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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身份识别 中国语言身份的识别标准较宽，许多在中国被认为是方言甚至次方言的变体按国际学界的标准则认定为独立的语言，其原因在于所依据的区分语言和方言的标准与国内学界不同。《世界民族语言志》的导论部分提出以下区分“语言”和“方言”的标准： 1.两种语言变体的说话人如果不需要学习另一种话，靠自己母语的知识就可以互相理解通常为同一种语言的两个方言。 2.如果不同变体口语的通话程度较低，但是由于有共同的书面文献，或因有可以互相理解的中心方言而具有民族语言身份认同，还是可以看作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 3.不同变体之间的通话程度即使很高，但是存在明确的不同民族语言身份的认同，则应视为不同的语言。 按此标准，语言可懂度是必要条件，语言认同是充分条件，即民族语言身份认同是比语言可懂度更重要的语言身份识别标准和条件。  这样的标准可以适用于中国某些民族语言和方言的情况。如上述标准1适于内部方言差异小的语言；标准2适于汉语、藏语这类方言口语差别大，但是有共同书面语的语言；标准3适于阿尔泰语系这类语言可懂度高，但是缺少民族语言身份认同的语言。然而按此标准，像苗语、彝语等既没有共同的书面语，也没有中心方言，且语言可懂度极低的众多汉藏语系语言，仅有共同的民族身份，以及语言的历史渊源关系，其不同的地区变体就不是同一种语言的方言，而是不同的语言。可以说，国外学界确认的中国语言数量极大地多于中国学界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中国汉藏语系诸语族语言的方言差别一般都比较大，其方言土语之间的可懂度很低，基本不能通话。根据方言内部的差异程度，差异大的方言分次方言和土语两个层次，差异小的方言只分土语。有学者认为，苗语和彝语是汉藏语系方言可懂度最低的语言，也是《世界民族语言志》分立出独立语言最多的两种民族语言。下页表4列举了中国学界对苗语方言土语的分类系统[主要采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2009）和《中国语言地图集》（2012）的数据]，及其与《世界民族语言志》分类系统的对应情况。  彝语可分6个大的方言区，其中东南方言内部的差异最大，孙宏开先生多次发文（如孙宏开2017）质疑其独立语言身份的诸多彝语变体即分布于此方言。该彝语方言内的阿细（Axi）、撒尼（Sani）、阿哲（Azhe）、阿吾（Awu）、濮拉（Pula）、大黑彝、小黑彝等支系相互通不了话（陈康2010）。下页表5是彝语较复杂的南部和东南部方言与《世界民族语言志》分类系统的对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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