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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售书清册所见清代殿本书价 书籍价格是海内外书籍史研究的热点，因书价不纯粹是简单的价格问题，它与商业发展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书价越便宜，商业程度越深”(31)。目前历代书价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取得的成绩亦令人瞩目，而明清时期由于书价资料较多，已然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专门论述清代书价的文章为数不少，如袁逸的《清代书籍价格考》(32)、乔衍的《乾嘉时代的旧书价格及其买卖——读〈荛圃藏书题识〉札记》(33)等。国外学者中，以周启荣(Kai-wing Chow)的研究较有代表性，2004年出版的《近代早期中国的出版、文化与权力》(34)一书探讨了书籍的生产成本和书价，2010年发表的《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35)一文，从书价、印刷成本、藏书目录和存世刊本四个方面分析了明清印本的书价，对明清刻本书价的研究推进很大。但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言，相关论著主要依赖存世刊本和传统藏书目录所载书价信息进行分析，然而这些材料往往较为零散，未必能真实反映书籍的售卖价格。周启荣指出，收藏家提及购得善本的记录“往往并不一定反映该书当时作为读本的市场价格，经常是作为一种在收购或转让时的收藏品价格……大大夸大了书籍的市场价格”(36)。 实际上，随着近年来大量档案文献的公布，可以收集更多样本研究明清书价的诸多细节。而作为清代官刻书籍的代表，殿本书价的研究颇具意义。乾隆九年清廷设立的武英殿通行书籍售卖处，通例每年编制售书清册，且“将通行书处现存书籍另造清册，钤用印信，以备存案”(37)。清册详细记录了售卖书籍的名称、价格等信息，对于研究殿本流通情况及书价可谓弥足珍贵。笔者爬梳文献，找到了多份殿本售书清册，具体包括以下3种。 其一，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中有一本殿本售卖清册(38)(下文简称《内阁清册》)，载录了76种殿本及相应书价。该清册成书时间不详，有必要加以考辨。《内阁清册》所载皆为乾隆初年以前刊刻告竣的殿本，其中有一部汉字竹纸书《佩文韵府》20函95本，书价为11.629两(39)。乾隆三十九年，福隆安奏折中透露了《佩文韵府》的书价情况： 《佩文韵府》向来用台连纸刷印发售，每部价银十一两六钱二分九厘。今次所售，因系库存原板初刊，又系竹纸刷印，是以按照纸色工费，每部银十二两四钱六分，较台连纸书每部增价银八钱三分一厘(40)。 如奏折所说，竹纸本《佩文韵府》书价原与台连纸一致，每部价银11.629两，后因乾隆帝质问《佩文韵府》“何以定价如此之少”，酌议将《佩文韵府》量为增价，乾隆三十九年以每部12.46两的价格售卖。因此，就《佩文韵府》售价而言，乾隆三十九年所定竹纸本书价与《内阁清册》所载一致。另外，《内阁清册》中刻竣时间最晚者为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由此可以判断，《内阁清册》成书时间介于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九年之间，是反映乾隆前期殿本书价的重要文献。 其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清抄本《武英殿颁发通行书籍目录》(下文简称《通行书籍目录》)，列有154部殿本(41)，著录内容包括书名、套数、册数及售卖价格。对其成书时间，国图著录时并未明确断定年代。据笔者考察，《通行书籍目录》版心有“味经书屋鉴藏书籍”“燕庭校钞”“东武刘氏燕庭氏校钞”字样，卷首及卷末有“燕庭藏书”“刘喜海印”等钤印，可知其为刘喜海所抄藏。