵之无动，而自率兵八路进攻遵化。”官、陈等人率军从山海关开来并不是一次单独的行动，当为总理马世龙安排的欲与西路刘之纶相配合夹击遵化，结果因调遣失灵，各自成为孤军而失败。官惟贤阵亡，明军即从遵化东撤至东协石门、台头两营之间。若《长编》时间记载无误，则其时皇太极尚未从永平抵达三屯营，击溃官惟贤军的当是留守遵化的杜度一军。 而对皇太极威胁最大的是随之而来的明兵部侍郎刘之纶一军。之纶亦为喜谈兵者。《明史》卷261《刘之纶传》：“（崇祯二年）冬，京师戒严。（翰林院庶吉士金）声上书得召见，荐之纶及（申）甫。帝立召之纶、甫，之纶言兵，了了口辨，帝大悦，授兵部右侍郎，副尚书闵梦得协理京营戎政。于是之纶宾宾以新进骤跻卿贰矣。”刘之纶兵败身死记载甚多：其军为临时召募，数量或言七千五百，或言四万，粮草供给不上；总理马世龙与兵部尚书梁廷栋意见分歧，之纶进止方向莫明，且受到朝廷言官弹劾等等，不赘。唯可注意者，之纶率兵于正月初九日抵达蓟门。《崇祯长编》卷30，正月十四日甲午，“大清兵攻石门，守将李芳扬迎御之牛口门，炮箭并发，鏖战良久，大清兵乃还。其时白草顶乡民王家栋等数千人，凭高大呼，以助兵势。副协理刘之纶借蓟州饷司银百金赉之，塘报以闻。帝命相机进取，出奇奏功。”是时皇太极正胶着于永平、昌黎一带。而别遣一军攻蓟州，可能已经意识必须保证遵化与永平之间通道畅通。据上引《明史·刘之纶传》，总理马世龙、总兵吴自勉当时皆在蓟州，此后方赴永平牵制皇太极西进。而之纶从率兵从蓟州而向东北进逼遵化，直抄金军出关之地。 皇太极显然是对防守遵化、三屯一带的杜度、英俄尔岱、范文程所部不放心，故于二十日亟亟率大军从永平赶赴三屯营。《明史·刘之纶传》：“既由石门至白草顶，距遵化八里娘娘山而营。世龙、自勉不赴约。二十二日，大清兵自永平趋三屯营，骁骑三万，望见山上军，纵击之。之纶发炮，炮炸，军营自乱。左右请结阵徐退以为后图，之纶叱曰：‘毋多言！吾受国恩，吾死耳！’严鼓再战，流矢四集，遂死。一军皆哭，拔营野战，皆死之。”《传》既以之纶从蓟州石门驿赴遵化，则娘娘山当在遵化以西八里，他书亦皆以此役在遵化，《传》误以此役发生在三屯营。然系之纶死于二十二日壬寅，则与《崇祯长编》、《国榷》相合，《明通鉴》亦同。《满文老档》正月三十日详载皇太极自遵化致书，云此战在二十一日。《清实录》照抄《老档》，系于二十一日辛丑，而记载甚详。果尔，则二十日皇太极至三屯营，闻知明军西来，即西驰六十里至遵化一带预设埋伏，次日歼灭刘之纶军。至于刘之纶身死，是否如《老档》、《清实录》所载在同日，未敢遽断。总之皇太极深感形势紧促，不欲腹背受敌，为保障日后安全出关，非全力击溃明军不可。之纶之所以轻易失败，除所率之军素乏训练、不具备战斗力之外，从战略调配上来看，更有数端：一是与山海关方面援军缺乏配合；二是与马世龙、吴自勉分兵而行，未能集中西线全部兵力以争遵化，而马、吴二人显然未能牵制皇太极，保证之纶攻克遵化；三是不能从三屯营杨肇基得到支援，终成孤军，陷入皇太极大军合围。 此战之后，皇太极滞留于遵化半月有余。然从《老档》和《清实录》记载来看，这一带并不安全，西自马兰营，东至喜峰口，其间三屯营、洪山口、潘家口、汉儿庄，叛乱时起时伏，骚扰或抗击金军。而金军全力攻马兰，竟然不克。《崇祯长编》卷30，三年正月二十三日癸卯：“大清兵围马兰，守将金日观飞书求救，总理马世龙、监军吴阿衡遣参将王世选、游击刘登宇、都司薛大相等率汉彝健丁赴之。先是，副协理标将吴应龙、丁启明私发兵，营于毛山，欲规取罗文城以邀功，为大清兵截击败衂。大清兵乘胜而前，遂据府君、玉皇二山，以逼马兰城，发炮箭环攻甚力。日观督令中军都守欧阳襄、王应虎、刘国华……分堞而守，敌至即发炮击之。……而炮之所及，间有损伤。比世选等兵大至，内外夹击，大清兵乃还。”更令皇太极为难的是，其时中协三屯营亦为明军所据。 