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四一”血案的基本性质，与抗战胜利后发生的“一二·一”昆明惨案、南京“五二○”血案等并无二致，但它的特点在于事件的突发性与南京政府最高层对此事件的态度。 血案经过 1949年4月1日上午10时许，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政治大学、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私立建国法商学院等10所专科以上学校师生员工5000余人，从四牌楼中央大学操场出发，举行争生存、争自由、争取真正和平请愿游行。游行队伍经成贤街、碑亭巷、林森路（今长江路）而至总统府，派出教职员工与学生代表7人，向代总统李宗仁请愿，要求提高师生员工待遇，实行“七项诺言”，停止征兵、征粮、扩编军队等。后来大队继续游行，经大行宫、太平路、白下路、中正路（今中山南路）、新街囗、中山路、鼓楼，而至金陵大学操场，约于下午2时左右解散，分别列队返校。 3时左右，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参加游行的67名学生，乘一辆卡车，途经大中桥头，遭国民党军官收容总队千余名军人以木棍、石块等凶器袭击，伤57人。国立政治大学学生100余人，闻讯分乘三辆卡车，赶往出事地点救援，复遭围殴，司机陈祝三伤重身亡。随即中央大学、建国法商学院、边疆学校的数百名学生，再次集合前往总统府请愿，抗议国民党军队对学生的暴行。不料“容总”军人数百名竟手执木棍、石块、菜刀等凶器，分乘卡车多辆，亦赶到总统府门前，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复行殴打，其状至惨。据统计，各校师生在大中桥和总统府两处，共被打伤200人以上，其中有中大教授刘庆云、吴传颐；重伤者70余人，内10余人处危险状态；除前述政大司机陈祝三惨死外，后来又有中大物理系学生程履绎、土木系学生成贻宾因伤重身亡。 镇压预谋 对于“四一”学生游行，维持南京城治安的首都卫戍总司令部，事前曾拟订镇压计划。据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政工处长罗春波叙述（《罗春波谈“四一”事件》（江苏省公安厅保存资料）：3月28日，宪兵司令部第二处、警察厅刑警总队、教育部督学室，先后打电话给我，说十个大学学生，将在四月一日大游行。我即请示张耀明、覃异之（按：张、覃分别为首都卫戍总司令、副总司令）。他们商量的结果，决定制止游行。由政工处派员先到各校分别劝阻，最好能无形打消，结果学生坚持原议，那么，四月一日黎明就在各学校附近临时戒严，将电话一律剪断，使各校相互不能联系；一面三层包围，第一层是民众自卫队，第二层警察（带水龙皮带），第三层武装部队（但严令不准开枪，违者当场枪毙) 。无论如何，不让学生出校门。每一学校，派一临时总指挥，以警察分局长或宪兵团长担任；同时，政工处派校级职员两人担任说服任务。全市由覃异之临时设立指挥所负责指挥。这样的计划，由张耀明报顾祝同、何应钦（按：顾、何时分任参谋总长、行政院长），都同意，教育部长杭立武也完全赞同。 上述计划，虽有“严令不准开枪，违者当场枪毙”的内容，但又是携带水龙皮带，又是调动武装部队，三层包围，还设立了指挥部，显然是一个镇压的计划和部署。据档案记载，其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曾于3月31日晩，“召集各警备区指挥官紧急会议，商议防止办法，作劝阻游行之必要措施”，首都警察厅也曾“令饬保警总队派遣徙（徒）手长警两中队，归东区局薛局长指挥，加强警力，机动使用，积极设法劝导”。这字里行间包藏着杀机，因为如果一旦“劝阻”不成，势必引发冲突，导致镇压。 这一镇压计划，出自于首都卫戍总司令部，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国民党当局对于学生爱国运动，历来都是抱着敌对的态度，以软、硬两手进行瓦解与镇压。 李宗仁其时的想法 就在南京各校爱国学生与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各自按照既定方案，分别实施游行与镇压的关键时刻，情况骤然发生剧变。3月31日夜，代总统李宗仁突然下令，不得强行制止学生游行。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政工处长罗春波叙述：突然到深夜两点钟时，张耀明给覃异之电话，说“李宗仁命令准许学生游行，不要阻止，一切警戒撤除”。大家都很惊奇，覃异之尤为气愤，把电话机一摔……他连电话都不肯打了，由我替他分别打电话给各警察分局长、宪兵团长，将集中待命的军宪警和民众自卫队一律撤围，并停止戒严和切断电话线、堵塞校门等预定的计划；仅在明天他们出动的时候，注意秩序，勿生事端。 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在事后的一份报告中称：“奉代总统李指示：如劝阻不听，勿强予制止，但须维持沿途秩序。本部即遵令饬宪警徒手便衣，随同游行队伍，维持秩序。”首都卫戍总司令部东区警备区指挥部亦在事后呈文中述及，“复奉钧部政工处罗处长电示，如劝阻无效，只有忍让，不得强行阻止。” 