刘喜海(1793—1850)，字燕庭，道光、咸丰年间的金石学家和藏书家。室名味经书屋，藏书楼有“味经书屋”等处，藏书极富一时。他曾大量抄录罕见古籍、藏书目录，其中就包括这册《通行书籍目录》。据《刘喜海年谱》，《通行书籍目录》为道光七年(1827年)味经书屋抄本(42)，那么其反映的是何时的殿本售卖情况呢?这就需要结合目录所载殿本成书时间和书价变化综合推断。据查考，《通行书籍目录》所著录的皆为康、雍、乾三朝的殿本，刻竣时间最晚的是《皇朝礼器图》，其首次刻竣时间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续修本刻竣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对比《内阁清册》与《通行书籍目录》所载同种殿本的售卖价格，二者大部分殿本的书价一致，但《通行书籍目录》著录的15种殿本书价高于《内阁清册》所载书价，说明《通行书籍目录》的形成时间要晚于《内阁清册》，反映的是乾隆后期的殿本售卖情况。 其三，前文提及的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清同治光绪间武英殿卖书底簿》，列有同治四年至光绪五年间896部殿本的售卖价格。另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同治四年武英殿修书处存售书籍清册》，著录有59部殿本的售卖价格。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同治十年旧存开除现存书籍数目清册》，著录有51部殿本的售卖价格。以上三种售书清册可互为补充。 清代殿本书价是目前研究的薄弱环节，但又是清代官刻本书价研究的关键性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乾隆前期的《内阁清册》、乾隆后期的《通行书籍目录》以及同光时期的《卖书底簿》，恰好反映了清代不同时期殿本书价的变化情况，对于考察清代殿本书价的流变具有重要价值。笔者拟在利用上述售书清册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重点探讨通行殿本的定价方式、同种殿本书价差异以及乾隆时期殿本书价等相关问题。 1.殿本的定价方式 要了解殿本书价变化情况，首先须考察殿本的定价方式。一般而言，通行殿本按照“部数多寡，计其所需纸张、棕墨、工价，外加耗余，合计作为定价发售”(43)。因此，殿本定价主要考虑的因素有：每种殿本的体量大小、所费纸墨价钱、写刻工价以及耗余情况。举例而言，一套台连纸《佩文韵府》，每部纸墨工价银为9.548两，写刻工费及其他耗银2.081两，书价定为11.629两；一套《巡幸盛京诗》，纸墨工价银0.112两，耗余银0.035两，书价定为0.147两；一套《三元甲子》，纸墨工价银为0.522两，刻工银0.05两，书价定为0.572两(44)。即殿本定价总体上是按照制作殿本过程中纸墨、写刻工价的成本进行核算的。由此可见，殿本售卖与以市场为导向的民间刻本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为了促进典籍的广泛流通，使受益人群最大化，故所定书价只需收回成本，并非以盈利为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殿本书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可一概而论。同一时期内的同一种殿本，其书价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纸墨、写刻刷印工价等制作成本。而不同时期内的同一种殿本，书价的影响因素则更为复杂。除了制作成本外，殿本的存量、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同样会引发殿本书价的变化。殿本作为皇家刻本，其装潢水准、纸墨质量、写刻水准均非一般坊刻、私刻可比，在书籍市场中自然供不应求。大量殿本主要用于陈设、赏赐、颁发，可供售卖的殿本数量本身就有限，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行书籍售卖处余存殿本数量日趋减少。