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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雄安新区境内及周边区域多族群的交流带来文化的融合 通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努力，在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范围内发现了大量的古文化、古遗址、古遗存，这些古人活动留下的遗存、遗迹折射出了该地区古文化的基本样貌。雄安新区及周边范围内史前人类过着定居生活，依靠农业生产、渔猎和采集生存，通过雄安地区特殊的水文地理环境，多样态的文化在该地区融合汇通使该地区人群不断吸收周边文化，进而使得本地的生产生活状态逐步改进。 1、雄安新区及周边地区拥有丰厚的考古学研究资源 在雄安新区2000平方公里境内，已经查明有安新县西留村、梁庄，容城县午方、东牛、北庄等新石器时期遗址；安新县张村新石器至商周战国遗址、安新县涞城新石器至战国遗址、容城县上坡新石器至商遗址、容城县白龙新石器至商周遗址；安新县留村商周遗址、安新县申明亭商周遗址、安新县辛庄克商周至战国遗址、容城县晾马台商周遗址、容城县南阳战国遗址等古人类遗存、遗迹、遗址。 从这些遗址的相应发掘报告看有以下特点：一是该地区人类活动出现比较早，如安新县梁庄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达8000多年以上，总面积达8万平方米，其发现和发掘为确立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年代序列、探讨中原和北方地区远古时期的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具有较高价值的资料。二是该地区在远古时期居民对外交流的范围比较大。容城县上坡遗址、北庄遗址等处磁山文化层的发现，以及出土器物兼具北方红山文化的特征，证明磁山文化的分布范围由豫北冀南扩大到保定以北地区，而且与我国东北西辽河流域古人类文化的相互交流也十分密切。三是北庄等处遗址面积较大，文化层次很深。这些遗址涵盖磁山、仰韶文化遗存直至商周遗存，遗址延续时间很长，大约经历了4000多年没有中断。以上这些特点说明，一方面历史上该地区适合人类生活，为人类宜居之地；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地古居民具有较高的智慧和顽强的发展能力，形成了有当地特点的生存知识体系。 王巍先生曾经指出“中华大地各个区域之间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就发生了交流。”（王巍，《勾勒五千年前的文明图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巡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9月28日。）雄安新区周边京津冀范围内存在有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山顶洞人遗址、东胡林遗址、南庄头遗址、北放水遗址、磁山文化遗址、满城要庄商周遗址等重要文化遗址。如果将眼界放的更为宽泛一些，在雄安新区周临的河南、内蒙古地区则存在红山文化、夏家店遗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重要遗存、遗迹和典型文化。可以说，雄安新区正好处于河北区域内小型文化和中原北方跨区域大型文化的交流中间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多样态的文化在该区都存在明显的交流痕迹，这种交流融合铸就了雄安新区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潜力。 2、雄安新区及周边地区史前族群的文化交流 雄安新区周边众多的古遗址昭示着该地区周围曾经生活着大量的古代族群，这些族群存在众多的文化交流。生活在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距今约70万年至20万年，这一族群已经学会使用天然火，过着群居生活，他们在周口店先后生活了约40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人，已经懂得人工取火，以狩猎业为主，按血缘关系组成比较固定的氏族生活。新石器时代早期东胡林人，距今约1万年，已经离开山洞来到平原居住，学会了人工打制石器，发明了弓箭，生产工具较之从前有了更大的提升，或许已经出现了个体家庭。（彭华《燕国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8页。） 保定市徐水区南庄头遗址的南庄头人，距今10510——9700年。在试掘的51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人类活动的遗迹和遗物，出土了陶片15件，石磨盘、石磨棒及骨、角等器物；有人工凿孔痕迹的木棒、木块各一件；用火塘烧烤、煮食食物。有人认为，“历史时期活动于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的非华夏族，可能与南庄头遗址有关系”。（彭华《燕国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9页。） 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出土了距今近万年前的少量栽培的粟和黍遗存。