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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民族交往合作促进了民族间和谐交融 1．以经济扎根广西，友爱睦邻 因为汉族人拥有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与手工业生产技艺，物质生活相对富足，因而很多壮、瑶等民族的人都愿意与汉族人开展经济上的往来，与汉族人合作经商，促进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清代以来，这种现象在壮、瑶等民族杂居的地区已经较为普遍，民族之间交往沟通越来越紧密。比如容县壮、瑶人在和汉族人开展物资往来的同时，彼此之间还会进行各种类型的经济合作，包括共同筹办造纸厂与木材加工厂、合作建设矿厂等：“康熙年间，闽客来容，始创纸篷于山中……粤人与瑶又创纸篷百余间……”[26]与此同时，还包括汉族人帮瑶民挑东西、瑶人为客家人耕田放牛等经济往来。长期的经济往来，能够有效满足各民族的经济发展需求，使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系逐渐加深，为日后开展更多类型的经济合作、多方面的交往提供了条件。 2．以文化交流互融，密切关系 汉族与壮、瑶等民族长期杂居在一起，在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难免会相互融合、互相影响，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文化认同等方面，语言通用现象较为普遍，且民族之间对相互的语言都有一定的了解，能够掌握基本的使用技巧，汉族人与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语言可以互通。因而，在汉族与壮、瑶等民族杂居的地区，当地人都能够通晓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这也是广西民族交往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以南宁周边的“平话人”为例： 由北方南下“流入”广西的汉人，产生民族间渐进性的民族互化过程中，在与壮族等少数民族长期共处，形成了既保留有汉族主流文化的特征，但又带有少数民族（主要是壮族）异化融合特征的“平话人文化”。[27] 比如在贵港民族杂居的地方，当地人都可以使用壮话、白话等语言，在广西很多地方也都存在这个特点。语言上的互通，为广西各民族进行更深层次的交往提供了条件。此外，通婚作为民族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促进民族融合团结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广西各民族杂居的地区，通婚现象也较为普遍，汉族人与苗、侗、壮、瑶等民族组成家庭，繁衍后代，民族之间建立了更为密切的交往关系。一些地方还通过通婚化解了很多问题纠纷，维护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 各民族在生活习俗、服饰文化、房屋建筑等方面也相互影响。汉族人迁入广西之前，壮族人的房屋建筑多为干栏式结构，也就是下层饲养牛畜、上层住人，这种房屋结构是根据南方特有的地理气候特点而建的，优点是通风凉爽，然而存在卫生隐患。汉族人与其他民族生活在一起之后，汉族的建筑文化也影响了当地人，其他民族也纷纷学习汉族人的建筑形式。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互相包容、友好相处，为推进广西繁荣昌盛与文化发展提供了保障。[28] 六 结语 广西农耕文化有民族性、自主性、自足性、和谐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由广西各世居民族经过磨合、互融形成的。这一磨合、互融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六朝之前的火耕水耨，到“俚帅”与汉族移民带来的先进中原农耕技术，再到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各族各有特点却有极大共性的农具文化、田间文化与民俗信仰，加上近代以来农业生产方式与商业发展出现变革，广西各族形成了非排他性农业经济格局，以此作为物质基础，广西各族群众在思想上实现了进一步融合。正因为这种经济联系使广西各族发展为大致相似的生计方式、文化特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才极大地缩小了各民族之间的隔膜、差异和差距，从而大大增强了广西民族团结的韧性，也为广西民族团结增添了一副稳定剂。 （杨军：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研究员） [①] 《史记》卷129《贷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3270页。 [②]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第2839页。 [③] 陈直夫校释《万震：南州异物志辑稿》，香港陈直夫教授九秩荣庆门人祝贺委员会，第44页。 [④] 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第61一68页。 [⑤] 《南齐书》卷l4《州郡志上》，中华书局，1972．第262页。 [⑥] 《南史》卷78《夷貊传上·海南诸国》，中华书局，1975，第1951页。 [⑦] 《隋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第674页。 [⑧] 《隋书》卷80《列女列传·谯国夫人传》，第1800-1801页。 [⑨] 《隋书》卷80《列女列传·谯国夫人传》，第1803页。 [⑩] （宋）苏轼：《书柳子厚牛赋后》，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第2058页。 [11]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5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第57页。 [12] 王同惠：《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蓝瑶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1936，第23-24页。 [13]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5册），第21—22页。 [14] 覃承勤、覃剑萍：《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09页 [15] 覃承勤、覃剑萍：《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上），第112页。 [16] 金乾伟、杨树酷：《“牛魂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范式》，《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53—57页。 [17] 唐祈等主编《中华民族风俗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第74页。 [18] 岑贤安：《壮族牛魂节考察》，《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第67，70页。 [19] 刘保元：《瑶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第86页。 [20] 《关于劝办养蚕和工业问题的材料》，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第59页。 [21] 《关于劝办养蚕和工业问题的材料》，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第7页。 [22] 周光大：《瑶族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思想战线》1982年第3期，第27-32页。 [23] 《有关广西种植业问题的材料》，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第57页。 [24] 《平南县志》卷8，1835年刻本。 [25] 《思县志》卷3《食货志》，1973，第1704页。 [26] 《容县志》卷6《舆地志·物产下》，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 [27] 宋涛：《广西壮汉民族相互融合现象探析》，《桂海论丛》1999年第4期，第85-88页。 [28] 杨军：《广西多民族杂居格局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互动空间研究——广西民族区域自治 60年历史经验研究系列论文之二》，《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25·3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