而备受书籍市场青睐的殿本售出后，经过书商哄抬、藏家流转，其书价要高于初次售卖价格。因此，不同时期内同一种殿本的售卖价格常常上涨，个别畅销殿本甚至是涨幅较大。 2.同种殿本书价的差异 由于制约殿本定价的因素较多，即便是同一种殿本，书价亦有所差异。下文主要根据售书清册，对同一时期同种殿本以及不同时期同种殿本的书价差异进行考察，探索其中的规律性特征。 (1)同一时期同种殿本的书价差异 同一时期内的同种殿本，受制作成本的影响，如系不同纸张、不同文字、不同装潢，其书价有所差别，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第一，不同纸张的同种殿本书价。同一种殿本书价受纸张因素影响较大，纸张类型不同，定价不同。乾隆三十九年，清廷发售殿本54种，其中“内有榜纸、连四、竹纸之分”，其售卖价格“俱按其纸张等差，照例分别三等，量加耗余作价”(45)。将榜纸、连四纸、竹纸分为三个等级售卖，其书价自然有所差别。这里举两个例子。据《内阁清册》，乾隆前期的殿本《内则衍义》，清字榜纸书每部售价1.607467两，而清字竹纸书的售价则是每部0.403605两；乾隆前期的殿本《御制孝经》，汉字竹纸书每部售价0.034426两，汉字台连书每部售价0.147765两。可见，同一种殿本，榜纸本的售价高于竹纸本，竹纸本的售价高于台连纸本。 前文所举乾隆前期的两个例子仍系个案，著录乾隆后期154部殿本售卖情况的《通行书籍目录》，特别标注了榜纸本、竹纸本和台连纸本的售价。根据该目录可以核算出不同类型纸张殿本的平均书价。列表如下，以资比较(参见表1)。  从上表可以看出，《通行书籍目录》所载榜纸书的每册平均售价为0.171631两，高于竹纸书的平均售价；而竹纸书的售价又高于台连纸书的每册平均售价。这一依据大量殿本样本所做的统计结果，再次验证了不同纸张类型的同种殿本在售价上的差别，书价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榜纸书最贵，竹纸书次之，台连纸书最便宜。 第二，不同文字的同种殿本书价。据《内阁清册》所载乾隆前期不同文字殿本书价制作表2，详情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同种殿本，满文(清字)殿本书价要高于汉文(汉字)殿本书价。例如，一部清字台连纸《劝善要言》的书价为0.070445两，而一部汉字台连纸的书价则为0.045503两，较清字本低了0.024942两。一部清字竹纸书《八旗氏族通谱》的书价为1.723194两，而该书汉字竹纸本的书价则为1.347981两，较清字本低了0.375213两。 再据《通行书籍目录》所载乾隆后期不同文字殿本书价，制成表3。  从表中可以看出，同种殿本中，清字殿本书价也要高于汉字殿本书价。例如，一部清字竹纸书《圣论广训》售价为0.061559两，而汉字竹纸本的售价为0.046383两，较清字本低了0.015176两。又如，一部清字榜纸本《督捕则例》的书价为0.333342两，而其汉字榜纸本的书价则为0.269406两，较清字本低了0.063936两。再如，《盛京赋》，其清字竹纸本的书价为0.0744两/部，而汉字竹纸本的则为0.067327两/部，较清字本低了0.007073两/部。 满、汉字的写刻工价直接影响到殿本定价的高低。清字(满文)典籍的刊刻难度要高于汉字典籍，因此刊刻清字所支付的匠役工价高于刊刻汉字的工价。嘉庆时期，刊刻汉字，每100字工价银0.08两(47)，而刊刻清字，若干字为一行，每行工银0.03两。咸丰年间刊刻清字，每100字刻工用制钱660文，而刊刻汉字每100字用制钱300文。相较而言，刊刻清字的工价大约是刊刻汉字的2倍(48)。 第三，不同装潢的同种殿本书价。武英殿通行书籍售卖处所售卖的殿本，一般采用毛装形式，如再加装潢，其售卖书价倍增。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修书处总裁金简奏称，《佩文韵府》如系“草钉散本”，书价在12两左右；若加以装订做套，精致者需银20余两，次者亦需银10余两，即每部20～30两。这一价格“较外间书肆所售，装成纸本，其价转觉浮多”。