《清太宗实录》卷6正月二十日庚子，皇太极到达三屯营，“闻明杨姓总兵领兵二千，于十八日夜进三屯营复叛”，皇太极只能扎营于城西山上。遣人招降，不从，“因焚其城外庐舍而还”。当夜，金军平定汉儿庄，设军驻防。此杨姓总兵即杨肇基。《明史》卷270《杨肇基传》：“崇祯元年移蓟镇西协。二年冬，大清兵克三屯营。肇基乘间收复，困守数月，卒全孤城。”故《清实录》未言其败逃。杨肇基孤军坚守三屯营，一旦获得明军支援和及时补充，即能予金军以严重威胁。 不仅如此，祖大寿关宁兵则从东面逼近。《国榷》91，崇祯三年二月初七日丁巳：“官军复建昌。诛叛人白衍庆等。”初八日戊午：“祖大寿入建昌，敌大至，绕城而战，连旬斩一百八十余级。”祖大寿亲率关宁精锐，舍南面之永平而赴建昌，意在追蹑皇太极决战甚明。建昌一失，明军即将逼近三屯，与坚守于此的杨肇基相配合，势必威胁皇太极出关。故金军必全力反扑。《国榷》十七日丁卯：“建虏又大至建昌，官军击斩八十一级。”皇太极已于前一日出口，足见争夺建昌何其关键。 在此形势下，皇太极自然不欲久留三屯营以西的遵化。《国榷》卷91，二月初十日庚申，“官军复遵化”，乃系传闻。《老档》同日，皇太极自遵化东行，未与明军发生战斗。自上月刘之纶兵败之后，尚未闻明大军进驻遵化。此前，皇太极还另遣一军向南突击玉田，造成回师攻明的假象，明军果为其迷惑：“马世龙侦知大清兵南指，与监军御史吴阿衡、延绥总兵吴自勉、山海总兵宋伟、保定总兵曹鸣雷、巡抚方大任、兵备道贾克忠等会议，遣游击曹文诏率参游王承胤、张叔嘉等及各营骁将前往玉田枯树、洪桥等处，沿途设伏……初八日辰刻，大清兵五千余骑从东北至。伏兵突出，文诏率……等合战数十阵，从辰至酉，自洪桥至云南仓前，以日暮收兵。次日，大清敛兵东还。”平心而论，以当时明军的实力，很难在遵化、三屯一带围歼皇太极大军，然而明军的态势确实令皇太极狼狈，惶惶不安。 《老档》二月十日，皇太极大军行至三屯营，与杨肇基守军发生激战：“大清兵数万骑薄三屯，以其半据四面山上，以其半攻城。援守总兵杨肇基遣守备杨继成、史自立、于国宁等率死士二千营于滑山，千总鲍魁、把总汪应登等率炮手数百名伏景忠山，又于城外四角炮城发新兵千名，各携火器，分伏以备堵击。围既合，肇基手执令旗，麾城内外并力苦战，仅得不破。次日，大清复遣遵城兵三哨攻滑山兵，继成等死守不退，大清兵乃还。”金军之所以猛攻，显然是为掩护皇太极东走抵至滦河驻跸。次日，往太平寨招降，不从。皇太极无可奈何，曰：“若不攻昌黎，则似此小城，自来归顺。彼闻昌黎坚守，而我攻不克，是以不降也。”太平寨为蓟镇中协最东一路，在迁安县西北。其东六十里即东协重镇建昌营，此时已为祖大寿所据。皇太极出关在即，须集中力量反扑建昌祖大寿一军，不欲在太平寨另起兵端甚明。十六日，皇太极从遵化县与迁安县接壤处之董家口出关。此董家口在太平寨以西六十里，而非蓟镇东协台头营所属之要镇董家口。明乎此，即知皇太极是从明军夹缝中出关的。 另据《老档》二月初五日：“永平台吉致（遵化皇太极）书云：我两处所有军马，其头等者，膘肥体壮，羸弱者，再饲养十日，无论何往，可以乘骑。甲兵所需粮草，皆已获得。”则至迟在二月初皇太极已考虑出关，之所以十六日方出关，即等待永平地区饲养军马肥壮与搜集充足粮草一并送至军中。尽管《老档》、《清实录》描述皇太极撤至边境如何从容，但从明军和皇太极双方的动向来看，绝非实情。 金军所占永平等四城，皇太极令济尔哈朗等贝勒率八旗兵及诸蒙古兵继续驻守。虽明军完全收复失地尚待五月，然而金军陷入合围在所难免，只是时间早晚之事。皇太极以此归罪于接任者阿敏，同时也借此掩盖自己的战略失误。 皇太极出关之际，明朝尚难以从西线迅速集结大军，东线祖大寿各军与建昌、永平府一带金军陷入胶着。倘若官惟贤、刘之纶诸军调配得宜，又如关宁兵之能战，予金军以足够的压力，并与祖大寿积极配合，形成包围夹击之势，皇太极焉能轻易出关？由此可见，关宁兵实为大明江山之中流砥柱。