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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虽然上文将“考核项目清单”与审查过程中的“指控—辩护”演说作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加以讨论，然而在任职资格审查的实践中，二者却紧密联系在一起。“考核项目清单”的目的在于将那些非雅典公民或者因各种原因而丧失了公民权的雅典人排除在候选人之外，然而这并非一成不变的“照章办事”，而是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民主政治意识形态对于公民具体含义的动态建构。虽然按照抽签选举的原则，所有雅典公民都有担任官职的资格，但是哪些人才是被城邦与雅典民众所认可的公民，可以说，任职资格审查中的“考核项目清单”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标准。同时，这些有关公民义务的问题，在随后的“指控—辩护”环节也发挥着潜在的作用，鼓励着那些反对者去挖掘候选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并使这些信息进入到公共视野，成为谣言、诽谤等社会舆论的一部分。(58)在任职资格审查中，这些围绕“好的公民”与“坏的公民”的言论，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雅典人对于公民，特别是候选人道德规范的基本认同，同时在另一方面也通过最后的表决，使得民众体会到自身对于社会舆论的掌控力量，感受到自身对官员所起的监督作用。(59) 也许，如汉森所说，“资格审查制度实际上在大多数时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按照我们今人的思维方式来看，它一定是无聊透顶；然而雅典人却在近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年复一年地重复这一过程，他们对待这种例行程序的态度一定与我们大相径庭，显然他们享受对于自身政治制度的参与，并将参与本身视为一种价值”。(60)然而，历史研究者所面临的任务正是去探寻隐藏在这所谓的“例行公事”背后的真相，了解它对于古代雅典人具有的重要意义，而这对于我们理解雅典民主政治的原则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注释： ①资格审查程序对应于古希腊语“dokimasia”一词，源自动词“dokimazein”，意为“鉴定”“考查”“认定”。作为一则政治或者法律术语，“资格审查”一词出现的时间并不可考。在古代雅典文献中，“资格审查”是对一系列不同种类的审查程序的统称；这些程序主要是针对那些被提名担任公共职务，或者是获得了公共奖励以及授权的人而进行的资格审核，以考察他们在获得新的身份或者享有特权之前是否满足前提条件；关于古代雅典城邦存在的资格审查的种类，学界尚无统一的认识，但除官员任职资格审查外，还包括丁男资格审查(dokimasia eis andras)、残疾人资格审查(dokimasia tōn adunatōn)、骑兵资格审查(dokimasia tōn hippeōn)、演说家资格审查(dokimasia tōn rētorōn)、新公民资格审查(dokimasia tōn dēmopoiētōn)等。托德对资格审查具体分类上的争论做了历史性的梳理，参见S.C.Tood,"The Athenian Procedure(s) of Dokimasia," in S.C.Tood & G.Thür,Symposion 2009:  aur griechischen und hellenistischen Rechtsgeschichte,Vienna:Verlag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010,pp.75-78.②古典文献中出现的有关政府问责制的论述，可参见Jennifer Tolbert Roberts,Accountability in Athenian Government,Wisconsi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2,pp.4-6；国内学者对此问题亦有所关注，可参见张春梅：《古典时期雅典的官员监督机制》，《古代文明》2014年第4期。 ③《雅典政制》中详细记载了执政官在正式就任前需要经历的宣誓过程，参见Aristoteles,Athēnaiōn Politeia,ed.by Mortimer Chambers,Leipzig:Teubner,1994,55.5. ④在如何判断一名管理公共事务的人是否是一名官员时，演说家埃斯基尼斯(Aeschines)指出，法律规定公职人员必须接受任职资格审查，参见Aeschines,Speeches,trans.by C.D.Adams,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9,3.15.汉森进一步指出，在古代雅典，官员(archai)是一个范围非常明确的城邦公职人员群体，除了必须接受资格审查这一个重要标准之外，还有任期不少于30天等必备条件，参见Mogens Herman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Structure,Principles,and Ideology,trans.by J.A.Crook,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9,pp.225-226. ⑤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民主政制的—个重要原则是，所有公民都应当轮流担任官职。