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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中的方法论 毛泽东的民族团结思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作为现状和目标的“团结”，主要是民族、阶级、政治团体之间因为共同的政治利益而联合与团结的现状和目标；二是作为过程的“团结”，即“团结起来”，也就是民族、阶级、政治团体之间团结的实现，或者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重新联合起来，即团结的生成过程。前者主要涉及理论问题，而后者更多指向实践层面。正如前面对于毛泽东民族团结相关论述的梳理所体现的，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不是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在不同时期，因为政治基础和政治利益的变化，民族团结的范围和形式虽有所不同，但是背后开展民族团结工作的方法论却是一以贯之的。毛泽东在讨论团结问题时也注意到了团结过程中的斗争，比如团结阵线内部的矛盾，团结对象之间的摩擦。所以团结不是单向的统一，而是在妥善处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领域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在不断斗争中螺旋上升为新的团结。妥善处理团结和斗争之间的关系，是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 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就指出统一战线必然包含摩擦。因为统一的对象必然是两个以上，只有一则不用谈统一，但是有二就有摩擦。正是因为有摩擦，才有统一到一个战线的必要。相反地，统一战线的目标就是不断地减少摩擦，加强团结。[10](P.151-152)因此，在方法论上除了强调团结的原则外，还必须注意“反摩擦”，只有不断地减少摩擦才能巩固与扩大团结。 对于不同的同盟者和对象，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有不同的原则。毛泽东在1943年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将以斗争求团结的方法分为四种情况：“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赞同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第二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这是与第一个范畴完全不同的范畴。农民是小生产者，是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农民要采取同志态度，以斗争求团结，把农民提高到接受共产党的纲领的水平。第三是在无产阶级自己队伍内。以斗争求团结，反对一切分裂无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孟什维克思想。第四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内。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17](P.74-75) 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泽东曾具体地说明了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论。首先是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外部的帝国主义，支持他们反抗帝国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同时要对他们反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言行进行斗争；只要团结而不讲斗争是右倾错误，只要斗争而不讲团结则是“左”倾。正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两方面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才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团结的都应该团结，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16](P.135-13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团结中的斗争主要是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毛泽东指出：“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16](P.227)作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斗争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就是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模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16](P.210)。在1953年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政策的检查和反思中，毛泽东指出不正常的民族关系背后，是因为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尚存在严重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他将这种思想定性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15](P.269)，需要深刻批评和立即改正。两种民族主义中，大汉族主义影响更大，反对大汉族主义是巩固民族团结的关键；地方民族主义虽然影响不及前者，但直接关涉民族间的团结，也必须坚决克服。在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离不开的”的思想。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现在，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很少，有些地方还没有帮助，而少数民族倒是帮助了汉族。有些少数民族，需要我们先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才能帮助我们。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15](P.405) 这种“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论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就是要落实商量办事的工作方法。1944年毛泽东曾总结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解放区的开展情况，提到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17](P.239)。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工作，毛泽东又重申了“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15](P.311)。商量办事的好处在于，可以“像拣破铜烂铁一样将不同意见收集起来，经过熔化，准备修正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毛病和错误”[14](P.26)，从而将团结阵线内部的矛盾和摩擦转化为加强团结的新力量。 总之，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论，是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先后提出过“又团结又斗争”“团结与民主”“团结—批评—团结”“又团结又改造”等不同的论述。“团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资源、工作方法、制度设计，具有兼顾统一与多元两方面的优势。在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方法论中，团结是指同盟者之间建立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并不断巩固；斗争是指无产阶级对同盟者有碍团结的因素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持续的斗争，斗争不是分裂，而是要以斗争求团结。在民族团结的过程中，对于不同的同盟者要求不同性质的联合，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摩擦也要有不同的斗争方式。具体到民族工作领域，就是既要坚持“三个离不开”，又要坚决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处理各种民族问题。 正如上文的研究所揭示的，毛泽东论著中的民族团结经历了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华民族的团结”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的团结”再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全国各民族的团结”之转变。具体的团结形式和团结对象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所变化，但是其背后不变的有两点：一是对于民族团结政治属性的强调，指出民族团结是各民族为了共同的目标所达成的政治联合关系；二是“又团结，又斗争”方法论的一以贯之，认为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摩擦是人民内部矛盾，需要经过斗争来巩固团结。这两点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实践的重要经验，对于今日的民族团结工作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道路上，中华民族走过了站起来、富起来的历程，进入新时代还将走向强起来，从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五十六个民族围绕这一目标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民族团结的利益基础不变，政治基础稳固，发展目标明确，这就决定了当前体现这一基础和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道路是正确的。团结的制度必须坚持，但是团结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则需要与时俱进。进入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领域面临“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民族团结理论与实践也必须与时俱进，深刻把握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复杂性，更要创新实现团结的方式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工作创新推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民族团结工作领域发展了一系列新理念新部署。在新时期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需要坚持道路自信，对于制度空间内已经形成的政策进行有效落实；同时必须实事求是，结合新的时代特征丰富我们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的具体做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