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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化的条件和动力 上一部分我们已经考察了广禅侯信仰的源流和分布，它在大部分地区都被当作牛王奉祀。对于这样并未大规模盛行、也未经官方标准化统一推广的区域性神灵来说，传播过程中原有传说的变异甚至丢失都很正常。更多情况下，当信仰圈逐渐扩大，“广禅侯即牛王神”便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知识为乡野百姓接受，重要的是其功能，而非原本的来历面目，原有传说可能就这样丢失了。如刊于元至顺四年（1333）的壶关县内王村《新修广禅侯庙记》记录了修庙的前因后果。碑记中直接以“广禅侯”指称“牛王神”，可见这已经是当时的普遍认知。《山右石刻丛编》在这篇碑记后加的按语说：“此云广禅侯，未详所自，而祀为牛王，事涉不经，录以存古，不以乡曲委巷之言而摈之也。”恰恰是因为原有传说丢失，神灵的来历需要新的解释，也需要顺利融入地方传统，这便为地方传说的创制提供了条件。而且，越是这样“来历不明”的神灵，在地方化的过程中变异就可能越为显著。王尧在比较洪洞青州二郎和杨戬二郎这两位外来神灵的本土化时注意到了这点，后者“二郎神”的传说家喻户晓，可变空间就小得多，前者的前身“广德真君”不为人熟知，反而更容易改头换面融入当地的神灵谱系。阳城的广禅侯也是如此，新的传说使牛王变成了当地兽医，而守护牲畜健康的功能仍保持不变，这是新旧身份间转换又相通的证据。 促使广禅侯信仰地方化的动力，还在于它对家族和村落的意义。传说山头村过去叫常半村，因为常氏占全村人口一半以上。兽医常顺就是常氏家族最为显赫的人物。我在实地调查中也发现，广禅侯传说的讲述总要追溯到“古时候叫常半村”。传说作为一种地方话语，建构着讲述主体的身份、关系以及信仰观念。在我看来，对山头村常氏家族而言，兽医常顺的传说是神灵传说，更是祖先传说，他们强调村落过去的名字，讲述祖先曾经的故事，将外来神灵附会上自己祖先的身份从而使祖先成神，以此表达身份上的优越感。这些传说很可能出自他们之手。 水草庙的清代碑刻不少都附有施捐者名讳，却看不出常氏成员在其中的绝对优势，这时的山头村已经是一个杂姓村落。然而，村庙供奉的神灵是自己的祖先，传说附加的身份仍使常氏家族在村中与众不同。来看这则传说： 辨草认地 有种草叫羊毛菅，你出到山头转一圈，见哪地塄上有长的这种草，那就是老爷的地，不管从羊羔泉到汉上[周边村庄名]，都是老爷的地。人家牲口出去，就能认识哪是人家的地，吃不到他们的地，吃庄稼也不吃他们的。因为人家塄上就长着这种草，也不知道他从哪带回来的。老爷他的家业大，在这个村占一半人口，他们家地多，有这草的，都是常家的。 广禅侯作为村落神灵，他的神力可能一视同仁；但他也是常家祖先，祖先的荫庇只针对家族后代。这一传说表达的正是这点。它维系着家族的团结和认同，也突出了常家在杂姓村落中与神灵非同一般的关系。岳永逸在考察一个赣南村落的庙会传说时指出，有关庙会组织权归属的传说实际发挥着重新配置村落象征资源的功能，从山头村关于广禅侯来历和显示灵迹的传说中，我们也能看到某一姓氏为争夺、利用和占有村庙这一象征性资源所做的努力。在广禅侯大殿中，正中间供奉广禅侯，左右两厢各站立四个人，左边四人就被认为是常氏子孙。 同时，这种身份上的优越感是相对的。到现在，山头村已没有一户常姓人家，家族对村落生活的影响也大大减弱。身份上的亲疏之别，还体现在村内人向村外人讲述传说时。我在调查时问及村中近来是否有广禅侯的灵验传说，一位村民回答说：“没有。咱这老爷就是我村人，我村老爷我村人。咱这老爷是名声大，有贡献，请人家看病了能看好，说神了可不是在封神榜上封的多大的神。”可见，山头村民对神灵的感知与外人不同，广禅侯对我这样的外人而言只是一位普通的地方神祇，对当地村民来说却是承载着村落共同记忆的“我村老爷我村人”，传说讲述者与听者身份上的内外之别在这里被着重强调，这是传说与信仰在山头村传承的重要动力。 此外，阳城广禅侯是宋金交战中立下战功的兽医，传说情节的变化与其社会语境有关。如果我们关注传说细节的同时注意到区域社会大历史的发展脉络，广禅侯传说中金人、元人的形象也耐人寻味。广禅侯大殿右侧站立四人，村民解释这些都是广禅侯的手下（图5）。其中一人身着蒙古族服饰，徐志华向我讲述说： 这是蒙古王子，为什么有个他？就是咱这老爷给牲口看病看得太出名了，蒙古的马、牲畜病得太厉害，他们看不好，就来找咱来了。可这蒙族人一直欺负汉民，就说我不能给你看病，看好了你们还要欺负我汉民。那说好吧，你给我看好以后蒙古族跟汉民结成好弟兄，就再不呛[方言，即欺负的意思]你了。这么说才去给他们看病，把蒙古草原上的马都看好以后，他就投奔来了，来学徒一样，为什么有个蒙古王子，就是这么回事。 