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1317b17-1318a3。古代雅典官员的任期通常是一年，且不能连任，然而并非所有官员都是如此，军事长官通常可以连任，此外议事会议员也可以连任一次，参见，Aristoteles,Athēnaiōn Politeia,62.3.罗兹指出，在古代雅典，军事官员往往需要具备作战能力，因此是通过选举的方式任命的，并被允许连任，伯里克利就曾连任，参见P.J.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ēnaiōn Polite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p.696. ⑥关于雅典人每年执行任职资格审查的时间，可参见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p.220. ⑦囿于史料的不足，西方学界对希腊任职资格审查创立时间的问题仍然众说纷纭、难成定论，著名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推断此项程序确立的时间应当不会晚于梭伦改革，而希格尼特(Charles Hignett)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一程序很可能不会早于克里斯提尼改革，参见Charles 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52,p.207；其他学者虽然对此持有异议，然而给出的答案更为模糊，如罗兹只是称“这是一项古老的制度”，参见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ēnaiōn Politeia,p.617；奥斯特瓦尔德同样认为这是一项古老的制度，并以《雅典政制》中提到的家族崇拜为根据，推测对执政官的资格审查可能早在梭伦改革之前就已存在，参见Martin Ostwald,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Law,Society,and Polit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46. ⑧Aristoteles,Athēnaiōn Politeia,3.1.罗兹指出，王政之后雅典官职长期被少数几个家族所垄断，而这种现象很可能一直持续到梭伦改革前，参见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ēnaiōn Politeia,pp.97-98.但是，罗兹同样指出，在官员宣誓前可能存在一个问询阶段，参见P.J.Rhodes,The Athenian Boulē,Oxford:Clarendon Press,1972,p.178. ⑨“起初，战神山议事会自行传唤这些人前来，对他们进行评判(krinasa)和安排，将每个职位委任给最合适的人(ton epitēdeion)，任期一年”，参见Aristoteles,Athēnaiōn Politeia,8.1.虽然文中并未出现“资格审查”一词，但是罗兹认为，亚里士多德心中所想的很可能正是“资格审查制度”，参见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ēnaiōn Politeia,p.150. ⑩Ostwald,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p.14. (11)波吕科斯在《名物释义》中提到，立法执政官接受资格审查时会被问及“是否拥有财产”(ei to timēma eistin autois)，显示出在早期的资格审查中财产等级很可能是一个重要方面，参见Julius Pollux,Onomasticon,ed.by Wilhelm Dindorf,Leipzig:Kuehn,1824,8.85-86. (12)“以前，任何官职未经议事会通过，不得任职，但现在可向陪审法庭进行上诉，而资格的最后决定亦可以陪审法庭为断”，参见Aristoteles,Athēnaiōn Politeia,55.2；罗兹指出，这里描述的双审查制，出现在厄菲阿尔特改革之时，参见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ēnaiōn Politeia,p.616.然而，奥斯特瓦尔德认为，不能完全排除梭伦创立了申诉程序，通过陪审法庭来反对战神山议事会的决定，参见Ostwald,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p.44. (13)参见Aristoteles,Athēnaiōn Politeia,55.1-4.据此可推测，执政官须接受议事会与陪审法庭的双审查；议事会议员由当年的议事会进行审查，如果被否决，可再向陪审法庭申诉；除以上两者外，其他官员的审查直接由陪审法庭负责。 (14)波洛维斯基认为由议事会负责的一些资格审查，如丁男资格审查、骑兵资格审查、残疾人资格审查，旨在从身体层面筛选出符合资格的人，参见Frederic S.Borowski,Dokimasia:A Study in Athenian Constitutional Law,Unpublishe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incinnati,1976,p.4. (15)R.K.Sinclair,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79；辛克莱尔的这一观点建立在黑德勒姆的早期论断之上，强调任职资格审查旨在审查候选人的公民权，参见James Wycliffe Headlam,Election by Lot at Athens,Cambridge:The University Press,1890,pp.97-100. (16)George Adeleye,"The Purpose of the Dokimasia," Greek,Roman,and Byzantine Studies,Vol.24,No.4,1983,pp.295-306. (17)汉森指出，除了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在公元前406年的任职资格审查中被取消担任将军的资格外，纵观整个古典时期，雅典有据可考的任职资格审查案件也只有7起，参见Mogens Herman Hansen,The Athenian Assembl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7,p.217.