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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19年的南北和议，吴鼎昌因得到皖系、安福系及徐世昌的支持与认可，被推选为北方代表。作为北方代表团的决策者之一，吴鼎昌多方周旋并争取南北双方妥协，努力推进和议的筹备。在1919年公债、国会等和议具体问题上，吴鼎昌尝试游说北方向南方作出一定妥协，但在遭到皖系反对后，采取强硬态度试图迫使南方让步而未果，最终选择了终止和议的消极方案。南北和议的失败，主要是促进和议的诸多因素没有形成一股占有优势的、推动和议的中心力量，终因均势的多方意见不可调和而破裂。1919年南北和议，不仅仅是对中国旧军阀势力对比发生的变化产生了影响，也是中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催化剂之一。 关 键 词：吴鼎昌/1919年/南北和议 标题注释：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吴鼎昌与民国社会研究”(TJZL13-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林绪武，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辛刚，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1917年，段祺瑞第二次组阁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即南下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成立了以护法讨逆为目标的军政府，南北两个政府相对峙局面再次出现。段祺瑞奉行武力统一中国战略，开始征讨西南地方势力，护法战争爆发。交战一年后，1919年2月20日至5月13日，双方在上海举行八次会谈，史称“1919年南北和议”。对此，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察各政治派别在和议中的表现，①二是分析各政治派系及其代表人物在背后的角力，②三是探讨外交、法律、舆论等因素对和议的影响，③却鲜有从和议代表的视角加以研究。作为1919年南北和议的北方代表，吴鼎昌(1884-1950)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员，既不代表军阀的利益，也不代表政客的利益，而是以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为追求，主张“调和”。这也是他在各派势力角逐之下，能被各方所接受并成为北方和议代表的主要原因。和议期间，他作为北方代表团的决策者之一，曾两度回京周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基于此，本文选取吴鼎昌为研究对象，从“事件史”和“事件路径”的历史双重视角，探讨吴鼎昌如何成为北方代表并担负“主要决策者”的角色，梳理南北和议能够举行却无果而终的艰难演变，检视吴鼎昌为和议所作的多方努力及态度转变，剖析和议的失败因素和政治影响，以期进一步推进1919年南北和议的研究。 一、北方代表团的“主要决策者” 吴鼎昌从金融起家并在金融界奠定地位，是入局皖系的重要资本。因得到皖系、安福系及徐世昌的支持与认可，吴鼎昌被推选为北方代表，且一举成为北方代表团的“主要决策者”，主导了北方代表团的和议工作。 (一)问鼎金融界 1911年8月，吴鼎昌被大清银行总监叶景葵延揽任总务长，旋又转任江西大清银行总办，开始其金融生涯。④辛亥革命后，原大清银行副监督陈锦涛就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将原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作为南京临时政府中央银行，并委任吴鼎昌为中国银行的正监督。袁世凯上台后认可了这一改组，财长熊希龄委派吴兼任中行筹备处主任。吴鼎昌制定了中国银行则例，成立了中国银行总行，⑤发行了中行第一批纸币及兑换券。因中国银行要为袁世凯筹措军饷的缘故，吴鼎昌与深得袁信任的新任财长周学熙产生矛盾，恰逢唐绍仪内阁垮台，他随之辞职。然而，吴鼎昌的能力得到了交通系特别是梁士诒的青睐。