若非崇祯胡来，逮系袁崇焕致使关宁兵东溃，皇太极更无可能再次蹂躏畿辅，东犯永平。人主一时失措，即酿成大祸，可不慎哉！谁云误国者尽在大臣！ 结语 皇太极如何看待入关得失 评价历史事件得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仅在于事件本身的客观估测，还涉及对后来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人们的主观意识，在此无法详论。无论如何，对事件进行深入透彻的清理，总是评价其得失的基础。 我们在此感兴趣的是，作为己巳之役发动者的皇太极本人究竟如何看待此次得失？撤离之前，皇太极曾召集明朝几个降将询问明朝何以不肯议和，谓：“是天赐我机也，岂可弃之！但驻兵屯守，民不得耕耨，无以为生，朕心恻焉。且彼山海关、蓟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意谓此次入关如此骚扰，明朝当惊恐万状，亟亟求和才是。然后直白道出，明朝不肯议和，正为金国兴兵提供口实。故其“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正是大肆劫掠的注脚。 按说，永平等四城是此次入关的硕果，皇太极撤离时命八旗大军与蒙古兵驻守，后来又派阿敏入关统率四城金军，似不肯轻易放弃。皇太极回沈阳后，仍向永平颁布敕书云：“金国二贝勒示谕众降民：我兵永驻此处，意在养民，以成大业。”可谓信誓旦旦。然而五月，明军合围之前，高鸿中、宁完我急切恳请发兵支援，皇太极却推脱说：俟八旗“牧马肥壮，耕种既毕，军器缮完，朕即率之前往。”分明是置之不理，其结果自然不待龟筮。皇太极何以如此？保留一处通道和前沿基地，岂非更有利于后来大军入关？解释只能是皇太极根本未作此想。打通山海关一战失利，金军困守永平四城几成瓮中之鳖，对此皇太极岂不了然在胸？ 当年九月，皇太极集诸贝勒及八旗满蒙汉大臣传谕，曰：“尔等将士之意，得毋谓干戈未息，厉兵秣马，无有已时，以从征劳瘁为虑？”明显暴露出金军将士的厌战情绪，可作为此次入关成败得失的参考。次年初，责备朝鲜进贡礼薄：“王之恭敬所以渐衰者，得无谓明强我弱乎？”“以为明强我弱，将俟我兵入明之后，侵我疆圉乎？”亦能反映皇太极看待此役之心态。倘若倍受鼓舞，充满信心，大约不至于出征大凌河之际向诸大臣说，“今日天心所向，岂能预知”。 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皇太极下一次远征察哈尔。《清实录》卷11，天聪六年四月初一日戊辰，皇太极“率大军往征察哈尔”。《老档》同。十六日癸未，谕会兵蒙古诸部贝勒：“朕以察哈尔汗不道，整旅徂征，先期谕尔等率所部兵来会。”后来得知林丹汗逃遁无踪，五月十一日戊申，召集大贝勒代善等众贝勒满蒙汉官员咨询用兵所向：“我等原征察哈尔至此，察哈尔不能御而遁，追之无益。今我兵马疲惫，其暂旋师以俟再举乎？抑先取蒙古部民，复入明境乎？二者孰便，尔诸臣可定议以奏。”于是复定议征明。简直是己巳之役前半段的翻版。 但故事的后半部却截然不同。二十三日庚申，分兵两翼，左翼以阿济格为帅，往略大同、宣府边外一带察哈尔部民，右翼济尔哈朗等，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皇太极仍在右翼。阿济格后来批评此举：“揆之出师初意，似不相符矣。”值得注意的是，《清太宗实录》卷12，六月初五日辛未，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奉命筹度之后复奏，摘录如下： 但观我军情形，无大无小，皆志在取明，有必欲深入之意。如欲深入，皇上当预定方略，神速进兵。若稍迟滞，恐其预为设备，防守各城。彼近边庄村，地瘠民穷，我军深入，则徒疲马力，毫无裨益，是与蒙古无异，而名与利两失矣。