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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藏社会在佛法的长期影响之下日趋保守，长期的“宗教的统治导致了极端的保守主义和不喜欢任何变革”。以宗教阶层为核心的保守势力对于任何可能改变现有政教格局、损害宗教集团利益的企图均保持着极大的敏感性。长久以来西藏社会所创造出的有限财富很大一部分都用于以格鲁派寺院为主的各种宗教仪式活动上。20世纪20年代，英国殖民官员查尔斯·贝尔曾说：“西藏之钱，大半耗于宗教机关；常备军饷，不易筹措，纵有大部分产业可以敛税，而为僧侣贵族所盘据。”他还认为，西藏“既以地授寺院而免其税，又直接以金钱大麦乳油茶等津贴之，故消费特别浩大”，税收“几有一半耗于僧侣，又有四分之一耗于贵族”，西藏税收的所余维持行政之费“遂无多矣”。依托政教合一制，宗教阶层在西藏社会所享有的特权地位已经使其成为实力最为雄厚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格局加上其思维的保守性严重制约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长期以来，掌握西藏政教权力的僧俗上层故步自封，对于外部世界大势了解甚少，沉溺于现有的政教权力分配格局和优越的社会地位，而对如何改进西藏社会，促使其顺应近代世界的潮流或者漠不关心，或者思虑甚少。两次流亡西藏之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近代世界的发展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成为近代西藏社会精英阶层中在视野、思想、阅历等各方面均具有较大超前意识的政教领袖，他依靠清末民初在西藏所树立起来的绝对权威，推行了较为全面的社会变革。但是，由于他针对寺院和贵族增收赋税，同时将政府收入的相当部分用于养练藏军，减少了对于寺院集团的供养，削弱了宗教事业发展的基础，因此其改革一开始便受到了寺院集团的抵制和反对，成为“达赖喇嘛一生中长期面临的一个困难”。在查尔斯·贝尔看来，约束僧侣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最棘手的事”，他“对他们的政治活动进行限制，只允许在某些众所公认的范围内”，为限制僧侣在民众大会中的权力，他很少召开民众大会，缩小了僧侣界的“世俗权力”，“并在同样的程度上，增加了世俗官员的权威”。为制服僧侣阶层，十三世达赖喇嘛利用世俗的新兴军事力量压制传统的宗教势力。1921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依靠3000名藏军的力量，迫使西藏最大的扎仓——哲蚌寺洛色林扎仓在抵制扩编藏军问题上屈服于自己。这样的结果是，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期间，“任何时候都需要认真对待的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的影响，也没有过去大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所推行的社会变革是西藏社会内部主动适应近代化的积极尝试，其目的在于巩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但是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和冲淡了西藏社会浓厚的宗教氛围，推动了世俗化和近代化的发展。 固守政教传统的保守势力成为抵制任何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拉萨三大寺以及分布于西藏四面八方的数以千计的较小的格鲁派寺庙都认为，“他们代表着佛教的根本利益”，“寺院集团在噶厦政府中竭力阻挠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既有害于寺院生活的经济基础，也不利于佛教的‘价值’垄断”。十三世达赖喇嘛改革中所逐渐形成的军事集团便是这种可能损害西藏佛教“价值”延续和发展的一股新兴力量。藏军与寺院集团、大贵族领主中的寺院支持者和噶厦政府中的僧官发生了直接冲突，他们主要担心“经济上受损失，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被败坏”。以寺院为核心的保守势力认为，噶厦为扩充军事力量而向寺院和世俗贵族增加税收的行为减少了寺院的收入，削弱了宗教事业发展的基础，而军官们崇尚西方尤其是英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行为则会逐渐削弱和损害政教合一制度的立足之基，从而潜在地颠覆未来西藏的社会统治秩序。而军官们丝毫不掩饰“自己镀过金”，他们效仿西方，西装革履，习惯喝甜茶、握手，这些举止显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刘曼卿到西藏时，曾任西藏军队司令的擦绒告诉她：“藏人思想多顽固，偶见异于旧者，则奔相骇告，认为逆天叛圣，吾惟有不与之计较耳。”因此，上述世俗军事集团的行为显然引起了西藏僧俗统治阶层中持保守立场者的深切担忧。他们理所当然地担心：“军队迟早要缩小他们自己的权力。”他们担心的是近代化会在意识形态上威胁西藏佛教的主导地位，而且也会威胁西藏“神权政治”政体的独特地位。