⑥正是在梁的帮助下，1913年11月，吴鼎昌到天津造币总厂“接充厂长”；1914年1月奉大总统令“为造币总厂监督”；⑦1915年1月以造币总厂监督身份进入币制委员会。⑧ 1916年6月，吴鼎昌“利用与徐树铮的关系接近段祺瑞”。⑨吴与徐初次相见的时间不早于“壬子癸丑”，即1912年到1913年。尽管两人相识时间不长，且他们“性不相近”，但“乐与共交”。⑩段祺瑞击败张勋后，力主惩办复辟的财政支持者、盐业银行董事长张镇芳。段在考虑检查盐业银行账目人选时，徐树铮从旁建议“吴鼎昌是学银行的，对银行查账自必了解”，“故把张案交吴办理”。(11)吴鼎昌由此获得踏足盐业银行的机会。 遵从段祺瑞的指令，吴鼎昌接手盐业银行后，一方面处置已入狱的张镇芳，另一方面通过掌握股权、改革人事及管理制度等方式，巩固自己在盐业银行的地位，掌控盐业银行的实权。(12)1917年7月，“由股东会改选吴达诠先生为总经理”。(13)此后，吴鼎昌“以盐业银行作为政治资本的立足点，仍去搞他的政治活动”。(14)尽管北京民国政府首脑迭更，吴亦有起伏，但他始终掌控盐业银行的大权。 1917年，吴鼎昌参与发起创办金城银行，并长期担任该行董事、监察人等职。(15)而在该行50万元创办资本中，属于皖系军阀及官僚的占比达90.4%。(16) 吴鼎昌凭借着天津造币总厂监督、盐业银行总经理及金城银行董事等多重身份，奠定了自己在金融界的地位，这成为其入局皖系乃至后来入阁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资本。 (二)入局皖系担任北方代表 1917年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吴鼎昌以顾问身份参加。(17)同年冬，安福俱乐部成立，奉徐树铮、王揖唐为首领，“而二人夙隶于合肥”。(18)安福俱乐部以评议会和政务研究会为决策机构，其中设有院外评议员，吴鼎昌、徐树铮即同为院外评议员。(19)安福俱乐部包办选举、段祺瑞上台组阁后，“要曹汝霖兼任财政总长，并以吴鼎昌为次长”。(20)同时，吴鼎昌继续兼任天津造币总厂监督。徐树铮多次就财政、金融问题致电吴进行商洽，(21)使其得以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皖系的资金运作中，也令其地位更加稳固、更显重要，“在复辟事件失败后，成为皖系的红人”。(22) 1918年底，南北双方着手准备和议，有关代表选派却矛盾重重，“不但南北有争执，而且南北内部亦有不同之意见”。(23)北方总代表人选，主要是直系、皖系之间以及直系、皖系同徐世昌之间的斗争。为摆脱皖系的胁迫，徐世昌起初考虑内定李纯为北方总代表，李却为皖系所不容，皖系则力推安福国会议长王揖唐为北方总代表，却又为南方军政府坚决反对。僵持之际，徐世昌准备让梁士诒担任总代表，梁则“陈述事势，谓以桂莘为宜”，(24)于是徐世昌“突然令朱启钤衔命而南下”，就此确定北方总代表人选。但是，朱启钤为徐世昌故友而非皖系、安福系之交好，故“安福闻而大骇，必欲破坏和议，使启钤不能成功”。(25) 既然总代表人选万难更改，其他代表人选就成为安福系安插亲信的重要目标。吴鼎昌担任北方代表得到皖系、安福系的支持，徐世昌亦不反对，并没有引起太多异议。(26)1918年12月11日，北京民国政府正式对外公布委任朱启钤、吴鼎昌等十人为北方代表。(27)除了总代表之外，皖系及其依附者代表共有七人，占了绝对多数。(28) 虽然有观点认为吴鼎昌“为梁士诒关系”，(29)或认为吴是徐世昌的代表，(30)但不论属于哪一派，吴鼎昌都是北方代表的“重要主角”，(31)甚至是北方代表团“主要决策者”，(32)因为“在整个和谈过程中，几乎一切都操之于吴的手中”。(33)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别代表“因吴的关系而任南北和议北方代表的一员”，汪有龄即是吴聘任的盐业银行法律顾问；(34)另一方面是“会议中的重要布置及文电，多由吴主持起草，总代表受成而已”，(35)“吴鼎昌为其总指挥”，(36)吴鼎昌在北方代表团之地位可见一斑。 辛亥之后，吴鼎昌与梁士诒、周自齐等密切交往，梁、周是1919年南北和议最早公开倡导者；(37)1919年南北和议进程中，吴与政学会重要人物张耀曾、谷钟秀等多有接触。因此，吴鼎昌对于1919年南北和议的态度，是其“调和”主张的一次具体实践。也正是因为秉持这一主张，皖系瓦解后，吴鼎昌进入新政学系并入阁南京国民政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