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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吴鼎昌的态度转变与和议破裂 1919年2月20日，南北和议在上海举行，双方见面商谈八次，具体时间、主要议题及商谈结果详见下表1。  由表1可看出，和议分两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围绕陕西问题、军事问题展开交锋，第二阶段，主要就国会问题进行交涉。和议期间，吴鼎昌对南方的态度经历了寻求妥协未果然后渐趋强硬的转变，在徐树铮的干预与安福系的破坏之下，他断然拒绝南方所提条件，南北和议宣告破裂。 (一)和议前期寻求妥协 在南北和议前期，吴鼎昌的所言所行均以促和为目的。尽管他所代表的皖系持主战态度，但和议之前段祺瑞向徐树铮表态，“为转移国内外舆论起见，姑言平和，以觇趋向”。(109)徐树铮亦认为，“今日之局，和必为不可能”，“而不许人言和，又为情理所不宜”。(110)在皖系重要人物均不反对和议的情形下，吴鼎昌在南北和议前期的促和言行，更多地是代表了北京民国政府的态度，与所属派系关系不大。 1919年公债问题，是吴鼎昌寻求多方妥协的典型表现之一。2月13日，北京民国政府发布《财政部为拟具八年短期公债条例请先公布再行追认呈》，拟发行公债四千万元，“以为补助岁计不足之用”。(111)20日，唐绍仪致电徐世昌：“此项公债既未交国会同意，当然不能认为有效”，南方向北方提出抗议和要求，“即将此项公债取消，以免国人疑惧”。(112)24日，和议召开第三次会议，唐绍仪再次“提出反对八年七厘公债案”，(113)发行公债是“于人民负担有增加者，本会必须抗议”，(114)“在此和议期中，应请暂行停止施行”。(115)朱启钤回应：“吴代表回京调查财政状况时，尚未有此议”，需详细了解发行公债的用途，“容当向政府陈述一切”。(116)会议决定由南北各指定两位共四位代表进行审查，然后提交讨论，吴鼎昌是四位代表之一。会后，吴鼎昌急电财政总长龚心湛，“劝公债缓一月再办”，(117)强调此时发行公债，“一时难得现款，徒使彼方藉口，转为善后借款之障碍”，并草拟了拖延南方的回电，“只须复电：在和议期中暂缓举办，和议成否之局，不日即定，届时再办，即无异词”。(118)26日，和议第四次会议讨论审查结果，吴鼎昌则支持南方意见，“主张停止发行，由两方代表分电北京”。(119)同日，龚心湛回电吴，提出“不得已之苦衷”，“我兄于部中艰窘情形，久经亲历，凡此所言，谅能鉴及”，(120)但是龚在国务会议中却言“志在必行”，(121)并请吴鼎昌“转向南代表疏通”，(122)表明其拒绝合作的态度。 2月28日，第五次会议后双方中断和议。3月5日，吴鼎昌因与龚在公债发行问题上的矛盾，致电北京民国政府“单独请辞代表之职”。(123)龚亦针锋相对，“声言如有阻挠，惟有辞职”。(124)13日，唐绍仪致电北京民国政府，“质问八年公债是否决意打销，请速复”。(125)15日，财政部公债局开会商定了1919年公债发行分配办法，“主席者为徐树铮”。(126)此后南北代表又多次讨论了1919年公债问题，吴鼎昌解释，“政府收束军队、行政用款困难达于极点”，1919年公债不得不发。(127)同时，他也仍在坚持要求政府中止发行1919年公债。(128)唐绍仪通电抗议，“法律上决不发生效力，事实上尤不应发行，全国国民决不能承认”。(129)北京民国政府发行1919年公债，不仅激起南方反对，招致社会舆论及外交使团的抗议，而且“财政当局所得之补助无几”。(130)和议中，吴鼎昌一面向北方争取暂缓发行公债，一面向南方争取谅解。虽然他争取暂缓发行公债未果，但为避免和议双方矛盾激化作出了相当的努力。 