1924年，新兴的军事集团在英国人的策划下企图在西藏推行以“政教分离”为核心内容的政变，这一政变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僧俗集团的刺激是十分明显的，此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便逐渐停止了近代化的改革步伐。 193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告全藏官民书”中称，其孜孜不懈，竭尽能力，“谋教政之巩固与发展民众之福利”，对于西藏政教制度之未来极为忧虑，担心外蒙古发生的对宗教不利的情形会发生在西藏：“外蒙所发生者，难保不在西藏发生，则吾藏隆盛之教业、寺院与民众，均必破坏无遗，即贵族世家亦将作为奴隶，吾数千年以来西藏之正统，将成为历史上之名词。思念及此，真令人无限危惧。”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这种担忧，似乎已经预见到未来政教合一制度将要面临的深刻挑战。其圆寂之后，西藏僧俗统治阶层更加关心如何保持他在世时的政教制度状态不变，对任何可能改变政教现状的尝试均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龙夏的未遂改革及西藏地方政府对龙夏残酷处置之结局，震惊了世俗贵族中任何企图对西藏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的人士。此后的西藏社会重新回到了发展停滞、内争不断的社会状态。 对西藏僧俗统治阶层而言，传承宗教、弘扬佛法是他们社会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并不关心如何更好地发展西藏社会。1942年，擦绒·达桑占堆与拉鲁·次旺多吉商妥要在热玛岗渡口修建通往拉萨的桥，遭到了噶伦喇嘛丹巴降央和彭雪噶伦的反对。丹巴降央在一次噶伦会议上说：“西藏自古以来，习惯于走小路、划牛皮船，没有必要修大路，更无须架什么新桥。若是修路架桥多了，就易受外国的侵略和渗透。”严饬今后再不许干诸如修路架桥等标新立异之事。西藏重要的执政者观念尚且如此，可以想象，在西藏进行社会改革将会面临何种困难局面。此外，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赴外留学回藏的贵族子弟所学专业，或者囿于宗教信仰的禁忌，或者由于在西藏社会难以找到发挥其专业的机会，无法在西藏近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以在英国学习勘矿的门冲·青饶贡桑为例，其返回西藏后曾被派至拉萨北部寻觅金矿，在其探出产金丰富的区域后，受到当地寺院喇嘛代表的严厉警告，“谓不可继续开发这矿产，否则惹怒地神，将降祸于西藏，或使五谷不收，获致瘟疫流行，使藏人受莫大患害”，致使门冲“异常的心灰意冷”。1940年吴忠信入藏时也发现，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派去英国和印度留学的学生，仅有琼登登达还在西藏政府内部任职，其余十余人，“僧俗各半，现多退职或投闲，硕果仅存者惟彼一人而已”。西藏社会内部自发的具有近代化意义的改革和发展举措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和抵制而无法开展下去。 宗教集团具有主导地位的政教合一制度使西藏社会陷于停滞，对西藏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保守的宗教和世俗精英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鸵鸟心态使西藏一直故步自封，已经无法在这个经历过巨变的世界里游刃有余”。改革的观念在龙夏事件之后，成为社会精英们避免言之的内容。正如时人所言：“西藏政府，故步自封，讳言改革，思潮开明之士，除有所附丽者外，非被残害，即废置不用。”西藏社会已经逐渐形成一种讳言改革的氛围，使得西藏进一步成为独居一隅的封闭空间，“在西藏为了适应迅速变化的二十世纪而进行的各种尝试中，宗教特权和声望以及大寺院的利益扮演了一个主要的障碍角色，束缚了西藏政府的手脚，阻碍了改革。因为寺院集团永远把现代化等同于世俗主义，把它看成是西藏独特性、伟大性的终结。” 总体上看，无论是清末以政教分离为核心的西藏新政，还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都为宗教氛围浓厚的西藏社会带去了丝丝新鲜空气和近代化因素。尤其是后者的改革在西藏社会掀起了较为明显的震动，却没有在深层次上触及政教合一制度。整个西藏社会依旧笼罩在佛法之下，“在寺院上层统领政教的情况下，浓重的宗教气氛笼盖一切，使得西藏社会一切都以宗教为旨归，而世俗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发展遭到了严重压抑和扭曲。同时，随着格鲁派寺院集团经济力量的增强和政治地位的稳固，日益走向保守和封闭，以保证其既得政治、经济利益不受损失。”在近代这场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的博弈中，最终占据优势地位乃至主导西藏社会发展方向的仍然是保守势力集团，“宗教成为严重障碍西藏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发展的保守势力，尤其是寺院集团为了维护佛教信仰这个根本价值和利益，极力阻挠西藏的现代化，使传统西藏自然长期停滞不前，最终成为‘喇嘛王国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