果欲深入，当直抵燕京，讯其和否，早为决断，毁山海关水门而归，以壮军威，以示无敌于天下。至我军从入之路，唯雁门关为便，既无阻挠，又沿路居民富庶，可资士马饱腾。如皇上有深入之意，又恐无隙可乘，臣等于不可之中求其可者，有两计焉：一为明显之计，一为乘衅之计。所谓明显者，当谕沿路城郭人民，（中略）特来与尔主议和，假尔马骡，令我新附人民乘之以归，俟和议既成，仍照数偿还。若我欲和而尔主不从，异日兴师，蒙天眷佑，以版图归我，凡我军经过地方，当酌免赋税数年。（中略）所谓乘衅之计者，作书与近边各官，令彼转达议和之意，限以日期。彼朝臣势必纷挠，边臣莫敢担当，必致诡计耽延。我军乘隙而入，惟我所欲为矣。皇上进，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利在速归：若半途而返，无益也。奏入，上嘉纳之。 后来的结果为治史者习知，皇太极并无深入之意，而采纳了“乘衅”之计：六月初八日甲戌，“大军自归化城起行，趋明边。”十三日己卯，“遣人分往得胜堡、张家口，各齑书二函。谕大同、阳和、宣府各官等处议和。”十七日癸未，大军趋宣府。二十二日戊子，往略宣府，明“将士惊惧”，献出犒赏林丹汗“所余财物”。二十四日庚寅，“大军至宣府边外张家口喀喇把尔噶孙地方，列三十余营，联络四十里。”二十七日癸巳，“明巡抚、总兵赍牛羊食物来献。我军大市于明张家口。”二十八日甲午，“明宣府巡抚沈某、总兵董某，身任和议，与我国共定盟约。誓告天地：‘二国共图和好，（不得）先败盟。’明人以黄金五十、白金五百、蟒缎五百、布匹千来献。”此即与明宣府巡抚沈棨达成所谓“和议”。七月初一日丁酉，皇太极率大军还师。齑书谕明张家口守臣，书曰：“我专意和好，敬天保终，尔等亦不相负，则两国皆善矣！议和时，尔等原谓‘辽东地方，并议在内’。但辽东人从来志大言谬，难与议和。须尔处遣人往议为善。我亦俟尔处人来议。若尔等来议之人日久不至。我即乘暇来此，与尔等议之。”完全是自欺欺人。 而明廷则对沈棨擅用“便宜”与金军议和严加追论。《崇祯长编》卷61，五年七月己酉，兵部尚书熊明遇以本月初六日同辅臣暨兵科掌印官召对平台，“圣谕宣抚沈棨擅和一事，其誓书中数语深为辱国，不胜焦劳之意。因陈：此番东兵实有精骑五六万，即红衣大炮亦装载十余具随行，声势甚重。插部号称四十万，且远引避之。自五月二十六日薄宣府边，由西行，至六月初四薄大同边，又往归化城烧绝板升，至六月中旬复还大同。相持数日。至十九日又薄宣府。二十一日东行。二十四日大营聚山北，以数千骑薄张家口，索币。二十六、七日，宣府通官与宰生威往还讲解，至二十八日讲成，二十九日遂徙幕而去。夫以五六万伉悍之众，插所畏避，乃临边一月，秋毫无犯，此非赖皇上齐天之景福，岂能及此。沈棨不过仰仗声灵，因宣辽旧赏规模，为退兵之计。其实此举原不成盟，中军、都司等官与之颉颃讲詟，以捐俸犒劳为词，不关朝廷裁处，于天威固无损也。”明边臣以些许财物金银打发皇太极数万大军已被认为“辱国”，实情不过如此，皇太极有何值得炫耀！ 两年后，皇太极在致朝鲜国王李倧书中自我解嘲：“壬申年（天聪六年），我往征察哈尔，收服其国，直抵黄河班师。路经宣府、大同边境，又与明国诸臣言修好事。据云奉伊主命，同予议和。因宰牛马，盟于天地，相与互市，予遂还兵。予方信为实然，复遣使致书宁远，岂知竟无一言相报。及致书宣大，亦败前盟。此非我误中明国之计，而与之盟，实冀望太平之心切耳。假使志在贪得，不乐太平，则以我乘胜之兵，长驱直入，不知彼作何状矣？”当初皇太极岂信沈棨与之“议和”乃奉崇祯之命？果真有深入之心，何不如己巳年提出以黄河为界？沈棨岂敢允诺？实则彼此相愚而已。而所谓“误中明国之计而与之盟”云者，掩其无能深入，草草收兵之实耳。 《清太宗实录》卷14，天聪七年六月戊寅，皇太极“以征讨明国及朝鲜、察哈尔三者用兵何先，命诸贝勒大臣各抒所见陈奏”。