国会问题，是吴鼎昌寻求多方妥协的另一重要表现。两个国会如何统一，是和议前的实际问题，更成为和议中断重启的中心议题，吴鼎昌对此颇费周折。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双方展现续开和议的迹象。吴鼎昌、章士钊等南北部分代表，因和议不能自由发表意见而主张开扃门会议，不公开会议内容以免受各方之干扰。(131)然而，各方尤其是“军政府及国会表示极端反对”，(132)这一提议遭搁浅。吴鼎昌等本希望借扃门会议，以便南北双方就国会问题“偷偷摸摸地进行着一种秘密交易”，(133)然而因南方强烈反对只好作罢。他感慨道：“既不扃门，恐无讨论之机会矣”。(134)恰在此时，“钱总理迭电驻沪北代表吴鼎昌回京，面询和会情形”。(135)4月6日，吴鼎昌启程回京，拟与政府商讨国会问题。途经南京、蚌埠时，他会见了李纯和倪嗣冲子侄，探讨国会问题的解决方案。(136)因李纯追问，他“不得已，以积极、消极两说密告”，李纯“赞成积极说，谓如府院同意，渠可与西南当局暗中接洽”。(137)积极方案是“拟将两国会宪法起草会分子约计各七十人左右，召集完成二读旧案，并修正选举组织各法”，(138)即指南北国会同时解散，双方各选派代表在南京召开制宪会议，依照1917年宪法草案制定宪法，追认徐世昌为总统，再根据宪法选举新国会。(139) 吴鼎昌到京后与各方商量，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府院均以整理二读会条文宣布，为根本解决之法，极表赞同”，“合肥亦以国会办法照第一案，代表为国家负责任极是，并举与西南接洽内容见告”。(140)4月9日，吴鼎昌连发两封电报给朱启钤，声称国会问题“决定采根本解决之法”，“法律问题，决不迁就两会”，“府院意照此决定”。(141)13日，朱启钤回电：在国会问题上，唐绍仪面临两难而“不敢放胆做去”，既无法同意北方的方案，南方又不能在广州单独开会。(142)隔日，吴鼎昌赴国务院辞行时指出：“国会问题，若少川无胆，根本办法不能解决，则须另想他法。”(143)三天后，朱启钤再次致电吴：“法律密与唐交换意见……请趁兄未行时，密为计划。此等事此间无人可以参预”，并问“安福部状况如何？”(144)17日，吴鼎昌回电：“法律案，今日为与主座、揆席详细讨论，略有办法，容当面陈”，“安福部主要分子尚无问题”。(145)就国会问题与各方协商完毕后，18日吴鼎昌动身离京，21日到达上海。(146)在南京、北京时，吴鼎昌与南方代表中的西南军阀代表亦有接洽。(147) 吴鼎昌与李纯提出的积极方案，相较于南方代表坚持恢复旧国会这一合法却“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方案，(148)更为合理也具有可操作性，得到南方的部分认可，“南北双方在国会问题上已经找到了别开生面的途径，这笔秘密交易接近成熟”。(149)但是，吴鼎昌解决国会问题存在两点不周：一是未能与徐树铮详细沟通，尽管段祺瑞让徐树铮留在北京等吴鼎昌回京，但“不意其母先一日死，忽回徐州”，(150)这使得吴鼎昌无法与徐树铮面谈，失去了争取其对国会问题支持的机会，导致徐树铮对吴鼎昌的诟病与猜疑，也为后来吴听命于徐而不得不选择放弃和议埋下伏笔；二是无法采取全部公开的方式与北方各派系尤其是安福系协商，“国会问题，对于北方宜公开不宜秘密，前已与达诠切言，盖确知各拟之意见，与事实之解决”，“但目前遽以秘密主张此事，终恐对于自身结怨太深，而对于全局酿祸愈大”。(151)积极方案要求南北国会同时解散，已触及安福系的底线，吴鼎昌深知无法与其公开协商，“方枢、刘恩格、江绍杰等探得其隐，密电北京”，“安福本部闻而大哗”，(152)安福系迅速采取反击行动，致使积极方案流产，(153)吴鼎昌为解决国会问题所作的努力付诸东流。 