在此基础上，汉森提出了任职资格审查徒具形式的观点，参见Hansen,The Athenian Assembl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p.101;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p.220. (18)里尔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在他看来，由于雅典存在大量的候补官员，说明有一定数量的官员并不能顺利通过资格审查；另一方面，文献中缺乏对这些失败案例的记载，是因为大部分的普通民众在当场丧失资格后，反而会感到高兴，不愿提出辩护或申诉，因而不会留下记录，参见Tracey Elizabeth Rihll,"Democracy Denied:Why Ephialtes Attacked the Areiopagu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115,1995,pp.93-97. (19)Victor Bers,Genos Dikanikon:Amateur and Professional Speech in the Courtrooms of Classical Athe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2. (20)在演说家(rhētōr)资格审查中，政治家私人生活的展示对于雅典民众政治认知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对此的精彩论述可参见李尚君：《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表演与民众的政治认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6-105页。 (21)S.C.Todd,The Shape of Athenian Law,Oxford:Clarendon,1993,p.289. (22)汉森指出在德谟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每年大约有1100名公职人员是通过抽签而产生的，而仅有100名左右的官员通过选举而被任命，后者主要包括那些重要的军事将领、财政官员以及其他负责特定事务的官员，参见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pp.228-233. (23)在古典文献中，抽签选举常被看作是民主政制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如《历史》第3卷中，欧塔涅斯(Otanes)在历数君主制的种种弊端后指出，民主政制在它的众多美好声名中，居于首要的便是平等原则，具体体现为“一切公职都由抽签决定”且“任职者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3.80；亚里士多德根据当权者的不同类型而将政体划分为4种不同的形式，并将民主政制定义为官职通过抽签的办法来分配的政体，因此抽签选举可以说是民主政制的标志，参见Aristotle,Aristotelis ars rhetorica,ed.by W.D.Ros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1365b30-3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4b7-10。 (24)Aristoteles,Athēnaiōn Politeia,55.3. (25)为了便于讨论，候选人须要回答的一系列程式化的问题，在下文中将统称为“考核项目清单”。 (26)在一些文献中对此有零星的涉及，如《回忆苏格拉底》中，色诺芬指出，对父母不敬的人将被取消任职资格(apodokimazousa)，而如果没有关心家族墓葬，在任职资格审查中，候选者将会受到城邦的质询，参见Xenophon,Memorabilia,trans.by E.C.Marchant,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3,2.2.13.德谟斯提尼在《对欧布利德斯提出申诉》篇中，假设了演说者作为立法执政官(thesmothetai)接受任职资格审查的情景，其中涉及一系列的提问与他本人的回答，但主要强调演说者的出身可得到许多证人的证明，而这些人要么是他的亲属，要么与他拥有共同的家族崇拜与家族墓地，参见Demosthenes,Orations,Vol.VI,trans.by A.T.Murra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9,57.66-70. (27)Aristoteles,Athēnaiōn Politeia,55.3. (28)Pollux,Onomasticon,8.85-86. (29)Dinarque,Discours,éd.Michel Nouhaud et trad.Laurence Dors-Meary,Paris:Belles Lettres,1990,2.17. (30)这些关于具体官职的任职要求，散见于文献各处。