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促使哀牢归附东汉,东汉在哀牢分布区设置永昌郡,使中国与印度两个大国在地理上第一次相连接,所以哀牢分布区不但是中印两国最早的边贸区,还是中印两国的重要文化通道;哀牢地区多样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神奇的"九隆"神话,产出了丰富的物品,因此哀牢人物质文明发达,人口众多;以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质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哀牢社会政治结构合理稳定,对周边民族有包容性,对东南亚傣、掸、泰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有过积极贡献。 基金：云南大学“211工程”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西南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项目编号:MZ12ZD02)；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研究成果资助； 关键词：哀牢人; 哀牢国; 永昌郡; 东汉王朝; 哀牢是中国西南一个古老的民族，曾经建立过哀牢国。记载哀牢国最早的文献是《哀牢传》，作者是生活在东汉明帝时代的成都人杨终，他写《哀牢传》的动因是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国归附东汉王朝，此后，哀牢国王派遣使者到洛阳，在前往洛阳的途中是必须经过成都的，按照当时的政区管理关系，哀牢人分布区属于益州刺史辖地，所以要进入洛阳的哀牢国使者，必须先与益州刺史见面，然后再送洛阳，这个任务就是杨终完成的：“杨终以年终上记簿，引导哀牢使者到达洛阳，且进《哀牢传》。”[1]因为关于哀牢的历史都是杨终从哀牢人使者那里了解到的，所以杨终的《哀牢传》是较为可信的，为后来的《华阳国志》《后汉书》等历史著作不断引用。 古今学人对哀牢的历史多有研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哀牢人历史研究有了很大的推进，有代表性是黄惠焜先生发表于《思想战线》1976年第6期的《哀牢夷的族源及其与南诏的渊源》，王宏道先生发表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的《关于哀牢与昆明及濮的关系和族源问题》，张增祺先生发表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的《哀牢族源新议》，祁庆富先生发表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的《哀牢夷族属考辨》，申旭先生发表于《东南亚》1990年第4期的《哀牢问题研究》，耿德铭先生发表于《保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的《哀牢族属百年争议的再认识》，高文先生发表于《学术探索》2013年第5期的《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古哀牢国族属研究》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哀牢人的族属问题是研究热点；此外，近年来，还有人对哀牢人的文化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是大多是把哀牢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而不是民族文化来看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何明、李东红先生发表于《学术探索》2006年第5期的《哀牢文化的性质与开发研究》。 上述相关的研究都极大地推动了哀牢历史及哀牢文化的研究，但存在的不足是对哀牢历史相关文献的深度解读不够，故本文试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解读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促使哀牢归附东汉，东汉在哀牢分布区设置永昌郡使中国与印度两个大国在地理上第一次相连接，所以哀牢分布区不但是中印两国最早的边贸区，还是中印两国的重要文化通道 在东汉王朝没有设置永昌郡之前，哀牢人分布区的地缘政治是复杂的，以鹿茤为代表的民族群体归附了东汉王朝，因此他们成了哀牢人攻击的对象，建武二十三年（47年），哀牢国王攻击鹿茤，期间出现了“神助鹿茤”的事件，这个事件直接引发了哀牢归附东汉王朝。当时哀牢王“贤栗遣兵乘萆船，南下江、汉，击附塞夷鹿茤，鹿茤人弱，为所擒获。”[2]但出人意料的结果却是“震雷疾雨，南风飘起，水为逆流，翻涌二百余里，萆船沉没，哀牢之众，溺死数千人。”一场来自自然界的“震雷疾雨”使哀牢人的军队“溺死数千人”，哀牢王贤栗“复遣其六王将万人以攻鹿茤，鹿茤王与战”，结果是哀牢人的六王被杀，就在哀牢耆老共埋六王的时候，“夜虎复出其尸而食之”， 显然在哀牢人攻击鹿茤人的过程当中，有“天神”帮助鹿茤人。这样的现象使哀牢人惊恐万分“余众惊怖引去”。最后的结果是贤栗惶恐，对哀牢人的其他首领说“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辄被天诛，中国其有圣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所以在建武二十七年（50年），哀牢国王贤栗等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请求内附。[3]与此同时，哀牢国王还“诣越巂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 关于哀牢国王为什么要到越巂郡找越巂太守郑鸿投降，请求归附东汉王朝，对这个问题前人的研究不多而且不深入，我们认为其中蕴含着许多民族政治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