除了国会问题，吴鼎昌还向徐树铮、段祺瑞等提出“关于参战军改编或造(应为‘遣’——引者注)散问题竭诚让步”、“更易陈树藩事”、裁撤地方军队等主张，(154)以回应南方合理的要求，指出“沪会恐仍决裂，北代表或戕提出总辞职”，(155)借以虚张声势。吴鼎昌一方面在北方内部争取向南方合理妥协，另一方面也试图让南方有所让步，采取与南方各派分别沟通、离间南方各派关系等方式，甚至试图使用金钱收买部分重要人士，期盼和议取得成功。(156)他多次向朱启钤表达了同各方交涉、避免和议破裂的想法，“本日谒见主座、揆席，详述从前接洽情形，咸以非万不得已时，不可决裂”；(157)“上海会议为中外观瞻所系，府院面告，亦非万不得已时，不出此途”；“镜潭、云沛方面则以会议不可决裂，迁延以观其变为是”。(158)总之，为了促进和议成功，吴鼎昌认为和议双方需要在不损害各自核心利益前提下，多考虑对方的一些合理要求而有所让步，并在南北双方作了不少周旋，但是，其主张和努力并未获得南北双方的一致支持。 (二)态度强硬致谈判破裂 吴鼎昌经多方协商和争取而提出的国会问题解决方案，引起了安福系的警觉和强烈不满。安福系召集会议，决议质问徐世昌、钱能训及全体国务员，重申以不可牺牲国会与南方媾和为主的四项主张。(159)两院议长李盛铎、王揖唐“以代表安福全部之资格往谒大总统，对于恢复六年之宪法会议及旧国会重投总统选举票一律表示反对，且对于七年修改之国会组织法、两院选举法亦谓必须维持，请对于上海会议此种主张力予拒绝”。(160)面对复杂局势，吴鼎昌因病拖延赴沪时间。(161)然而，关于其“被某派留京不复回沪就职”的消息不胫而走，“各方面派赴沪上左右和议之人物纷纷秘密来京，时局将发生重大反响”的新闻见诸报端。(162)面对安福系的质问，钱能训、李纯等声称“曾面托吴鼎昌将中央保存新国会之必要理由，转述于朱总代表”，(163)“以旧国会在南京制宪……此说全属子虚”。(164)王揖唐与吴鼎昌“亦已数次交换意见”，提出：“(一)不令新国会处于违法地位；(二)不恢复原形或变形之旧国会；(三)不主张总统须经再选或追认之手续。”(165)安福系则致电朱启钤，“谓朱系国务院所派之员，无权解决国会问题”。(166)此时张作霖也已入关，安福系“破坏和议之运动非常激烈，且有撤销北代表之耗”。(167)安福系的破坏和阻挠对和议产生重要影响。媒体披露：“北代表因安福俱乐部之示威运动，将拒绝国会案，不敢开议。”(168) 在这一情势下，南北和议陷入僵局。吴鼎昌若再坚持对南方妥协，既不合形势也于己不利，不得不转变态度，趋于强硬。 首先，吴鼎昌将矛头指向唐绍仪。在南方代表中，唐绍仪的态度最为强硬。(169)吴鼎昌决计以强硬态度向其施加压力，强迫其作出一定退让，于是几次提醒朱启钤，“应付少川，态度仍以强硬为是”，(170)“以强硬手段对付少川”。(171)北方代表态度的转变使唐绍仪有所顾忌，“少川反恐有决裂之意，故措词不敢相逼”。(172) 其次，北方代表对国会问题不再让步。南方坚持恢复旧国会不让步之际，一方面，吴鼎昌与北方内部商议制定了以金钱利诱南方的“阴谋”，另一方面，商讨决定采取强硬姿态的“阳谋”。他向朱启钤提出：“万不得已时，以代表决裂，为政府留有余地”，告知“昨已陈述府院，均以为然，明日讨论后续告”，展现北方对待和议新的态度。经与徐世昌、钱能训、段祺瑞充分商议，他认为对国会问题“甚以根本解决之法(即积极方案——引者注)为然，纵有牺牲，亦属值得”，(173)“不必迁就两会致遗后患”，(174)朱启钤深表赞同。(175)北方态度趋于强硬之后，南方内部也开始协商让步问题，罗家衡在给吴景濂的信中写到：“若制宪、举总统、组阁三层能做到，大多数亦必赞同让步”，“与少(川)、展(堂)、其(衡)商量让步，最抵[低]限度制宪、选总统，同意国务员及条约”。