如要想成为王者执政官(Basileus)，候选者的妻子必须是一位居住在雅典城内且婚前保有贞洁之身的女子，参见Demosthenes,Orations,Vol.VI,59.75.法律还规定，担任将军一职的候选者要有子嗣并在阿提卡拥有田产，参见Dinarque,Discours,1.71; Aristoteles,Athēnaiōn Politeia,4.2.当公民的年龄达到30岁时，他才有资格参与议事会议员及其他官职的选举，参见Xenophon,Memorabilia,1.2.35; Aristoteles,Athēnaiōn Politeia,4.3. (31)“当执政官接受审查时，他们首先会被提问：‘你的父亲是谁，他来自哪个村社(dēmōn)，谁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的父亲是谁，他来自哪个村社？’接着他就会被问道，是否拥有祖先神阿波罗与家宅神宙斯的神像，他们的圣所在哪里”，参见Aristoteles,Athēnaiōn Politeia,55.3.现代学者对此的分析，可参考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ēnaiōn Politeia,pp.617-618; Ostwald,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p.46. (32)黑德勒姆就曾将此类比为一张出身证明，参见Headlam,Election by Lot at Athens,p.98. (33)例如早期德国学者布佐特将此误解为对候选者“个人能力与公民美德”的审查，参见G.Busolt and H.Swoboda,Griechische Staatskunde,Vol.2,Munich:Beck,1926,p.1026.波洛维斯基则认为，这些问题显示只有那些“值得信赖”的公民才能够任职，参见Borowski,Dokimasia,p.81. (34)在《雅典政制》中提到，在虐待父母的案件中，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担任原告，参见Aristoteles,Athēnaiōn Politeia,65.6.而任何有资格的公民都可以提起诉讼，则是古代雅典公共诉讼的最重要的特征。关于遭受剥夺公民权惩罚的案件的研究，可参见A.R.W.Harrison,The Law of Athens:Procedure,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pp.171-176; Mogens Herman Hansen,Apagoge,Endeixis and Ephegesis against Kakourgoi,Atimoi and Pheugontes,Odense:Odense University Press,1976,pp.72-74. (35)在古代希腊，对于公民概念的界定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亚里士多德指出，在民主政制下的公民在寡头政体下往往就不是公民，而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只是那些能够参与法庭审判并担任官职的人。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5a5-30。 (36)Todd,The Shape of Athenian Law,p.288. (37)Aristoteles,Athēnaiōn Politeia,55.4.“有谁想要对这个人提起控诉”(toutou bouletai tis katēgorein)，“katēgorein”是动词“katēgoreō”的不定式形式，“katēgoreō”一词常出现在诉讼案件中，意思为作为原告一方，对某人提起控诉，它的名词形式“katēgoros”则常指诉讼案件中的控诉人，《雅典政制》中采用这一动词，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有意将此看作是一次正式的诉讼行为。 (38)关于控诉和辩护演说发表的时间，学界仍然存在争议。汉森认为控诉和辩护都是在任职资格审查的过程中当场发生的，中间并没有休庭，参见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p.219.里尔认同汉森的观点，并指出在审查之前候选者会尽力求助于演说辞撰写者，做好充分的准备，参见Rihll,Democracy Denied,p.95.倘若如汉森所言，那么难免令人产生疑问，在还未受到起诉前吕西亚斯如何能够事先为一些受到控诉的当事人写好演说辞。即便如里尔所说可以提前准备，但由于资格审查涉及范围太广，对于演说辞撰写者而言恐怕很难有的放矢。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在资格审查中有人对候选者提起控诉，那么听审就将延迟到下一次，但是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测，参见Andrew Wolpert and Konstantinos Kapparis,eds.and trans.,Legal Speeches of Democratic Athens:Sources for Athenian History,Indianapolis:Hackett Pub.,2011,p.56.