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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古社会组织 除了佛教史以外，造像记在社会史的建构上亦功不可没。由于传世文献的缺失，以往我们仅能从正史及僧传的只言片语中，得知当时的社会存在义邑这种社会组织，至于其组织结构和运作情况，则一概无法窥其堂奥。5—6世纪的造像记中，有很多关于义邑、义仪或者法仪的记载，这是群众自发组成的信仰团体，对于这些群体和组织的分析，可以使我们的社会史研究落实到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这一层次之上。 义邑以佛教信仰为号召，通常由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物担任领衔者，其具体的组织构成，通常是僧俗兼有。俗众担任邑主、像主、斋主、香火主、维那等职事，主要负责义邑发起、出资和运营。僧人则在义邑中称邑师，或者径称比丘、比丘尼，他们除了在义邑中讲经说法，也为俗众在造像、建塔、立寺、建斋时提供指导，可以说是义邑中的精神领袖。义邑虽然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之上，但其中也有层级之分，邑主和具有各种头衔的功德主，以及由僧尼担任的邑师，属于其中的上层，而邑子等普通信众，仅以“会员”的方式出资，对于义邑中的重大事项，并无决策的权力。以上种种，不仅是基于各自头衔的差异，也在造像碑上的题名位置上显现出来。邑师、邑主等僧俗领袖，题名一般居首，而且处于显赫的位置，普通的邑子，题名则相对靠后。这就是说，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和等级差异，在义邑组织中也产生了映射。 与造像记本身不受重视相类，造像题名更容易为人忽略。自明清以来，很多著录造像记的金石著作仅仅是抄录题记本身，对于其后的题名，则视之为无用的材料，予以舍弃。事实上，题记与题名的重要程度不相上下，某些时候，后者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前者。题记更像是对造像这件事的记录，题名则是了解团体的组织结构的重要切入点。根据造像题名，我们能够清晰地掌握该团体的构成情况。有些义邑组织，题名姓氏趋同，显然是以某一家族或者宗族成员为主，表现出明显的血缘特征。根据题名传递的信息，我们可以对于该义邑所在地域各个家族的权力消长进行构拟。有的义邑则是由一县的文武官吏构成，根据题名，我们可以再现县府的职官构成情况。有的义邑，涉及府兵制度下的各级将领，有的则由边防军组成，通过刻于石碑上的各种职衔，可以对于府兵的运作和边防军的建制加以推演。 义邑中除了僧俗之别以外，也有官民之别，男女之别，甚至还有民族差别。在义邑这个外壳之下，不同阶级、阶层、性别、民族的信众们统合在一起，从而也成为窥见当时民族融合和社会整合情况的重要窗口。 总之，在传世文献所载有限的情况下，造像记为我们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一条别径，而这些内容，则是构建中古史大厦所必不可少的基石。 （作者系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