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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通过对东乌珠穆沁旗牧区社会多元发展的实证研究，提出在“被动发展”的政府话语体系中，牧民更愿意自觉实践尊重地方文化和传统的“主动发展”方式，由外源式转向内发型发展。研究表明，只有培育少数民族自身发展机制和参与发展的能动性才是实现牧区社会发展的基础，而地方社会根据其传统机制建构起来的生存实践不仅作为生产方式与外部市场和国家发生联结，同时在牧区现代化冲击下的不断转型中，也使得地方社会的生计方式得以维系，传统社会文化得以延续。 关 键 词：东乌珠穆沁旗/牧区社会/多元发展/内发型发展 标题注释：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东乌珠穆沁旗定居牧民的家计策略与多元合作研究”(项目编号：2015C123)；内蒙古师范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蒙古族定居牧民的社会分化问题研究——以东乌珠穆沁旗调查为例”(项目编号：2014YJRC009)；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研究项目“生态政策背景下的牧民生计与适应策略——基于东乌珠穆沁旗的调查研究”(项目编号：2015YBXM032)。 作者简介：张昆(1983- )，女，蒙古族，内蒙古商都人，民族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生态人类学、民族经济文化与牧区社会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这一词汇，常常代表着少数民族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不断进步发展的话语体系。学术界对牧区社会发展的研究和讨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费孝通先生通过1984、1995年先后三次对赤峰的访问，提出了定居后“小草库伦”和“牧区庭院经济”这种创造性的生计方式，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并将其比作由联合国资助，韩丁兴办的示范牧场的缩小模型。[1]麻国庆基于对内蒙古草原的研究指出，牧区社会发展应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寻求传统游牧知识体系与现代科学的最佳结合点，实现环境、生计与人文三者之间的协调统一。[2]陈祥军也通过对阿尔泰山游牧民的研究提出，牧区的发展需要依靠民间知识体系的支撑。[3](P290)聂爱文认为牧区地方发展政策的主导和草原生态的变化，迫使牧民更多地参与市场经济，并向外迁徙，延伸游牧经济的范围适应环境的变迁。[4](P117～118)近年来，随着“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牧区绿色发展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文兴吾、李后卿等人提出，应以包容性创新推进西部牧区绿色发展，同时也要把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与经济和就业增长有效联系起来，把握当代科技进步的发展机遇。[5](P195)当前，王晓毅、荀丽丽、陈锡文、廖林燕等学者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只有重视“乡村建设整体观”[6]和“在地治理”，[7]以及“产业转型升级”[8]“治理机制创新”[9]才能推陈出新，实现牧区振兴发展。 从上述研究来看，学者们对牧区社会发展的研究，多围绕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外力推动视角展开，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地方社会自主发展能力的关注。牧民通常善于利用原有的社会机制，以及结合传统的自然及社会资源谋求最佳的生存方式，而这种“内生”型的多元策略和发展方式才是牧民适应社会转型，推动地区发展的重要方式。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农村发展具体目标和任务的制定充分显示了，农村牧区的发展将成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牧区社会发展作为中国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游牧生计方式如何转型?怎样处理发展话语背后的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关系?牧民将通过怎样的行动策略适应快速的社会转型?在牧业现代化和牧民生计选择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文化逻辑?这一系列问题不仅是政策决策者，也是学术界应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文章试图通过牧区社会多元发展策略的诠释和实践，窥探牧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主动调适机制，为推进既往的牧区发展理论体系及牧区发展问题研究尝试提供新的案例支撑。 二、田野点概况与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选取的田野点为东乌珠穆沁旗(以下简称东乌旗)，位于内蒙古高原东部，大兴安岭西麓，其地理位置东接兴安盟，南连西乌旗，西邻阿巴嘎旗，北与蒙古国苏赫巴托省接壤。总面积4.73万平方公里，其中天然草场面积6917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占天然草场总面积的95％。现辖5个镇4个苏木，9个乡级行政区及1个乌拉盖农牧业综合开发区。下设57个嘎查、1个国有林场、13个社区，220个牧民小组，192个居民小组。①截至2016年，东乌旗总人口7.07万，蒙古族人口4.56万，牧业人口3.3万。②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聚居的边境牧业旗。 由于东乌旗地处锡林郭勒草原腹地，草原植被和游牧生计方式保存较为原生态，因此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素有“长调故乡、搏克摇篮、服饰之都、游牧胜地、生态乐园”的美誉。近年来牧业现代化成效显著，在中国牧区发展中有其典型性和代表性。生活在这里的乌珠穆沁牧民世代以游牧生计为生存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伊始，当地牧区社会就被卷入国家化、市场化现代性体系中，从游牧到定居、再定居，从牲畜作价归户到草场承包到户，再到今天的牧区振兴和牧业现代化，他们的生计生活经历了一个快速变迁与转型的历史进程。可以说，这种变迁既受自然环境及历史条件的影响，又和政策、市场等多重力量的支配相关。 为了探讨东乌旗牧区社会的多元发展和生计转型，本文采用了人类学经典方法参与式观察。笔者分别于2011年8月，2012年8月～2013年9月，对该旗的牧业生计和社会发展进行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同时在东乌旗农牧业局挂职锻炼一年。因此可以说，笔者身份的多重性、调查地点的多样性，以及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点和面结合的有效性，为笔者在全旗范围内开展一个“由点及面”的多点研究，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及多重观察的视角。 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是运用参与观察的方法，对一个村庄或一个社区进行解剖麻雀式的研究，这样做当然符合人类学田野调查注重微型研究的惯习，但研究视角本身也会因此受到小社区资料细节的困扰，从而忽视了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和思考。费先生曾对人类学调查方法进行了颇为深刻的反思，他认为过去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是不充分的，应采用部分与整体、类型与层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接近整体，去解释中国文明体系内部的多元一体格局。[10](P9)由此，笔者并没有将调查视角局限在一个单独社区内部，而是以旗为单位，选取了东乌旗不同地理位置、植被类型、退化程度及生计状况不同的个案进行分类对比，从而做到由点及面，层层推进，进而厘清整个牧区社会的经济特点及文化特殊性。因此，本研究在牧区人类学研究中的定位是一个以旗为单位的多点民族志，以期在研究方法上对以往以个别社区开展调查的牧区人类学研究有一个方法上的突破和推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