在托德看来，雅典人是否会因为考虑到当事人没时间花钱请演说辞撰写者为他们代笔而专门延迟审判，这一点仍然值得商榷，参见Todd,"The Athenian Procedure(s) of Dokimasia," pp.91-92. (39)关于官员任职资格审查与普通诉讼案件的不同之处，可参见Douglas M.MacDowell,The Law in Classical Athen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pp.168-169. (40)传唤(prosklesis)是由原告在传唤人的陪同下，到达对手的住处直呼其名，其作用是在之前商定好的那一天将被告传唤到负责审理相关案件的官员面前，参见Lysias,Lysiae Orationes Cum Fragmentis,ed.by C.Carey,Oxford:Clarendon Press,2007,23.2.预先审查(anakrisis)是接下来将要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对案情进行的初步了解，参见Demosthenes,Orations,Vol.III,trans.by J.H.Vince,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21.103.缺少这两项重要的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任职资格审查的演说很可能是当场发生的，事前很可能不会有太多准备。 (41)参见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p.219. (42)吕西亚斯的任职资格审查演说辞，现存较为完整的有4篇，按照发表年代的先后顺序排列，分别是：第25篇《关于推翻民主政制的指控》，很可能干公元前401/400年在陪审法庭上发表，但演说者具体担任的是哪项官职的候选人，我们无从得知；第31篇《诉费隆》，发表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前398年，演说者在议事会上对费隆担任议事会议员一职提出控诉；第16篇《为曼提塞乌斯辩护》，演说很可能是在公元前394年至公元前389年间的某次议事会上发表的，曼提塞乌斯作为下一任议事会议员的候选人为自己进行辩护；第26篇《诉欧安德罗斯》，大致是在公元前383/382年的议事会上发表，演说者指控欧安德罗斯作为候选人不具备担任明年执政官的资格。此外，还有两篇吕西亚斯演说辞残篇，也被归在任职资格审查演说之列，在凯瑞(Christopher Carey)于2007年最新编订的吕西亚斯文本的校勘本中，它们的编号分别是残篇L《为欧律科斯马库斯辩护》，以及残篇CXLV《在某人的资格审查中提出控诉》。德国学者维森伯格对吕西亚斯4篇任职资格审查演说辞做了详尽的注疏，书中对每篇演说发表的时间和法律语境都有令人信服的论述，参见Michael Weissenberger,Die Dokimasiereden des Lysias(orr.16,25,26,31),Frankfurt am Main:  ,1987.(43)除了吕西亚斯之外，仅有一篇任职资格审查演说归在迪纳尔库斯名下，题名为《诉波吕欧克图斯经抽签选任王者执政官一职》，但这篇演说辞早已失传；另外在其他演说家的演说辞中，也只是提到过两次资格审查的案例，参见Dinarque,Discours,2.10; Demosthenes,Orations,Vol.III,21.111. (44)在此篇演说辞中，关于担任骑兵与议事会议员的指控，见第10节；关于推翻民主制的指控，见第4、9节；关于逮捕、杀害公民的指控，见第12、18节。文本中演说者对对手的指控，并没有具体言明，在语言上相当隐晦，或者采用虚拟的语气，或者仅仅是泛泛提及，托德指出，无论是从演说辞本身还是从其他史料，我们都不能确知欧安德罗斯是否曾经在寡头制下担任议事会议员，参见Todd,The Shape of Athenian Law,pp.285-286.关于担任骑兵与议事会议员的指控，意大利学者皮奥万则指出，这更像是演说者的主观臆测，他只是在进行假设，目的在于说明欧安德罗斯的罪行比这严重得多，参见Dino Piovan,Memoria e oblio della guerra civile:strategie giudiziarie e racconto del passato in Lisia,Pisa:ETS,2011,pp.254-255. (45)例如，在第25篇《关于推翻民主政制的指控》中，作为候选人，演说者受到的指控很可能是在三十寡头统治下留在雅典城内并与三十人同谋，见演说辞第1-3节；在第31篇《诉费隆》中，演说者对费隆的指责不只是后者在三十寡头政变期间坐收渔利、劫掠乡村，同时还包括在内战期间，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分别见演说辞第17-19节，以及第13节；在第16篇《为曼提塞乌斯辩护》中，对手对曼提塞乌斯的指控，包括他在三十寡头统治期间担任骑兵以及是三千人中的一员，见演说辞第3节。此外，在任职资格审查演说辞残篇L《为欧律科斯马库斯辩护》的标题中还特别保留了“留在雅典城内”这样的短语，表明这很可能是演说者受到指控的原因之一。 (46)以上参见Lysias,Lysiae Orationes Cum Fragmentis,31.8-9,31.6,31.20-22。虽然在“考核项目清单”上是否虐待父母这一问题的提出，旨在考察候选人的法律资格，然而此处演说者更多是从道德而非法律层面给出费隆应当被取消任职资格的理由，参见Thomas Clark Loening,The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 of 403/2 B.C.in Athens,Stuttgart:Steiner-Verl.-Wiesbaden-GambH,1987,p.109. (47)Lysias,Lysiae Orationes Cum Fragmentis,16.9.