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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加快民族地区经济转型，关系到民族地区经济长远发展全局，也关系到全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民族地区由于资源依赖与产能过剩、投资驱动与积累不足、产业单一与短板明显以及城乡并重不足与一体化缓慢，成为民族地区经济转型面临的主要困境。必须立足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特殊演进路径，重新定位自身的发展模式，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出发点，通过平等为核心建立国家战略保障，资源合理配置为关键解决产能过剩，产业优化为重点弥补发展短板，以及以城乡并重为支撑推动一体化进程，为民族地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民族地区；经济转型 作者简介：谌利民，王皓田，徐照林，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科研项目“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与重大领域改革路径研究”(项目编号：GF201606)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原因更主要的在于供给侧。目前，中国市场上的供求状况是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现象并存，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具有特殊性，资源依赖、投资驱动、产业结构单一和城乡并重不足等作为其经济发展特殊演进方式，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缺陷，需要在供给侧构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以萨伊为代表的供给学派，萨伊提出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古典经济学关于供求关系最为重要的表述。强调市场绝对主体地位，以自由放任和不干预为特征，成为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经济政策。然而，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供给学派的经济主张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取而代之的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控制，这成为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所奉行的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随着“滞涨”现象的出现，凯恩斯主义受到广泛质疑，以蒙代尔和拉弗为代表的新供给学派的观点再次受到重视，成为美国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并被学界冠以“里根经济学”的美名。以减税和放松管制为特征的里根经济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美国财政赤字问题成为经济的常态，收入分配也走向了恶化。中国当前也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与里根经济学还是有明显的差距，不是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的，而是要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造成的问题。因此，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短期是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长期是以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为目标，民族地区经济要想持续发展更是如此。本文在厘清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特殊性的前提下，直指民族地区经济滞后的原因，是出在供给侧方面，进而提出以供给侧改革加速民族地区经济转型的具体路径。 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环境和历史发展背景，使得民族地区不同内陆地区，具有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的民族性。民族地区民族成分多样，各自具有自身的特点。纵观5个自治区、31个自治州、81个自治县，是以汉族与多民族杂居为特征，生产和生活方式具有强烈的各民族传统特点，从而造就了以民族性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二是经济发展的地域性。民族地区除广西壮族自治区外，绝大多数地区深居内陆与边疆，同时自然环境恶劣，有的位于世界屋脊，有的处于高原、沙漠荒地和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边缘地带。三是经济发展的封闭性。民族地区地处区域边远、生态环境恶劣的地方，基础设施往往滞后于内陆、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竞争意识相对薄弱，资本、科技引入受限，其整体进程水平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空间的落后地位。四是经济发展的复杂性。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一方面是它与其他地区的各种矛盾问题，另一方面是它内部的民族关系和宗教问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常常涉及多种关系，这些问题相互交错，使得经济发展很难照顾到方方面面，也很难满足各方面的希望与需求。五是民族经济政策的特殊性。这包含着政策对象的特殊性，要求针对性更强，范围与主体更明确；政策环境的特殊性，政策制定与实施要因时、因地、因族制宜；政策原则的特殊性，坚持自力更生与国家扶持相结合原则。 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使得民族地区不同于内陆和沿海地区，形成了自身特殊的发展模式。第一，以资源开发为先导，资源依赖型模式。民族地区多处在矿产资源、水资源以及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地区，在现代产业体系环境和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通过开发资源获得经济发展是其普遍的发展路径。在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民族地区，以这样的发展方式，短期内可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以至于出现了GDP赶超东部沿海的地区，然而，长此以往却不能持续，一旦资源枯竭、资源价格降低，转型极为困难。第二，以外部投资为动力，外部依赖型模式。民族地区由于自身历史、特殊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制约，内在物资、人力、社会资本发展水平较低，不足以通过自身发展，只有依靠外部各种资本力量对经济发展进行驱动。这种模式虽然短期内解决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但缺乏内在驱动，经济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内生性增长能力脆弱，一旦外部输血、造血能力不足，经济发展将持续低迷。第三，以城市驱动为依托，城市依赖型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国家政策促进下，民族地区大批资源、装备型城市在“一五计划”与“三线建设”基础上发展起来，像贵州、四川东部山区的攀枝花、六盘水，内蒙古的包头都是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这些城市依托国家政策与自身资源实现快速发展，却与周边城镇缺乏有效的产业关联与空间衔接，带动效应明显不足。同时，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体制，割裂了城乡的互动交流，只有单方面的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资源流动，城市的资源无法补给农村，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滞后，这也导致了一些民族地区有闪亮的城市点，却无光耀的城市环，城乡严重割裂。第四，以原料出口与加工制造为格局，封闭循环型模式。民族地区受到历史文化、资源环境的限制，以及本身市场发育不足和政策的干预，经济发展结构单一，主要是以资源出口与加工制造为主要方式，封闭循环的缺陷较为突出。一方面表现在对外开放有限，民族地区与资本输出国、国际市场较远，外资进入及利用水平低下。另一方面表现在国家采用垂直性的分工格局，民族地区以原料出口为主导，自身的产业体系不健全，横向的分工协作与产业衔接不足，先进的技术也无法有效地向区域内各产业转移与渗透，加之创新挤出效应与制度弱化效应的影响，多数民族地区处于经济发展低水平循环状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