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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西藏宗教是一种普遍而持久的文化现象，其在近代化的浪潮之下，仍然坚守造成西藏社会凝滞不前的传统保持不变，对于新生事物施以沉重的抵制和打击，严重阻碍了西藏社会应该取得的进步。视野较为开阔、具有强大权势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试图在维持政教合一制度基本结构的前提下对西藏社会进行改革，但是这种改革也因为差点葬送政教合一制度而逐渐终结。这也表明，作为“体制内”的达赖喇嘛不会自我终结长久存在的政教制度，这是其改革难以取得更进一步进展的结构性矛盾。193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告全藏官民书”中所提出的忧虑，或许既是为自己之前没有很好地为政教制度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感到惋惜，也是对于该制度的未来表示担忧。在其之后的西藏由于缺乏同样强势的政治人物，有关西藏政教制度的变革便成为一种奢想。主张维持现状的西藏僧俗统治集团埋头于内部的争权夺利和相互倾轧，“上层统治集团之间的这种政教相参、纷争不止的局面，严重破坏了西藏社会的整合与统一”。这不仅动摇了西藏社会制度存在的上层基础，而且更加彰显缺乏中央政府影响的佛法社会已经难以自我更新和稳定发展。 尽管从西藏之外的人士看来，西藏已经到了必须要进行改革的阶段，但是西藏社会独特的发展状态，决定着期待西藏社会内部的制度更新几乎不可能自动实现。佛教在西藏的千年传播及其对西藏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深刻影响，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政治、经济制度结构使西藏地区形成一种“典型的宗教性社会”，“西藏社会政治在长期与世隔绝、安静宁谧的封闭中恒定不变，不变中渐趋保守僵化。社会政治的保守和僵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封闭性，更加与世隔绝。这样，在险恶的自然条件与落后的社会制度的因果互动中，封闭与保守恶性循环，互为促动，使西藏僧俗各界养成一种故步自封、保守锁闭的心态，而身处社会底层的广大农奴阶层，则在自然环境与社会制度的双重压迫下无助地寄希望于来世。”罗布先生在著作末尾的这段评价表明其对西藏社会的凝滞与保守有着深刻的洞察。这种社会局面的改变很难依靠西藏社会内部的缓慢觉醒实现。因此，中央政府的外力介入是西藏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鉴于西藏社会的特殊性，中央政府仍然希望西藏社会内部通过协商、和平的方式逐渐改变西藏的社会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地方僧俗势力集团逐渐显露出根本不要改革的意图，为此不惜发动拉萨叛乱，企图为旧制度的延续做最后的挣扎，而结果却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西藏社会蕴藏的变革力量被引导而爆发出来，成为西藏社会发生巨大转变的强劲内在动力。西藏开启了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崭新时代，彻底打破了数百年来宗教对于西藏政治、文化等方面垄断和深度参与的局面。从近代西藏政教制度演变的视角看，民主改革的发生对于西藏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