以上事实说明，国民党当局虽曾一度拟订了镇压学生游行的计划，但由于代总统李宗仁的阻止，遂使这一计划中止执行。 李宗仁为什么会中止执行镇压学生的计划？道理很简单，国共和谈正在进行，他不希望此时发生刺激中共方面的事件。在国民党政权面临政治、军事、经济总崩溃的形势下，李宗仁企图通过与共产党的和谈，搞“隔江分治”，并借此扩展桂系势力。为达此目的，1949年l月23日，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令行政院实施七项“和平措施”。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和解，内称：“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2月中下旬，李宗仁委派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名义，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帮助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搭桥”。3月24日，以何应钦为院长的行政院会议最后派定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五人为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25日，李宗仁加派刘斐为代表，并委张治中为首席代表。31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秘书处的部分人员，由秘书长卢郁文率领，于下午1时到达北平。 凡此种种，均可说明李宗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亟欲作出“和平”与“民主”的表示。因此，在和平谈判代表团正式动身的前夕，由他下令不要阻止次日的学生游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血案发生 南京学生“四一”游行，自上午10时从中大操场出发开始，到下午2时于金大操场宣布解散，历时4小时，顺利结束。血案的开始，是国民党军官收容总队的军人在大中桥附近殴打正在返校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接着，“容总”军人又殴打了赶来救援的国立政治大学学生，并追至总统府前，殴打再次前来请愿的各校学生。 国民党当局预谋镇压游行学生的原因和目的，应当是不让其造成有碍当局的政治影响。这就需要阻止游行，尤其是不使请愿、游行的高潮出现。但是，各校学生不仅整队上街，开始了游行，而且还于“沿途散贴标语，呼口号，唱歌，用彩笔、油墨在墙壁上、各种车辆上涂写漫画、文字，竭尽讽刺、鼓惑反动之能事”，“队伍中并夹杂化装大小汽车四辆，男女化装花鼓、跳秧歌舞等怪模怪样”（据《首都卫戍总司令部东区警备区指挥部向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呈文》）。而当游行队伍到达总统府以后，除派出7名代表向代总统请愿外，“其他学生即在总统府前张贴各种反动标语，并高呼反动口号，扭秧歌”（据《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报告》）。在学生的这一切活动过程中，国民党军官收容总队在大中桥附近对剧专学生施行的暴行，从施行暴力者看，是比较松散的、没有具体执行任务的国民党军官收容总队，其中多为被解放军击溃、击伤或俘虏后又逃回的军官。这批顽固、反动的国民党军官，早就对剧专学生的进步活动有所不满，至于“容总”军人对前来救援的国立政治大学学生的暴行，以及追至总统府前向再次请愿的各校学生施以暴行，这就不难想象了。 据罗春波的叙述：我回到家里，一觉睡到四月一日下午一点钟才起床，接到处里李科长报告说，“学生游行情况良好”，我就很放心的吃饭后，和我妻子、儿女一家到“大明湖”去洗澡。快五点回家，勤务兵说覃副司令刚才来电话。我就打电话给覃，他急促地说:“正找你，快点来，学生游行出了大事，快来面谈”。我立刻赶到总部，覃异之急忙说：“刚才得到报告，大中桥军官队和学生打架，伤了很多人，快派人去制止，并调查真相。”……我到大门外（按：此处指首都卫戍总司令部门外，此处与总统府相邻，仅一墙之隔）见到学生满街乱跑，收容队员拿着木柴像疯了似的追赶去打。我和处里的职员十几人，分别喝止，但效果不大。两分钟后，张耀明驾着吉普车亲自出来，高喊:“我是总司令，那一个敢再打，我就立即枪毙”（这时特务团一个连也赶到散开）。于是收容队员才停止，纷纷散去。 血案的罪魁祸首是国民党当局。首都卫戍总司令部于3月31日针对南京大专学校即将举行的“四一”请愿游行，发表声明：“依照戒严令，绝对禁止任何学校、团体假借任何名义，非法集会，或聚众游行，违者严办不贷。”这一消息，赫然刊登于4月1日的《中央日报》上。这对于制造一部分国民党军人同游行学生的对立，发生了立竿见影的恶劣影响。南京当局的最高决策者，虽下令不阻止学生的游行；但他们认为学生的请愿、游行是错误的，应予“劝阻”。在他们这种顽固的立场和态度的影响下，当然将其下属官兵、宪警引向了同学生的严重对立和冲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