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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疆研究中的人本主义历史建构——以民国云南边疆开发为中心的讨论 国家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政体，是人类为管理自己社会生活而创造的一个政治形式。人民是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几乎所有国家都把其最终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利益”之上。边疆既是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综合铸就的战略边疆、利益边疆，也是人民生活、文化、社会作用下的人文边疆，二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当边疆现象和边疆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进步发展休戚相关时，边疆研究被时代凸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天下未乱边先乱，天下已定边未定。观边疆治乱兴衰，可知国家统一还是分裂，国力强盛还是贫弱，民族和睦还是纷争”。[21] 边疆研究以边疆为对象，对边疆这一特定区域内的国家疆界、政治、经济、军事、国防等事关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也对区域内的民族、宗教、文化、社会生活等展开研究。吴文藻先生在《边政学发凡》中将其概括为“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22]“边疆政治就是管理边疆一切边民的事，其最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实现边疆各项问题，如何开化边民，如何提高边族文化，如何推行边疆教育，如何开发边疆资源，如何举行边疆调查，如何探讨边疆文化与历史，如何训练边政干部，及如何设立边疆博物馆等等。”[23]而“所谓边疆，非即地理名词，亦指人类社会。边区社会也一样的作用即和中心区域不同”，“研究边疆的途径，是从史地、生物、语言，一直到达人群团体和文化技术的了”。[24]但从清末民初直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谈实际的边疆问题者，每每注意于‘土地’与‘主权’，而边地民众之如何认识，如何开化，如何组织与训练，均不甚加以重视。”[25]尤其在边疆开发与治理的具体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个人与团体对边疆的认识不尽相同，往往存在不同的动机和利益博弈，最终的行为与反应结果也大相径庭，需要研究者加以区分和关注。 （1）国家利益主导下的云南边疆开发 元明清时期，中原王朝以强势姿态进入云南地区，运用各种有效手段进行强有力的开发，竭力将边疆纳入与内地相一致的经营模式，不再局限于政治上的“归顺”和作为抵御外部势力入侵的屏障，移民垦殖，开发由内向外，范围不断扩大，使云南成为中央政权的重要经济来源。 至民国时期，随着中国由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的根本性转变，云南边疆亦不再是远离中央的边远地带和区域，而是国家领土和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明确的界定范围，国家不仅要捍卫和巩固边疆，更要治理边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地方割据，中央政治权威弱化，对边疆的控制难以奏效，边疆危机日益加剧，引起国人广泛关注，“边疆问题的重要和边疆建设的迫切，已为举国人士所公认”，[26]开发边疆更是“今后中国民族一条最光明的道路”。[27]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使西南各省成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28]，国民政府提出“战时必立于前线，开发必趋于边疆”的口号，动员开发民族地区，确保后方安全，利用民族地区的资源支援抗战。[29]“中央政府已将开发边疆同化边民的工作，定为抗战建国的主要部门；行政院因而制定奖励边疆工作人员条例，颁布实施，中央党部与教育部，亦拨专款作推进边疆文化及优待边疆子弟入学之用。”[30] 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依靠云南地方政府来完成相关制度的安排与实施，“故对于边务之一切措施，不能不就地方特殊情形因缘为制，以期抚绥边民倾心内附，然后徐图开发，用以巩固国防。”[31]因此，这样的边疆开发与治理主要是从中央的角度，强调自上而下地执行政策和中央对边疆的控制与管理，往往会忽视边疆视域下的地方政府与社会团体、个人对于自身的认知与定位，因而使边疆开发与治理的过程与结果会与中央政策相抵牾。 （2）地方利益制衡下的云南边疆开发 “边疆问题是省政问题，其实还是整个国家问题。”[32]民国时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或因国防之需要，或因经济建设之需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界目光聚焦于此，为云南地区的全面开发提出一系列边疆开发政策与方案。“云南为一边僻之省区，过去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不能与内地并肩前进。”[33]但另一方面，云南不仅是云南人的云南、政府的云南，乃“中国之云南也”，[34]“要保中国，先保西南；要保西南，先保云南；要保云南，先保滇边”。[35]在中央政府重塑并整合政治权威、开发边疆经济的同时，云南地方政府也致力于“新云南”现代化建设，致力于整顿财税、稳固金融；清丈耕地，征集田赋；建仓购粮，积谷存粮；注重教育，培养人才；兴办实业，发展交通，“寓改进于开发，寓国防于建设”[36]，藉生产开发以繁荣边疆，福利边民。 但是边疆开发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等的支持，非云南一省之力所能完成，而全面抗战的爆发，为云南开发提供了一个大好机遇，原来存在的资本与交通方面的问题，都在此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以前要研究边疆而边疆不易来；要开发边省富源，而资本缺乏。现在沿海的人才财力都已被迫流向边地，正是建设西南边疆千载难遇的机会，希望举国上下，切莫错过”。[37] 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在掌控云南地方政治时，亦不断调整与蒋介石中央政府的关系，一方面既表现出顺应国民政府中央要求或时代趋势，但另一方面则根据本省现实或自身认知而自行其是，与国民政府中央形成了复杂的博弈心理，既表现了对中央权威的认同，又对中央权威有一种防范、抵触心理，地方意识与政治区域意识加强。[38]1938年，行政院拟定开发云南的意见，但“其意义在于间接维系及加强抗战之军运、直接生产及运济抗战之军需及建立国防之永久资源，而不在于谋地方之福利已也。” [39]在边疆开发问题上，中央政府虽然有心进行指导和规划，并提出开发要求，但在抗战压力下，国民政府无力为开发边疆提供资金，便无法实现真正的控制，只能听任云南省自行其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