传说是关于历史的叙事。宋金以降的山西，民族冲突、政权更迭和人口流动复杂频繁，深刻影响了当地民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如上引传说，兽医常顺通过为蒙古人医马促进了蒙汉交好，让蒙古人不再欺负汉民。而在另外的传说中，他医好宋军战马从而帮宋军打败金人。这两则传说的时空信息看似互相矛盾，然而，正是历史上绝无可能同时发生的两件事被附会在一个人身上，让我们看到传说背后一以贯之的历史观念。从汉—女真到汉—蒙，广禅侯都明显偏向宋朝/汉族，对神灵而言，这在其受国家敕封的政治正统性外附加了符合汉民心理的文化正统性；而对传说讲述者来说，则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关于族群冲突的历史记忆与观念。另外一则传说《皇帝封神》中，少数民族的元朝皇帝为汉人广禅侯建庙是因为对其充满仰慕和惋惜，这也反映了传说创制者某种隐秘的民族主义心态，这些传说背后隐含的集体记忆和历史信息，也应是传说讲述和流传的一种动力。 我们看到，广禅侯信仰的地方化，伴随着地方传说对其不断赋予的新的解释。广禅侯最初以水草神的身份传入这里，当地先将其视为自己的地方神灵，继而附会上兽医常顺的一系列传说，使来历不明的水草神有了新的面目，只有治愈牛马疾病的功能稳定地保留下来，这是广禅侯信仰中最核心的部分。而传说的创制和讲述，不仅有助于信仰的巩固传承，更服务于真实的社会关系，表达着讲述主体身份上的优越感，维系着家族和村落的集体认同。 总之，广禅侯信仰的地方化非常成功。“通圣郎君”之类的说法在兽医传说中找不到一点痕迹。更重要的是，对当地民众而言，广禅侯就是自己村子里土生土长的神灵。当我向一位村民询问是否知道外地也有广禅侯庙时，他得意地说：“其他地方那都是假冒的，都是牛王爷坐镇，只有咱这是真的，是正宫老爷坐镇。” 三、余论 最后回到本文讨论的起点，对广禅侯当代复兴情况略作展开。因为，尽管村民们都表示，广禅侯传说是他们“从小就听，一辈辈这么传下来的”，但他们的讲述以及类似上面这样对广禅侯区分“真”“假”的观念和态度，仍可能受到近年来文化遗产开发和宣传过程中外来话语的影响。山头村水草庙在上个世纪历经风波，先后在庙产兴学、日军侵华、文化大革命等事件中遭到破坏，八十年代以来才重新得到人们关注。“广禅侯故事”于2009年和2014年先后入选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禅侯是我国历史上唯一被皇帝钦封的兽医侯，水草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兽医庙”，这段写在非遗申报书上的文字，清楚地表明其被多方力量利用的价值。对畜牧中兽医行业来说，广禅侯是古代中兽医发展程度的证明和当代“发展中兽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范”；对地方政府来说，它是可被宣传的文化名片和等待开发的旅游资源，刚刚重修的水草庙以及水草庙后正在规划修建的中国中兽医博物馆就是明证。其实，地方文化学者急于论证广禅侯传说真实性的动机并不难理解，但如本文开篇所述，其结果误导了普通大众甚至专业研究者对历史真实的认知和判断，这是民间文化复兴热潮中一个值得反思却又并不罕见的个案。 本文考察了广禅侯信仰的演变过程。因为治愈御马疾病的传说，广禅侯从一个地方神灵成长为区域性神灵，他“牛马之疾，祭之皆愈”的功能满足了以农耕为生的百姓的需要。信仰传播的过程也是不断地方化的过程，各地民众对传说进行改编再造，使外来神灵顺利融入本地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阳城广禅侯信仰的变貌是偶然的。水草庙里的广禅侯被附会上兽医常顺的传说，成为家族祖先和村落神灵，传说的讲述同样缘于其对传承主体的价值。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广禅侯传说和信仰因其新的价值被发现、表述和利用。“广禅侯—兽医常顺”这一符号，原本是区域信仰地方化的结果，现在通过非遗运动的选择和“命名”得以被更多人了解，从偶然变异的地方性“文化”一跃成为全国共享的公共性“遗产”。而广禅侯原本的来历、遍布各地的庙宇以及其他地方化传说，都被掩盖、遗忘在了历史的风烟中。透过本文的个案，我们能看到中国民间信仰的一种变迁模式、历史实践和当代命运。 （本文载于宋颖主编：《民俗传承与技术发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12月，102~117页。部分文字有改动，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