(176) 但是，北方的态度并未换得南方的实质性回应，安福系知情后又激烈抗争，吴鼎昌不得已选择“消极方案”而放弃和议。 5月13日，唐绍仪提出八项条件，包括恢复1917年国会、设立政务会议重组政府等，(177)其实质是要求北方以取消北京民国政府和安福国会等条件换取南方承认徐世昌为临时总统。朱启钤与其沟通无果，当场表示辞去北方总代表一职，(178)“实际上宣告了南北和会的破裂”。(179) 吴鼎昌对南方采取强硬态度的重要因素在于徐树铮。4月12日，方枢向安福系“报告沪会对于国会问题”，称双方代表多数赞同“积极方案”，“提出必当通过，形势危急，速筹救济方法”。安福系内部“讨论甚久，决定一致反对，如到无力抵抗时可派员赴巴黎向欧会控诉，求列强公平裁判并运动某国先行干涉”，同时，“一面飞电徐州请徐树铮迅示决策；一面密电陆使欧会席上应与日本一致，所有争持未决案件即行表示让步”。(180)此外，徐树铮匆忙办完母亲丧礼立即返京与安福系密谋，(181)“商定倒阁”。(182)5月12日，徐树铮致电朱启钤转吴鼎昌、方枢，指责吴鼎昌的国会问题解决方案，称“目下之不统一，尚仅五省，一经公等无病而呻，儿戏从事，必致天下骚然”。(183)认为朱启钤采纳吴鼎昌意见是“当局则迷，智者容有失”，(184)强烈表达对吴鼎昌等严重不满。(185)第二天，“鉴于‘五四’运动发生，全国反段空气浓厚”，(186)唐绍仪趁机提出了北方不可能接受的议案八条。朱启钤顺势采取决绝态度，和议宣告破裂。(187)吴鼎昌立即致电徐树铮，将和议决裂的消息告之，并以“政客谣传”回应徐对其指责。(188)徐树铮则复电，“沪议已无可为”，“黄粱将熟，梦可醒矣！”“速早回京，另谋救国之方”，“以交通、北洋、安福三派实力……何患不气吞欧亚，若五省之就范，直瞬息间事耳！”(189)事已至此，北方代表集体辞职。(190)朱启钤、吴鼎昌没有立刻回京，而是携手赴杭州，(191)对和议破裂持观望态度。吴鼎昌认为和议破裂“不过维持钱内阁之一种手段耳”。(192)然而，主战派和安福系已明确表示，“以朱、吴倾向南方故反对之，并反对再开和议使徐氏一派得势”，“至若和议不能不再开，则朱、吴二氏亦不许再为代表”。(193) 吴鼎昌在金融界的地位和影响，是其进入政界的重要资本。因获得皖系、安福系的支持，凭借着与徐世昌的关系，吴鼎昌被推选为1919年南北和议的北方代表，并成为北方代表团的主要决策者。他利用舆论施压南方，为促和议多方周旋，努力争取双方妥协，都是积极推进和议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在1919年公债、国会问题等和议具体问题上，吴鼎昌竭力游说双方以期达成妥协而未果，在遭到安福系的反击和徐树铮的反对后，转而采取强硬态度试图使南方让步，直至选择放弃和议，南北和议无果而终。这期间，吴鼎昌两度返京奔走于北京民国政府各方势力之间，推动南北双方就有关问题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 1919年南北和议，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1914-1918年得到迅速发展之后举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意识“实际上主导着南北和议过程的政治方向和意识形态需求”，(194)北方的主导者是正在向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阵营靠拢的吴鼎昌，南方的主导者岑春煊及政学会已然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两股势力利用封建军阀之间的均势与矛盾，合力谋求国家统一与安定，以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吴鼎昌是具有留学背景的技术官僚，政治派别经由交通系到皖系再到新政学系的变化，和议期间正是其向资产阶级自由派转变的阶段，(195)这是吴鼎昌争取南北双方妥协的潜在原因，也是他与以“握政权”、“谋私利”(196)为追求的安福系之根本不同。