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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因素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悄无声息地在西藏社会产生影响。西藏社会已经很难继续保持之前的思想意识同质性极高的状态。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遣贵族子弟留学英伦、设立江孜英语学校，达扎摄政设立拉萨英语学校以及贵族子弟留学印度“蔚然成风”等，已经使得宗教意识相对淡薄的部分世俗贵族产生了比较开明的意识，政教合一制度的贵族基础正在发生着微妙变化。对印度情形比较了解的青年贵族多认定西藏地主应纳较多土地税于政府，他们认为若干贵族占据土地太多，而所报酬于政府者太少，“但西藏政府则未注意及此”。这些年轻贵族的意见在西藏“日渐滋长”。1937年，负责谈判班禅大师返藏问题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曾在英国人主持的江孜英语学校就读的多仁台吉指出：“西藏为一佛教完整区域，关于宗教，固应保持旧有精神，惟政治则应随时代潮流，力求改进，不可故步自封。”他还批评“噶厦目前主政者思想失之太旧”，“并深以西藏一切落伍为忧”。类似龙夏、多仁台吉等这种明确表明自身态度的贵族仍然是极少数，而且龙夏事件、琼让事件等使得西藏最有可能具有开明思想的世俗贵族变得唯唯诺诺，明哲保身，不敢明确表达改革西藏政教制度的愿望。然而，要求变革社会制度的诉求已经在世俗贵族中萌芽并扎下根来。 在价值观念上，近代西方生活理念通过各种途径渗入西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藏社会。20世纪40年代时，拉萨世家贵族的生活已经包含着许多“欧化”的因素，陪同吴忠信前往西藏的朱少逸记载：“拉萨世家官吏，生活之优裕，有时非内地人想象所及，日常家居，必着绸缎衣服，食亦考究异常，偶或宴客，则海参鱼鳍，应有尽有，其较欧化者，每日必饮牛乳茶或咖啡，家中雇有专制西菜之厨役，饮酒必白兰地或威克司。”世家贵族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细微变化。他还认为：“自印藏交通打开后，形势逐渐改变，政府官员或世家贵族，多利用其优越之地位，经营商业，目前拉萨社会，已渐具商业资本之雏形，在表面上，宗教似尚未失其控制政治之权威，但实质已逐渐改变，十年数十年后，新兴经济阶级之必占重要地位，殆属必然之势。”在朱少逸看来，宗教阶层控制政治主导地位的局面必然发生改变，也即是说，数百年来，教为先、政为教服务的基本格局很难再持续下去。 民国时期赴藏的其他官员也在自己的报告中对西藏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描写，其中可以看出西藏社会已经到了必须要实行改革的地步。黄慕松在入藏途中发现：“西藏人民以自达赖对中央携贰以来，政治黑暗，战争频仍，苛捐负担太重，双管齐下，困顿流连，民不堪命，年来人口减少，生计维艰”，“沿途见闻所及，大抵人民希望中央对藏关系早日恢复，以期战争停息，政治改良，压迫苛政可以免除”，无论在政府、在地方之官，种种剥削，实难罄书。“惟其知识不开，畏藏官如虎之心尚未减除，一旦生计再感恐慌，则西藏革命势必暴发。瞻念藏事，不禁生无限之隐忧也。”黄慕松似乎已经预见到西藏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沉重压迫，使其难以在未来长期保留下去，并意识到存在社会动荡的隐忧。吴忠信也认为西藏“民生困苦”：“西藏当局压迫剥削更无所不用其极，使藏民生活堕入人间地狱，其苦乃不可言，西藏当局视人民直如奴隶牛马，随意役使，随意蹂躏，不稍怜惜。政府征用人民及其牛马，照例不付代价，即伙食马干亦须由人民自备，而差徭纷繁几无宁日，人民受扰之剧可以想见。政府复可一纸命令无代价地征收人民之财产，或将此种财产赏给寺庙或者贵族中之有功者，总之，在西藏境内，人民已失去其生存与自由之保障，其生活之痛苦实非言语所可形容也。”而且，“近年来藏人不乏来往英印之间者，西方文明逐渐侵入，使无知藏人，外慕新异，内厌故常，对于宗教生活渐感厌弃”。政教合一制度下的西藏，一方面存在着民众社会困苦、负担沉重而可能引发动荡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近代西方文明深入西藏，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西藏社会制度存在的基础。但是，由于“佛教是唯一的意识形态，既深入到各级政权结构中，也弥漫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而且这种意识形态统治下的社会从外面看来尽管非常的不公正甚至残酷，但直到崩溃的那一刻它都在有效地发挥着强大的整合作用，受到来自内部的挑战远远小于外部”。这种改变在没有外部力量刺激的情况下对于佛法笼罩下的西藏社会很难自发产生作用。 曾在西藏工作的国民政府官员也认识到，来自中央政府的介入是西藏发生制度变革的关键力量。1947年，柳陞祺曾指出：“与中央政权紧密合作，将引他们走上经济与社会的改革之途，而牵动他们的一切教政制度。”这段评述概括了历史上中央政府在西藏政教制度调整、改变中的关键作用，同时也似乎洞察到未来西藏社会的改革同样需要依靠来自中央政府的外力介入。对于西藏社会的“凝滞”和“保守”，曾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的沈宗濂和柳陞祺在著作中进一步总结说，在操纵拉萨政权的百家贵族上层和同等规模的僧侣集团看来，“广大西藏人民不过是‘砍柴挑水的苦力’。这些特权人物生活在一种封闭状态，隔绝于世界潮流之外，忽视西藏社会蕴藏着的巨大力量，仍流连在一个僧侣、封建的独裁统治的残阳夕照之下，他们恰恰是因为西藏百姓的无知和对政治的冷漠才得以存在的。但历史必将加速前进，这个特权阶级必然在快速变革的世界中土崩瓦解。然而，一切社会革命必须是自下而上的，而不能全由上面推动”。他们对于西藏社会形成自上而下的推动变革并不抱有希望。 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按照“十七条协议”的规定，西藏仍保留着原有的社会制度。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西藏现有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极其落后的农奴制度，农奴主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残害的惨酷程度是世界上少有的”，因而主张在西藏推行改革。在1951年至1959年的八年间，西藏上至达赖喇嘛，下至普通民众，随着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入藏以及西藏僧俗代表人物前往内地参加各种政治和考察活动，对于改革社会制度的态度已经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变化。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内地的游历参观使其萌发了要在西藏推行改革的思想，认识到“西藏必须现代化”，“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西藏是否应当进行现代化和改革已不成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达赖喇嘛如何在精英中凝聚共识，实现这个目标”。嘉乐顿珠在回忆录中也谈道：“我强烈地感到西藏的生存要依赖改革和近代化，需要一场彻底的政治变革，形成一个新的、更加民主的政府”，他希望看到“贵族世袭统治的废除以及庄园制度的解体”。显而易见，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长达八年的磨合和博弈促进了西藏社会内部改革意识的觉醒。“西藏人民久已坚决要求改革自己的社会制度，许多上中层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但是，这种觉醒者的群体规模比起数百年的政教传统所形成的社会保守势力而言仍然是弱小的。以后的历史证明，依靠西藏政教上层主动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不现实的，而类似内地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改革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的发展态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