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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边疆民众视野下的基层诉求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开发边疆、建设经济目标统一，而政策落实到这些真正“生于斯、长于斯”的边疆基层社会民众时，则会遇到诸多阻碍。边疆民众思考问题一般不会上升到国家命运与民族大义层面，而是从实实在在的得失与利益出发。云南省政府作为边疆开发与治理的实际操作者，亦站在民族国家、政府利益的制高点来思考开发问题。当边疆的实际传统与习惯与开发目标相抵触时，省政府则会利用行政权力来进行控制，要求地方与社会让步，使国家与地方权力进一步下渗。 针对民国时土司的改制问题，云南地方政府认为：“在此国防建设薄弱时期，土司既为一般边民所信服，尚须赖其号召团结，共御外辱，似难速为废除，转贻鞭长莫及之忧。至于设官分治，原与土司制度系属两事。”[40]云南边区各土司采取的多是“软”抵制的策略，即在容许国家政权势力进入的同时，却不放弃既有权益，并且对政府政令也多是阳奉阴违。例如在早已改流的澜沧县，全境“可谓已为各土司与里目粮目等准土司所分割盘据。县政府大小政事，皆须经其手承转，县府不能直接及于人民”，县长“远不及一乡镇长或区长，不过省政府的传递人而矣，对各方鞭长莫及”。[41]在国家、地方、土司的博弈过程中，“国民政府虽居强势、主动地位，但受到多方力量的牵掣，有废除土司之心，却无废除土司之力，而各土司虽处于弱势一方，但却能紧紧抓住前者的弱点予以反击，在斗争中略处于上风，体现了自下而上的特点。”[42] 又如开蒙垦殖局的设立，“系属商办合股公司性质，但依其职责与业务各规定，似为该省一种经营事业而兼理垦区行政之机关，”[43]兼具公司与行政机关性质，既加强了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又使行政进一步下渗到基层社会与地方经济中。在筹备垦局之初，“须知政府不惜人力财力，成立开蒙垦殖局，完全欲为人民振兴水利，免除水患”，[44]地主对此持支持态度，以为兴修水利有利于发展，但当垦局要大规模低价收购土地甚至无偿将土地转化为公有时，触动地主与农民利益，平时荒芜的土地“在无人要求利用之时，大抵均若无主之地，若一旦计划利用，无一不为有主土地”[45]，激化了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地主周伯斋多次托人说情，希望不要收购周家土地，未果。于是煽动农民闹事，不配合土地收购工资，不配合土地清查、丈量核实。周还指使时任乡长的杜安定，指派警牙，持枪到各路口，拦截威吓到开蒙垦殖局做工的农民，不许参加垦殖工作。[46] 除了反对和阻挠收购土地外，地主还公开上诉。蒙自绅士闵从斋等人联名向省政府投诉，反映垦局收买土地时“违章病民”，将2万亩耕地当作荒地，无价没收；其他收购的土地地价太低。同时通过《云南日报》披露，引起社会关注。[47]龙云令建设厅水利局局长庄永华实地调查，组织垦殖局、地主、佃农、自耕农代表召开调查咨询会，其结果是认为垦局不存在违章，驳斥了地主的投诉。[48] 地主绅士的诉求既不能满足，普通农民更是无力自保。在兴建长桥、大屯地区的水库时，有大片土地用来蓄水，垦殖局“沿岸低田低地则决定收买，以作蓄水之用。即以有清丈执照者为根据，倘无执照，即归公有”[49]，大屯海农民本不愿意出卖土地，加之低价太低，便联名向蒙自县长恳请免予收买。[50]县政府呈请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决定大屯海土地暂不收买，水利工程兴修后，导致大屯海低洼土地年年遭水灾，地主和农民叫苦不迭，只能再次向蒙自县县长呈报，并强烈要求收买土地和补偿损失。[51]而开远、蒙自两县政府的态度，一方面不得不照省政府命令办事，为垦殖局招募民工、监督工事、辅助其他事项；一方面也有意维护地方利益，甚至包庇绅民阻挠垦殖工作，以彰显县政府的地位与作用。大屯海民众在申诉过程中，经由乡、区再传达到县政府，县政府亦指责“该垦殖局上不能体政府徳意，下不恤人民疾苦，只知谋利竟不惜以邻为壑，其每年所获之谷不过一千余石，而减损大屯海底谷9000余石之巨，此非利己殃民而何”。[5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