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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团结 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民族之间团结的政治基础，进而还决定了民族团结的形式和目标。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包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8](P.632)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决定了政治联合的多样性和变动性。这种情况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注意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早在1925年中共就提出“内蒙古农民中的革命工作，应竭力联合中蒙农民以反对共同的仇敌”[8](P.39)。直至土地革命早期，中共的论述中一直使用的是“联合”。在1929年《中共中央给蒙委的信》中又提出“我们应极力注意蒙汉被压迫民族的联合问题”[8](P.102)。同年在《中共中央给云南省委的指示信》中还提出“苗(或说其他少数民族名称)汉工农联合”[8](P.110)。到1930年，中共对于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的认识进一步清晰，指出“殖民地一切被压迫民族群众的联合和团结，是达到这种真正解放和平等的惟一道路”，并振臂响应“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8](P.145)的号召。毛泽东将这种民族团结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初步提出了具体的革命的民族政策。此时民族政策的目标是争取到受压迫的国内少数民族团结于苏维埃政权，增长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革命势力。因此民族政策的出发点是推翻旧的民族压迫制度，以各民族间的自由联合来代替民族压迫。[8](P.210-211)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理论仍然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民族团结思想，尚没有结合中国特殊的革命实践提出清晰的论述。 直至日本侵华战争逐步加剧，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和民族觉醒的意识空前高涨之后，以中华民族为基础的民族团结理论才逐步系统化。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理论的重要根基。1935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提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9](P.360)；次年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又再次强调“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9](P.383)。在团结以抗外辱的觉醒与各种动员过程中，“中华民族”逐渐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取得了国家民族的地位。因此中华民族的团结，就是对应于国家整合的国家民族团结问题，主要是中华民族内部各阶层、政党、团体、民族之间的团结问题。但是中华民族的地位不是一夕取得的，而是在一次次的政治动员中形成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此一时期的民族团结是以统一战线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又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两个阶段。毛泽东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斯诺的系列谈话中，提到统一战线“团结的基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9](P.408)，指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就是团结救国。在次年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而非“人民的”，“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9](P.479)。之所以有这种差别，是因为在当时民族危机的时刻，阶级利益必须服从于民族利益。毛泽东解释道：“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9](P.483) 在抵抗侵略者的过程中，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各集团、各军队”[10](P.219)。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团结的核心和领导者，党内的团结一致是战胜侵略者的首要条件。而政党之间，还需要团结一切同情支持民族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分子。毛泽东根据国民党中不同派别的政治立场，曾指出了不同的斗争和团结策略：“和一切同情民族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分子联合，对那些不同情的，作解释工作……国民党左派的赞成和平、民主、抗战的运动正在发展，他们愿意全国团结……另一部分人，他们的坚决性不够，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不彻底接受……人民的任务在推动他们……所谓亲日派，……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民党。”[9](P.498) 在政党合作的基础上，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还团结了国内的各个民族。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地将“团结各民族为一体”上升为党的任务之一。这一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再仅仅是国内各个党派和阶级的，还是各个民族的[8](P.595)。他进一步指出，为了实现各民族团结为一体，需要特别重视四点：“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8](P.595) 在国内各民族团结一致的基础上，还需要联合国际上平等待我之民族，特别是同情中国民族独立事业的民族。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曾提出“建立中国与日本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8](P.594)。各民族之间达成这样的团结，不仅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重要力量，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毛泽东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上指出，世界范围内法西斯的猖獗与各民族之间的不团结密切相关，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则有赖于团结的实现和稳固。[11](P.10)所以为了中国的独立和世界的民族解放事业，必须联合日本、朝鲜、越南和印度等民族。 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团结，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作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只有通过共产党才能团结全国各阶级和各民族；也只有实现了全阶级与全民族的这种团结，才能战胜外部的民族敌人，取得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胜利。[12](P.278)各党派政治团体的团结是统一战线的政党基础；团结国内各民族为一体，以中华民族为旗帜共同抵抗民族压迫，造就了统一战线的民族基础；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则将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扩展到世界民族之林。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团结又有了新的变化。民族侵略的外部压力解除后，建设联合政府以推进民主进程成为中华民族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的共同利益。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包括了“全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爱国青年、爱国妇女、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一切爱国分子”[8](P.1129)，显示民族团结的对象和范围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同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毛泽东呼吁被压迫阶级、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华侨与爱国分子联合起来组成民族的统一战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8](P.1133)此一时期民族团结的完整组织形式就是1949年6月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准确地指出了会议的政治基础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13](P.1463-1464)。而其团结的对象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13](P.1464)。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两个时期。民族团结的意义也经历了从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中华民族的团结”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的团结”[14](P.342)之转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