此书共计896部，一月之内仅售44部，“外间尚无贪图贱价趋买情形”(49)，出现了滞销。 第四，初印、后印情况亦造成同种殿本书价的差异。殿本初印本字画清楚，为人所重，如曾国藩所言，殿本如“十三经”“廿四史”及《全唐诗》《古今图书集成》等，“凡初印者，无不精雅绝伦”(50)。后印本尤其是在经过多次印刷之后，字迹容易漫漶，因此初印本定价一般要高于后印本。例如，乾隆三十九年清廷发售竹纸本《佩文韵府》，“因系初刊，字画明白”，每部作价12.46两(51)，比其他后印本要高出不少。 (2)不同时期同种殿本的售价差异 爬梳乾隆前期《内阁清册》、乾隆后期《通行书籍目录》、同治光绪朝《售书底簿》，可以找出6种殿本在不同时期的售价，兹列表如下(参见表4)。  表4显示，乾隆前期与乾隆后期的殿本部分书价基本一致(如《韵府拾遗》《子史精华》书价不变)，部分殿本书价微涨(如《御选唐诗》《性理精义》)，总体而言变化不大。此外，据《内阁清册》《通行书籍目录》统计29种殿本在乾隆前后期的书价变化情况为：13部书价保持不变，16部书价微涨，与表4统计情况相类似。相比较而言，从乾隆至同光时期，殿本书价差别较大，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韵府拾遗》《分类字锦》两种类书的书价从乾隆到清末增长了一倍。 当然，前文所考察的多是部头较小、印量较大的普通殿本书价变化情况。卷帙浩繁、印量较少的大型丛书、袖珍版、聚珍版等特殊类型的殿本，其在各个时期的书价变化趋势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拟梳理“十三经”等特殊类型殿本的情况。 其一，“十三经”“二十三史”。据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记，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一部竹纸殿本“十三经”的售价为14.491815两，殿本“二十三史”的售价为65.58962两(54)。据同治光绪朝《卖书底簿》记，同治七年(1868年)民人赵冀购买了一部“二十三史”，书价为240.25两。相比于乾隆时期的书价，已经上涨了近3倍。宣统二年(1910年)，孙毓修致信缪荃孙，称有人求售殿本，其中“《廿四史》(黄纸，价四百两)”(55)。缪荃孙答复：“殿版《二十四史》黄纸四百金太昂，三百金似可购。”(56)可见，至清末一部完整的“二十四史”(新增了《旧五代史》)，其售价已经涨至300两左右。 其二，“古香斋袖珍本十种”。乾隆时期武英殿修书处刊印过不少袖珍本，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古香斋袖珍本”。袖珍本制作工艺更趋复杂，售价不同于普通殿本。乾隆十一年，通行书籍售卖处列明了《袖珍朱子全书》等十种袖珍本的书价，共计6.032125两(57)。而据乾隆后期《通行书籍目录》记，“古香斋袖珍本十种”书价总计为6.077868两，较之乾隆前期，书价有所上涨。 其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该丛书是清廷用木活字排印的杰作，乾隆时期共计排印聚珍版书100余种，除部分陈设宫中外，剩余殿本“核定纸张工价，听情愿承买者，照例认买”，以成本价发售。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九月，清廷允准将聚珍版各书发交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五省翻刻，以广流传：“每省发给一分，如有情愿刊者，听其翻版通行。”(58)至该年年底，清廷已将聚珍版书39种颁发至浙江省。《浙江重刊聚珍板书单》所附说明言：“右钦颁浙省重刻聚珍版书第一单三十九种一百二十四册二十函，谨遵武英殿元定价值，共计纹银十二两五钱八厘五毫九丝二忽。”(59)这里特别注明是按照“武英殿元定价值”，也就是说按照武英殿聚珍版初印本的书价进行售卖，“十二两五钱八厘五毫九丝二忽”反映的是乾隆四十二年武英殿聚珍版书竹纸本的书价。