在任职资格审查中发表这样一篇演说，恰恰是资格审查与其他诉讼案件(tois allois agōsi)的不同之处，但是是否能据此认为资格审查的目的在于考察候选人的品行，仍然有待商榷，阿德莱耶对此持积极态度，参见Adeleye,"The Purpose of the Dokimasia," p.298；日本学者桥场弦反对阿德莱耶的观点，指出这是演说者采用的一种修辞策略，参见Y.Hashiba,"Dokimasia Reconsidered:What Was Its Purpose," Kodai,No.8-9,1997/98,pp.2-3. (48)Lysias,Lysiae Orationes Cum Fragmentis,16.10-18. (49)在《雅典政制》中提到，按照和解协议，之前那些移居到埃琉西斯的人，如果愿意重新迁回雅典城内，那么他们就被允许担任公职，而这些人中很多是三十寡头的支持者，参见Aristoteles,Athēnaiōn Politeia,39.5.洛宁根据此处的记载，并结合其他史料指出，那些“城市里的人毫无疑问在官僚机构中担任次要职位”，参见Loening,The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 of 403/2 B.C.in Athens,pp.101-102.此外，尽管根据演说者的陈述，我们可以推测陪审员应当会将品行与政治立场作为审查的标准，但是由于我们几乎无从得知审判的最终结果，所以并不能一定得出这样的结论。 (50)最好的例证就是公元前405年塞拉麦涅斯未能通过将军任职资格审查一案。在《诉阿格拉图斯》中，演说者提到，民众取消塞拉麦涅斯担任将军一职资格的原因，“是认为他对民主制不忠”，因为他此前参与了四百寡头政变，参见Lysias,Lysiae Orationes Cum Fragmentis,13.10.然而据艾伦考证，演说者的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在公元前411年寡头政变之后塞拉麦涅斯曾连续4年担任将军一职，在她看来，塞拉麦涅斯并不是因为政治因素而遭到拒绝，他的任职资格审查被拒与此前的阿吉努赛之战以及随后发生的审判将军一案有关，艾伦将此事件置放到雅典人长久以来的“oikeia kaka”记忆传统(指不愿意提起过去遭受的痛苦以及不愿意别人来提醒他们在实践民主政治权力中所遭遇的失败)中去考察，指出拒绝塞拉麦涅斯担任将军一职是雅典人逃避痛苦回忆的一种选择，参见Arlene Allan,"'Thanks,but No Thanks':Oikêia Kaka and Theramenes' Failed Dokimasia," The Ancient History Bulletin,Vol.27,2013,pp.23-28.此外，奥斯特瓦尔德同样指出，塞拉麦涅斯任职资格审查事件是雅典人对此前审判将军一案做出的一种强烈回应，参见Ostwald,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p.443. (51)在第26篇《诉欧安德罗斯》中，据演说者猜测，为了逃避指控，欧安德罗斯很可能会在任职资格审查中展示他的私人与公共生活，并以此作为自己理应通过审查的依据，参见Lysias,Lysiae Orationes Cum Fragmentis,26.3-5. (52)Lysias,Lysias,trans.by S.C.Todd,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0,p.260. (53)关于“不再记起旧日的伤害”的具体含义，传统观点认为它在于免除内战双方的罪责，然而近年来卡拉万(Edwin Carawan)在其一系列的研究著作中对此提出质疑，指出大赦誓言旨在禁止公民在法庭外寻求报复，但是少有学者对此表示认同。关于这一争论的梳理，可参见李宏伟：《公元前403年雅典大赦的西方史学研究综述与思考》，《史林》2017年第5期，第208-210页。 (54)据《雅典政制》记载，当大赦颁布后不久，一位从流亡中归来的公民罔顾大赦誓言，对三十寡头的支持者“兴起宿怨”，阿尔基努斯(Archinus)借助500人议事会将这位公民以非法的手段处死，以杀一儆百的手段维护了内战后城邦内部的稳定和团结，参见Aristoteles,Athēnaiōn Politeia,40.2. (55)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道，“通过言辞而提供的证据(pisteōn)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在于演说者的品格(ēthos)”，参见Aristotle,Aristotelis ars rhetorica,1356a1-2; Alfred P.Dorjahn,Political Forgiveness in Old Athens:The Amnesty of 403 B.C.,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46,pp.32-33. (56)李尚君：《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表演与民众的政治认知》，第57页。 (57)Lysias,Lysiae Orationes Cum Fragmentis,31.5-6. (58)V.Hunter,Policing Athe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107-109. (59)这一点同演说家的资格审查所起的作用基本一致，参见李尚君：《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表演与民众的政治认知》，第105页。 (60)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p.2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