贝勒中主张再次深入明朝燕京者固大有人在，理由各异，然其言全无成算。而反对者亦不乏其人。阿济格曰：“先我兵围大凌河四阅月，尽获其良将精兵，在皇上与诸贝勒大臣固有得人之庆，但部下士卒及新附蒙古等一无所获，皆以为徒劳。今又欲攻明，得其城则甚善，万一不得，则士卒多以往事为苦。尔时纵欲前进，亦不可得矣。”多铎曰：“我国之兵，非怯于斗者，但使所得各饱其欲，则虽死不恤。稍不如意，遂无斗志。若止攻山海关外之城，有如射覆，岂可必得！夫攻山海关以外之城，与攻燕京、通州之城，名虽不同，劳苦则一。”而诸大臣主张深入攻明，主要是代表八旗将士对于人口财物的欲望。问题是皇太极何所见？八年七月至八月，皇太极率大军四路分掠山西大同、朔州一带，为明山西总督张宗衡、大同总兵曹文诏所拒。金军除攻克一些城堡、掳掠村庄之外，几乎毫无所得，即屡致“议和”亦不见答复。较之两年前更为难堪。不知上年大言深入燕京者豪气何在。崇德以后，时移势异，明朝内外交困，更加虚弱。清军三次入关掳掠，风险已大为减少，而皇太极皆未同行，其如何看待己巳亲率大军入关得失，已不待赘言。 《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三》卷末引清乾隆四十三年上谕：“山海关京东天险，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军每从喜峰、居庸间道内袭，如入无人之境。然终有山海关控扼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即入其他口，而彼得挠我后路。故贝勒阿敏弃滦、永、遵、迁四城而归，太宗虽怒谴之，而自此遂不亲统大军入口。所克山东、直隶郡邑，辄不守而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云云。从整体上否定皇太极入关的战略，但又将不能成功的原因归结于山海关天险这一自然地理因素。虽较康熙所云皇太极可取燕京而不取稍显客观，但随后以吴三桂请清军入山海关，仍循其祖之论调，即大清王朝得天下“在德”。 招降纳叛，乃贼之渊薮，何德之有！金之于明，先为属臣；继而自立，无可厚非。但八旗制之存在，全赖对外掳掠，侵明之疆土，夺明之财货，攻城略地，杀人如麻，此八旗制本质所决定，即皇太极自道的“满洲、蒙古，向以取资他国之物为生”，否则即难以自存。故扬古利说：“我国暇，则一年两征；不暇，亦一年一征。”金国君臣所奉行者，甚至谈不上霍布斯的“自然法则”，何须以“天与人归”、“吊民伐罪”、“取乱侮亡”，从道德上证明清朝得天下的历史合法性。 依我看，乾隆上谕只反映出一个事实：即明朝虽然衰朽，仍然是一个大国；仅凭借皇太极开辟的入关劫掠的方式，虽确实可以斫伤明朝的国力，但根本不可能取得对明朝的最后胜利，一时在边境攻占的几个城池，也无法固守。这一点，甚至在皇太极从北京撤离时即已心中有数，所以才会在永平府发布的“揭榜文”中，将乃父反明誓言“七大恨”多有改窜，尽量为女真涂饰历来效忠明朝的色彩。如果不是明朝统治者执意以恢复全辽为大政主旨，以及继起的大顺政权犯下一系列错误，是否会有后来的大清王朝，还在未卜之天。而乾隆所欲掩盖的真相，则是皇太极冒然深入北京，几乎陷入灭顶之灾。 倘若明朝是最后的胜利者，这段历史的记载必将是另一番面貌。当然，历史不能改写，而其吊诡之处在于：明朝统治者若能理性分析己巳之役的成败，并了解皇太极对此役的真实理解，很可能会调整自己的基本方针；而皇太极若察觉此役对明朝统治者的冲击，也将会作出更加有利的解释和宣扬。许多时候，，当事者往往无法完全预料。这种历历史是在各个角色的互相误会中走着自己的道路史的“误会”，正是后来者所当深思和借鉴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