据《闽刻武英殿聚珍版书价单》，同光时期售卖福建翻刻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即外聚珍)一套143种，官堆纸的书价为64.577两，连史纸的书价是79.994两，篓扣纸的书价为53.22两(60)，价格已昂。宣统二年，缪荃孙致信友人：“聚珍版丛书如系武英殿原板且完全者，索价二百金不算过昂。”(61)可见，至宣统年间，一套武英殿聚珍版初印本书价已达200两。 综上可知，无论是普通殿本，还是特殊类型的殿本，随着时代的发展，售卖书价呈逐步上升趋势。此外，通行书籍售卖处初次确定的殿本书价，经书商贩卖、藏家流转，其二次售卖书价往往要远高于初次售卖书价。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清代书籍市场对殿本价值的高度认可，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不同时期的殿本售卖书价始终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除了制作成本之外，书籍市场对殿本书价的影响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3.乾隆时期的殿本书价 不少研究者力图探究清代各个时期书籍价格及其变化趋势，例如袁逸通过研究顺治、康熙、乾隆朝的三则书价材料，统计三朝的书价，“平均每册约5.7钱银”(62)。孙文杰则利用6种乾隆时期的民间刻本书价材料，得出结论：“乾隆年间刻本平均每卷6.87两银，每册0.31两银。”(63)两人关于乾隆时期书价的统计数字出入较大，而且二者均有先天不足，即其所依据的样本量太少，“所用的材料比较零散，说服力不强”(64)，因此找到更多殿本售价的样本成为关键。下文即以乾隆时期为例，探讨这一时期的殿本书价情况。 如前考证，《内阁清册》是反映乾隆前期殿本售卖书价的重要资料，著录有64部殿本，详细开列了书名、册数及售卖价格。我们可以用这些数量较大且时间集中的样本，核算出乾隆前期每部殿本的平均书价及每册的平均书价。经过统计，乾隆前期每部殿本的平均售价为1.938618两，每册的平均售价是0.113691两。反映乾隆后期书价的《通行书籍目录》著录有154部殿本，其统计结果为：乾隆后期每部的平均售价为2.022708两，每册的平均售价是0.097966两(参见表5)。值得一提的是，从每部均价看，殿本书价从乾隆前期至乾隆后期呈上升趋势。而由于每部殿本的册数有相当大的差异(如一部《佩文韵府》有95册，而一部《周易本义》只有1册)，因此统计所得的每册殿本的平均书价，从乾隆前期至后期反而略有下降，但二者其实并不矛盾。  从上述统计看，无论是乾隆前期，还是乾隆后期，殿本平均书价大约为0.1两/册。这一书价远低于前引袁逸、孙文良统计所得的书价，有助于更新我们对乾隆时期殿本书价的认识。乾隆时期，宋刻本均价8.57两/册，元刻本0.84两/册(65)，相较而言，0.1两/册的殿本书价可谓低廉，容易购得。此外，按照乾隆时期米价的一般状况，即每石约银1.5～2.7两，那么乾隆时期每册书价可折米15～27斤。据光绪朝《清会典事例》记，乾隆朝直隶知县的养廉银一年为600～1200两(66)，则一年可购买6000册以上殿本。誊录书籍的贡生，每人每日给银0.06两，年入21.9两，可购买200余册殿本。可供比较的是，乾隆年间云南土窑工匠每年工资为7.2两(67)，只能购买72册殿本。应该说，乾隆时期的殿本书价可为一般官员、士人所接受，但对普通百姓而言，殿本书价偏高，一般民众并没有足够的购买力。 关于清代民间刻本书价的变化趋势，张升利用《士礼居刊行书目》，统计出嘉庆年间民间刻本均价为0.249两/册(68)，孙文杰则依据清光绪年间南京李光明庄刊印的98种刻本，统计出平均价银为0.154两/册(69)，显现出清晚期书价大幅度降低。根据学者研究，出现这一变化与“当时大批官书局的迅速崛起和发展”(70)有很大关系。殿本作为官刻本，乾隆前后期并未面临清末变局，无论是每部殿本的平均书价，还是每册殿本的平均书价，总体上都保持相对稳定。究其原因，与殿本主要由制作成本核算定价的方式有关，较少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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