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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雄安新区史前文化孕育的地方人文精神特质 文化和风俗密不可分，以文化民成俗的角度来说，一定的社会公众心理、习尚、性格和追求是构成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古白洋淀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和在人类文明发展格局中的特殊位置，形成了古白洋淀地区先民精神上独特的归属感、认同感，塑造了当地先民特有的人文精神特质。 1、开放包容，兼纳百川的处世胸襟 古白洋淀地区的上古先民在漫长生存斗争充分利用了古黄河所提供的独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建立起了自身的文化和生存知识体系。这种文化和生存知识体系是在与外地文化的交流中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进步的运作机制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社群体系，在这一体系当中不同族群相互吸收彼此文化的优点进而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文化，从而使各族群在文化特质上呈现出既有自己独立的特质，又有与他者相关联的共同要素的特点。考古证明，大约在距今5000—4500年期间，东西方之间、中国的南北方之间就存在各区域间的跨文化交流的多条通道，正式这种交流使得铜器制作、小麦栽培、黄牛和绵羊饲养、稻粟黍的栽培等得以遍布全球，在相互交流的基础上逐步演进为思想上相互认同的文化圈。由于古黄河以及“九河下梢”特殊地理环境的作用，古白洋淀地区的水土不是“桃花源”，而是与外界有着密切交往的开放体系。这种特殊的生产生活状态使得白洋淀地区的先民能够以开放包容、兼纳百川的胸襟处世，纲纪世道，并能在推动着历史车轮驶进文明社会门槛的历程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2、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环境意识 在史前时期，文献记载洪水为害人民的时候很多，《国语·周语上》云：“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国语·鲁语上》云：“冥勤其官而水死”。《尚书·咸有一德》云“祖乙圮于耿”，水毁曰“圮”，意即祖已的都城“耿”（耿地在今河南温县界）被水冲毁了。古白洋淀地区地处“九河下梢”，该地水害频繁是可想而知的，经过先民的防灾救灾以后，维护这种人与自然共生，达到天人一体平衡状态，对于先民的生产生活是最为有利的。因此，早在炎黄时代，“民胞物与”、“仁民爱物”、“德及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的思想就已经产生。对于古白洋淀地区的先民来说，这些思想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管子·八观》云：“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茜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又云：“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诗经·大雅·行苇》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这些古典文学中的表述实际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前人类包括古白洋淀地区的居民很早就形成了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关怀。 3、为共同利害，顾全大局的无私观念 自古治水，兴修水利事关一地方乃至一国的大局，不同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湖区环境和经常的治水工程需要当地居民拥有大局观念，为了共同的利害，共同奋斗，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斤斤计较，否则既不能解眼前之灾害，更不利于长居久安。《国语·周语下》云：“昔共工氏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这是说共工治水其动机就是损人利己，结果被舜“流共工于幽州”（《尚书·舜典》）。共工氏当时是一个强大的部落，曾经“伯九有”，称霸天下，他被流放到幽州，实际上是中原地区包括古白洋淀地区的先民与之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对其背仁弃义行为坚决抵制的结果。战国时期黄河下游的齐、赵、魏等国，也曾在治理黄河问题上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以邻为壑，贻害百姓，教训是血淋淋的。古白洋淀的先民8000多年前就已经生活在湖淀地区，利用水利，同时也与水在做不懈的斗争。治水过程中的大局观念在遥远的史前时期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的一种生产生活自觉。顾全大局、行仁蹈义的无私观念，对于古白洋淀地区的先民来说，如同布帛菽粟一样是须臾不可离开的。 4、不屈不挠、积极创新的进取精神 治理黄河水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面临的老难题。自古史传说的炎黄时期以来，就有共工“壅防百川”、“鲧障洪水”、“大禹治水”的记载。但与水患做斗争不是一劳永逸的，“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部落，大水至时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汉书·沟洫志》）古白洋淀地区的先民与水患作斗争的经历长达几千年，在积累与洪水作斗争经验的同时，也磨练出顽强不屈，勇于革新的进取精神，才营造出了该地区发达的农耕、渔猎、养殖、手工多业并举，协同发展的鱼米之乡的昌盛场景。 (作者系保定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