到了距今8000到7000多年前，粟和黍的种植技术在中国北方地区广泛传播开来，农业成为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在距今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一些窖穴中，出土了大量炭化粟，这是粟作农业发达的明证。雄安新区及周边地区正好处于北京东胡林人和邯郸磁山人的中间地带，南庄头遗址发现的禾本科和藜科花粉，两者分别是被人类驯化成粮食和蔬菜的祖源，如麦类、粟类、菠菜等，另有豆科和茄科花粉的发现。南庄头遗址出土了石磨盘、石墨棒等原始农业生产用具。而南庄头周边的上坡、北庄遗存则发现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镰、石铲和带坑窝石器等成系列的农业生产工具。在养畜业方面，南庄头遗址中出土了猪和狗的骨骼。梁庄、留村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存在可以明确定性为家畜的有猪、羊、狗、鸡等。雄安新区及周边地区存在有完整的农业生产系统，可能为我国最早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之一。 通过雄安新区及周近范围内古文化遗址所反映的农业生产状况与北京地区、豫北冀南农业生产状况的比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雄安新区周边的粟黍农业生产系统可能是史前原始族群文明交流的结果，正式这种交流为雄安周边地区原始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前农业不仅为当时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食物，而且促进了社会分工和文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王巍，《史前农业发展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人民日报》2018年5月21日。） 3、雄安及周边地区考古新发现回应“空白区”说 谭其骧先生曾说过：“从新石器时代经历商周直到春秋时代，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空白地区。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没有发现过这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和聚落……平原中部的空无城邑地区，要到战国图里才归于消灭”（谭其骧，《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2页。） 事实上，在谭其骧先生所说的“空白区”内，后来又发现了多处新石器及商周文化遗址。前面已经谈到，容城上坡遗址（新石器至商）、午方遗址（新石器）、北庄遗址（新石器）、东牛遗址（新石器晚期）、白龙遗址（新石器至商周）、安新留村遗址（新石器）、梁庄遗址（新石器早期）、涞城遗址（新石器至战国）等等，上述这些遗址都是处于雹河流入白洋淀沿河岸边，雹河是从白洋淀的北侧入淀的。再如蠡县的百尺遗址（新石器、商周至汉）,清苑区的东臧村仰韶文化遗址、大望亭仰韶文化遗址、定州市的南陶邱遗址（新石器）、西南合遗址（新石器）、宿家佐遗址（新石器）、王村西堡遗址（新石器）、王村鹦哥窝遗址（新石器）等。这仅是举例了保定地区的所谓“空白地区”之内的新石器遗址，当然放眼整个河北省中部地区还不止这些。正如袁广阔先生所言：“该地区的大批新石器、商周以及汉代遗址、墓地相继见之于世。仅2017年文物部门对雄安新区2000平方公里区域进行的考古调查，就发现古遗址189处，墓葬43处，这些文化遗存以新石器、战国汉代为多......河北平原中部‘空白区’大量早期文明遗存的发现，对谭其骧考定的《禹贡》黄河下游河道形成了有力的冲击”。（袁广阔，《<禹贡>黄河下游河道走向及改道原因》,《光明日报》2018年7月23日） 就目前已掌握的考古资料来说，笔者认为谭其骧先生的论断过于绝对化。谭其骧先生夸大了古黄河灾害的严重性，以至于使他低估人类挑战灾害、战胜水患的决心和能力。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人类前进的脚步并没有因为黄河的存在而没有涉足所谓的“空白区”，只是由于水灾频繁，那里人烟较为稀少罢了。袁广阔先生的论断给我们以全新的视野，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袁广阔先生的论断所主要依据的材料基础是2017年雄安新区考古调查中所发现的新石器遗址的数量，《光明日报》2017年11月1日刊登的《文化雄安，从千年的历史传承中走来——雄安新区起步区、中期发展区考古调查的新进展新发现》主要谈到的是“战汉遗存，重中之重”，而提到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不多。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先前既有的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发现来综合分析当时的冀中地区的古文化演进谱系，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收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