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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歷史學家佩裡格林·霍登和尼古拉斯·珀塞爾在2000年出版的《墮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一書中區分了兩種類型的地中海史研究，分別為“在地中海的歷史”與“屬於地中海的歷史”。對於兩者的區別，書中有兩處較為明確的說明，“前者不需要涵蓋一個廣闊的區域、漫長的時段或宏大的主題，並且僅僅偶然地或間接地同其地理舞台相關﹔相比之下，書寫屬於地中海的歷史的前提是理解其整個環境，而作為考察對象的環境乃是種種人文與物質要素復雜互動的產物，並不僅僅是地理背景或一系列永不變更的限制條件”﹔“我們已數次區分了在地中海的歷史與屬於地中海的歷史，就前者而言，它在地中海純屬偶然，也並非在全地中海范圍內展開，視之為基督教或伊斯蘭教宏觀歷史中的一部分也許更為合適，而要理解后者，確立一種明確的地方感、進行地中海范圍的比較研究都是至關重要的”。 根據霍登和珀塞爾的論述，大致可以這樣來區分“在地中海的歷史”與“屬於地中海的歷史”。前者與具體的歷史舞台、與廣闊的地中海區域其實沒有什麼關聯，僅僅是發生在地中海區域的某個地方而已﹔后者注重人與自然的互動所塑造的環境及其歷史演變，並且從整體上來理解地中海的歷史發展，可謂地中海本身的歷史。《墮落之海》所研究的正是這種“屬於地中海的歷史”。作者並沒有專辟章節講述地中海的政治、社會、經濟或宗教史，而是把傳統的“在地中海的歷史”納入微觀生態的研究體系之中。在此基礎上，它關注“連通性”這一海洋的本質屬性，從地中海區域互通有無的角度論述各微觀生態之間的相互聯系，進而說明地中海的整體性。 進入21世紀以來，海洋史作為一種新方法，促使人們反思民族國家范式、大陸范式和文明范式，因此成為國際學術界的研究熱點，地中海史研究尤其如此。霍登和珀塞爾於2006年發表《地中海與“新海洋學”》一文，重申了之前的觀點——“‘屬於地中海的歷史’和‘在地中海的歷史’仍是一個有用的二分法”。霍登和珀塞爾對於兩種地中海史研究的區分給許多西方學者帶來一種方法論的自覺，由供職於美國大學的西班牙史學者米歇爾·M.漢密爾頓和努裡亞·西列拉斯—費爾南德斯主編、2015年出版的論文集更是旗幟鮮明地以此作為標題——《在地中海與屬於地中海：中世紀和近代早期伊比利亞研究》。編者在導言中指出，本書試圖為伊比利亞研究提供一個寬廣的地中海框架。從大約公元前11世紀腓尼基商人在伊比利亞半島南部建立商業據點開始，半島始終是地中海世界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很明顯，所有伊比利亞文化和歷史都可定義為“在地中海”，然而，“本書的目的在於思考對於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伊比利亞及其居民來說，作為地中海的一部分意味著什麼”，即把西班牙文化視為“屬於地中海”而不是“在地中海”。 可以從以下方面解讀編者的這種學術追求。首先，把伊比利亞半島視為地中海的一部分，可以看到半島與非洲、中東等地區的聯系，研究貿易、教育中心與網絡，朝聖路線，思想和文化習俗的流動是如何把伊比利亞與地中海世界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深入挖掘地中海史中與伊比利亞有關的方方面面。其次，在上述前提下聚焦伊比利亞半島，關注從古至今生活在半島或者途經半島的人們是如何生產其豐富的語言、文化和歷史的。具體而言，這種伊比利亞研究關注生活在半島的區域性的、語言的、種族—宗教的群體的歷史和文化，包括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以及生活在伊比利亞諸王國的說寫阿拉伯語、希伯來語、加泰羅尼亞語、葡萄牙語、拉丁語等語言的人們，這樣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例外論的思維模式，把伊比利亞研究變成一個地中海課題。再次，所有學術研究都使用概念范疇。對於研究同一個現象，可以使用許多不同的范疇和視角。伊比利亞是歐洲的一部分，但也是地中海的一部分，“把伊比利亞研究放到地中海的台燈或陽光之下，將會進一步照亮我們學科的智識景觀”。 編入該書的第一篇論文由美國地中海史研究的積極倡導者布萊恩·A.凱特羅斯撰寫。該文從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猶太人的關系這一角度具體探討中世紀“西班牙”與地中海的關系。在中世紀，拉丁基督教徒、拜佔庭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猶太人生活在同樣的空間，常常是同一個統治者的臣民。他們在經濟、社會、政治上相互依賴，再加上共同的宗教—文化定位（亞伯拉罕宗教），形成一種催化劑，推動政治和社會調適、文化適應，從而構成競爭和沖突的基本框架，中世紀地中海世界的許多地方因而有著類似的發展。伊比利亞半島也不例外。公元前后，猶太商人和旅行家沿著腓尼基人貿易殖民的路線，流散到伊比利亞半島。從711年起，穆斯林征服信仰基督教的西哥特王國，從而形成三大宗教群體共棲伊比利亞的局面，文化的多樣性和地方性成為半島中世紀歷史發展的常態。但是，傳統史學卻認為這裡存在著以基督教為特征的“西班牙”主流文化，是現代西班牙民族國家的源頭。這是典型的從現實反推歷史的研究方式，與客觀的歷史進程相矛盾。總之，從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猶太人三者的關系來看，中世紀的伊比利亞絕非一個孤立的例外，可以被納入地中海的歷史框架之中。 霍登和珀塞爾對於地中海史研究進行區分，倡導研究“屬於地中海的歷史”，其典型特征是從地中海的具體場景出發，研究人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及微觀生態的形成，進而關注因“連通性”而形成的地中海歷史的整體性。《在地中海與屬於地中海》充分肯定了霍登和珀塞爾的這種區分，注重從地中海的視角來審視伊比利亞歷史發展，所看到的是多元文化共存這一屬於地中海、在伊比利亞半島有更明確體現的共同現象，對傳統的“再征服運動”思路下的西班牙歷史研究形成巨大沖擊。可以說，《在地中海與屬於地中海》豐富了“屬於地中海的歷史”的內涵。 這種研究思路對於海洋史、全球史研究具有重要借鑒價值。全球史研究關注跨越邊界的歷史進程，海洋史因其通達性而成為全球史研究的天然素材。關注流動、交換等跨界進程並不意味著必然是宏觀和大規模的研究，可以從具體的微觀現象入手，思考整體性和普遍性的形成。依據這種對於關聯和社會結構的判斷，重新認識某些限定空間的歷史發展，一種新的歷史景觀也許就會呈現出來，近年來興起的地中海視野中的意大利文藝復興研究就是典型例証。從“屬於”而非“在”的角度思考民族國家、區域、洲際、全球的內在歷史發展，既可以豐富歷史研究的內涵，又在某種程度上克服了“碎片化”研究的缺陷。（作者：夏繼果，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