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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间文学是一国之民共同享用的口头文学。当代民间文学既以口头表演形式生成，也以书面文本形式生成，且通过口头、书面、影视、网络等多种途径传播，它们是民族记忆的重要载体。节日和仪式为民间文学提供了制度化的表演窗口。当代民间文学通过仪式关联和文本关联两种途径延续民族记忆。大量涌现的民间文学作品以“集体文本”的形式构成记忆媒介，在互动循环中维系国家的、民族的共同历史感和价值观，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同一性。中国当代民间文学既构建国家政治认同，也构建民族身份认同，二者具有较多的内容一致性。 关键词：当代民间文学；民族记忆；集体文本；国家政治认同；民族身份认同 民间文学是民族记忆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民族记忆的重要建构场域。我国文化工作者已经搜集、整理、出版大批的神话、传说、史诗、歌谣、谚语等民间文学作品。然而，这些作品集只不过是中国民间文学的冰山一角，因为民间口头文学有着取之不尽的存量，每一个时代，每一年，甚至每一天，都在产生新作品，所以它的数量是无法穷尽的。相比之下，已出版了的民间文学作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民间文学是文化记忆的媒介，也是构建民族记忆的重要方式。 一 当代民间文学的多样性 钟敬文给民间文学下过一个定义：“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主要反映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此定义是“文革”结束后不久出现的，采用的是外在视角，带有明显的阶级论色彩，但被其他教材引用很多。实际上，这个定义的广泛影响，除了托庇于钟先生个人的学术魅力，还因为它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对民间文学的基本认知，得到了主流话语体系的强力支撑。中国民间文学从诞生以来，从来没有离开过国家体制，总是跟国家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户晓辉指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自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学科，而主要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才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下，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者们大多有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预设’，即无论他们研究的是歌谣、故事、童话、谚语、谜语或方言土语，在他们眼里，这些东西就不仅仅是他们本身，还是曾经受到压制和扭曲而急待被发现和解放的文化资源，它们不仅是反对封建上层文化的利器，更是建设新文化惟一可靠的基础或资源。”这种意识形态化利用在1949年以后表现更加明显，民间文学因为被贴上了“劳动人民创作”的标签而具备了列宁所谓的“人民性”，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革命中都受到重视和利用。1950年代后期在新民歌运动基础上结集而成的《红旗歌谣》《新民歌三百首》《红色歌谣》，是国家在政治运动中利用民间文学的范例。近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勃兴，各地搜集整理神话、传说、歌谣、史诗和谚语申报非遗项目，也有地方化的政治诉求。民间文学从来都无法脱离其社会语境而独善其身，它甚至没有书面文本而仅是一种口头表演，因而它也不是纯粹的文学，而是一种生活文化。所以，给民间文学下定义，从来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钟敬文30多年前在教科书中给民间文学所下的定义，无论曾经的影响多么巨大，在今天的学者(乃至大学生)看来都显得太落伍了。近年高丙中、吕微、万建中、户晓辉等人对民间文学的讨论，更多集中于民间文学的主体性、自在自为性、内在目的性、生活实践性等特征，讨论的话题已经从工具理性转变到价值理性，从社会功能层面上升到哲学认知层面，从中可窥视当代民间文学研究者的知识谱系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思考维度和学术雄心已不再是论证民歌或神话的社会功能，而是人类知识、文化记忆的形成过程及其价值判断的内在机理。 民间文学的“民”到底是什么人，这是民间文学研究中被反复讨论的问题。其实这个“民”具有多样性、可变性。就中国传统而言，“民”对应“官”，“民间”对应“官方”，“民众”对应“官吏”。士农工商即所谓“四民”，是站在官方立场上对民众的区分。在英语中，民间文学的“民”写作folk，意为the common people of a country(一个国家里的普通人)。民间文学对应的英语单词folklore，也有民众知识、民俗的意思。在欧美学界，长期流行把“民”等同于文明国家的落伍者的看法，因而民间文学也被视作由这些乡民或陋民传承的文化“遗留物”(survival)。这种观念在20世纪初的美国首先遭到质疑。经过反复讨论民俗学家认识到，“民”不应局限于乡下人，也有城市人，甚至知识分子。阿兰·邓迪斯认为，对民间文学中的“民”要重新界定。他认为： “民”这个词，可以指“任何民众中的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中的人，至少都有某种共同的因素。无论它是什么样的连接因素，或许是一种共同的职务、语言或宗教，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这个不管因为何种原因组成的集团，都有一些它们自己的传统。在理论上，一个集团必须至少由两个人以上组成，但一般来说，大多数集团是由许多人组成的。集团中的某一个成员，不一定认识所有其他成员，但是他会懂得属于这个集团的共同核心传统，这些传统使该集团有一种集体一致的感觉。 邓迪斯把“民”解释为具有共同传统的任何职业群体中的人，已经超越了过去把“民”限定为乡下人、土著居民、受教育较少的人等范畴。这种超越在中国也同样在尝试和探索。1949年以后，民间文学的“民”，正如前文引述钟敬文给民间文学所下定义显示的那样，主要指“劳动人民”，把上层的剥削阶级排除在“民”之外。这种限定在改革开放以后被逐渐突破。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敬文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也谈到了“民”的问题。他说：“一个国家里大部分风俗，是民族的(全民共有的)。当然，民族里面又包含着一定的阶级内容。……重要的是民俗，在一个民族里具有广泛的共同性。”他还阐述了民间文学不仅出现在农村，也出现在城市；不仅产生于古代，也产生于现代。受钟老的启发，也受到欧美学界对“民”的讨论的影响，1990年代以后，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者对“民”的界定已经出现了十分开放的态度。高丙中指出：“现在比较全面的观点是把‘民’定义为任何社会、任何群体的人，即各种家庭成员、乡村成员、社团成员、市镇成员、民族成员等。”依此说法，则“民”就是全民，任何社会成员都包含其中。过去一向被排斥在“民”之外的帝王将相，可能比普通百姓懂得更多神话传说和格言俗语，利用也更多，那么，研究者有什么理由把他们排除在“民”之外呢?因而，民间文学具有全民性，是一国之民共同享用的口头文学。 然而，事实上，当代民间文学的新发展让民间文学越来越多以文字文本的样式呈现在众人面前，被指认为民间文学主要特征的“口头性”正在弱化。歌谣的创作，故事的编撰，越来越多是在书案上或电脑上，而不是在讲述或讲唱现场完成的。过去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获得口头文本，经过整理写定为书面文本。这个书面化过程，对于口头文本的凝练和固化，进而形成民间文学经典作品(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当今是一个几乎人人识字的时代，所有的口头创作都可以轻易地被转换成书面文本；甚至，当人们心有所感时，首先不是咏唱或讲述，而是把心中所感写成文本，然后再通过书面、短信(或微信)、互联网进行传播，转化为口头表述反在其后。民间文学的呈现方式越来越文本化，这在当代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庙会、节日庆典上吟唱的仪式歌谣同样主要是文人的书面创作，吟唱或朗诵只是对文字文本的发表形式。民间文学已经进入多媒体时代，书面性加强，口头性弱化了。与此同时，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并没有弱化，每位有读写能力的人都是潜在的创作者，也是传播者和修订者。当今中国几乎所有人都具有阅读短信(或微信)、浏览网页的能力，他们因而也汇入到故事、歌谣的编创、传播过程。图文并茂、视频穿插的新故事、新歌谣在手机或互联网上传播特别方便。当代都市传说、社会谣言、网络小说也借助于互联网这一新媒体手段广为传播。这些都丰富了民间文学的内涵，是当代民间文学最新颖、最活跃的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