安福系控制国会后，龚心湛等纷纷投其门下，(197)而他仅以院外评议员的身份与安福系接触，从不以安福系自居。在发行1919年公债问题上，安福系支持龚的发行提案而枉顾吴的合理建议，在国会问题上，吴鼎昌的举动更是划清了彼此界线。 吴鼎昌参与南北和议既是皖系全局利益的需要，也有个人政治理念的掺杂。一方面，他从一开始就已基本意识到和议难以成功，(198)却仍要努力推动和议，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表现出其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吴鼎昌力促和议却忽略了各方派系利益冲突的复杂性，是“不知不可为而为之”，体现其对时局认知不足。最终，皖系借助吴鼎昌等人实现了“需要和议但不需要成功”从而可以继续武力统一的目的。但是，皖系军队却在直皖战争中惨败，段祺瑞失去了问鼎政坛的基石，徐树铮又殒命于冯玉祥的枪口，局势终究没有按照皖系设想的那般演绎下去。不管是基于皖系全局考虑还是基于个人利益打算，吴鼎昌为和议多方奔走，其所作的周旋和努力应当给予肯定。 关于1919年南北和议破裂的原因，学界有吴鼎昌破坏之说。(199)因北方各派系的利益诉求不同，吴鼎昌曾试图利用这种差别积极争取南北的妥协以达到和议成功，但是，由于安福系特别是徐树铮的强硬态度，他不得不选择放弃和议，因而吴鼎昌“破坏1919年南北和议”之说不能成立。当然，对于和议破裂，皖系固然难辞其咎，但完全归因于皖系则有失公允。南方代表章士钊指出，“南方不废和会之名，而直不期和议之成。”(220)对此，学者的分析多未超越李剑农先生的观点：南北双方都没有真正为国家谋利益的中心主义和思想。(201)笔者认为这一认识颇具合理性。从和议筹备的艰难、和议进程的断续来看，南北和议未能成功，主要是促进和议的诸多因素没有形成一股占有优势的、推动和议的中心力量，终因均势的多方意见不可调和而破裂。但是，吴鼎昌推进1919年南北和议有其功劳。 1919年南北和议，不仅仅对中国旧军阀势力对比发生的变化产生了影响，也让军阀们认清了处于新陈代谢剧烈变动的中国社会，难以实现和平统一。“和”既不成则“战”，“北方发生直皖之战，南方则有粤军回粤之战，如此南与南战，北与北战”。(202)但是，社会舆论对和议的关注，唤起了民众对和平的期待，当他们发现双方对和议没有真正诚意时，期待变成了失望，伴随着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一并汇入到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之中。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民众力量的伟大，带领他们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因此，1919年南北和议，是中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催化剂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