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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近代以来的生产方式变革带来了经济互补 1．晚清的开埠通商加速了广西少数民族的农业商业化 清朝末年，清王朝宣布实行开埠通商政策，广西城市原有的闭塞状态被打破，农村与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在19世纪末，北海、龙州、梧州、南宁先后对外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到广西经商，他们将产品输往广西少数民族各个地区，再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掠夺原材料，经济往来促使少数民族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城市市场需求也受到了影响。清代时期，广西位于偏远地区，工业与城市发展水平不高，商业化是推进当时广西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农产品是当时商业化的主体与核心，可以说，清代广西主要是依靠农村发展起来的，城市与少数民族农村经济互相推进，实现了共同发展。 2．晚清官方的扶持加速了广西各族的农业生产商业化 实践表明，政府是引导与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晚清时期，广西少数民族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得益于政府的支持。19世纪80年代，中国生丝出口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沿海一带城市的蚕丝生产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蚕丝需求量不断提高。面对这一形势，广西认识到了蚕丝带来的经济效益，当时任巡抚的马丕瑶便鼓励当地农民种桑养蚕，他还亲自到各州考察适合种植的地方，在各地开展种桑养蚕的宣传活动：“抵任以来，访询情形，以为劝办蚕桑可以兴利……通饬各州遍察境内何处宜桑，可以种植养蚕……下《蚕桑辑要》一册……遍查从册内所注植桑养蚕之法至周。”[20]至此，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种桑养蚕规模不断扩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蚕桑之利，兴转移之效速，富民之术，莫此为良。” [21]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纺织业产生与发展，国内市场对棉麻的需求数量不断增长，为规范纺织行业发展，广西地方官府结合当时情形颁布了奖励种棉事业规则，针对开垦荒地种棉、联合建立棉业会、开设棉业研究所、合资创建汽机纺纱及织布公司等有助于促进棉麻业发展的行为都给予了相应的奖赏。在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下，广西民族地区的棉麻种植规模得到了进一步扩大，为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可见，晚清时期，广西地方政府在推动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上的重要作用，是值得认可的。 3．晚清时期经济发展带来了各族思想的融合 开埠通商政策的实施，使各地经济往来联系紧密，加强了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比如闽粤地区流传的妈祖崇拜，就是由闽粤商人传人广西少数民族当中的，后来逐渐发展成各族人民的崇拜信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联系、文化融合程度与思想观念上的影响程度也在不断加深，给各民族的文化意识与传统思想带来了一定的改变。 传统上，广西壮族、瑶族等民族的人们都具有严重的“轻商”观念。商业化形成之后，壮、瑶民众与外界接触越来越频繁，逐渐形成了从商意识，后来也有一些人成为商人。清代之后，壮、瑶等民族之间在实行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也会通过交流来了解各民族所拥有的先进事物，并将这些新鲜事物带回本民族来，这种交往联系不仅有利于推进各个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还进一步强化了各民族人民的商品经济观念，传统关于商人为奸、从商为贱的落后观念逐渐弱化，商人地位有所提高。 在瑶族本族当中也形成了个别专业经商活动，产生了具有农民与商人双重身份的商人与专门经商的商人，比如一些瑶族群众“最初只是兼职收购东西，后来随着收购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于是这个人就发展成了专门经营该行业的商人”。[22] 乾隆时期，浔州府地区吸引了很多粤商前来经商，粤商与当地壮人交往密切，壮人开始学习粤商的经商模式。在广西恭城河、贺江一带的瑶族聚居地，生长有大片的杉木，杉木需求量的增加，使得当地杉木出口总量不断提高。然而随着杉木收购数量的不断增加，杉木开采程度也不断提高，杉木数量已无法满足出口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居民就开始了杉木种植，瑶族村民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包括桐、茶、杉木、棕等： 有湖南省之洪江张吉昌、杨三和等以前作此黑（桐）油生意，收卖贵州桐油发财百十万两银两之富……其有桐油他省大有作用……栽桐树速成利益也……桐树最宜栽多，或五千株一丛更妙。[23] 随着近代以来国际市场对桐树、茶树需求量增加，桂北地区壮、瑶族商人多从事桐茶业采购。经营桐茶业的商人，无不走上了发达致富的道路。还有部分壮、瑶人开展手工业生产与矿业，比如在道光时期，宁明一带的壮人只会从粤商手中采购八角原料回来进行加工，咸丰年间，宁明壮人掌握了广东人的技艺，开始“蒸作茴油，贩卖得值”。[24]生产出来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获得了巨额经济利益：“近山则芋头大薯，亦宜播植。至于八角、桐油等树，更为生财大道。”[25]在与客家人的长期交流联系过程中，壮、瑶等民族之人也慢慢改变了轻商的思想。 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清代以来，广西经济的开发程度与发展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各民族之间发展差距慢慢变小，在思想文化上的融合程度也不断加深，对各民族的民俗文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