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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在对中西方学术视野中的“西南”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中间地带”这一既涉及地理方位，又暗含族群融合过程的概念为视角，对永胜彝族支系他留人《一棵老梅树》和丽江纳西族《鲁般鲁饶》等“情死树”殉情传说进行了分析。作为具有相同的“情死树”母题的殉情传说，他留人籍此解释了包办婚姻向自由婚恋转变的缘由，而纳西族的传说则正好相反。将传说与明清以来西南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相结合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两个族群中存在的殉情现象均与强制性移风易俗政策造成的“恋爱自由，婚姻不自由”的二元婚恋形态有关。相似的文本反映着族群之间，由于与汉文化关系的远近形成的不同的文化格局。其中，他留人的地理及文化生境正是西南较大“中间地带”中生成的较小“中间地带”的典型。对族群间婚俗传说的对比研究，利于理解中间地带边界人群的文化在“夷汉融合”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与过渡性，也为“中间式”论述框架提供了更为具体、丰富的个案与可能性。 关键词：中间地带；纳西族：他留人；殉情传说；改土归流 基金项目：云南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化变迁视野中的他留人族群认同研究”（YB2016040）。 作者简介：杨晓雯，女，云南永胜人，云南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与传播、民族艺术研究。 一、理论视角：“西南”研究与“中间地带” “西南”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小西南”仅指包括云贵、巴蜀在内的区域；“大西南”还包括西藏和广西与滇川相邻的一部分。作为地理意义上的“西南”，远离中原，偏居一隅，因此潜藏着特殊的文化内涵——“西南”相对“中原”而存在，没有“中原”，就无所谓“西南”。在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政治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中心主义形态下，“西南”逐步成为从“中心”俯看“边缘”，与“中原”形成鲜明的参照，从而凸显中国存在文化与地域差异的视角之一。 作为学术语汇的“西南”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大学等知识生产机构对比建立而产生；非汉语文本采用“西南”概念研究中国的潮流则盛于20世纪80年代，代表如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查尔斯·凯斯（Charles Keyes）和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的研究。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西南”转向，表明其从华北、东南转向西南，从汉人社区转向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趋势。无论是“中心”与“边缘”二分的“天下”体系，还是中西方学术语汇对“西南”的研究，都可以看出“西南”是在中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言说、定位下成长起来的。因此，“藏彝走廊”“中间圈”“中间地带”“缓冲地带”等概念的提出，正是中西学者们出于打破文化中心主义，重新创造西南知识体系的尝试和表述。 “中间地带”（MiddleGround）源于美国学者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对北美大湖区的印地安人与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开拓者之间的关系的考察。他一反以往简单讨论美国人或欧洲人对印第人所施行政策的研究，而是置印第安人于场景的中央，从“他者”的角度重新厘清欧洲人与该区域的印地安人在文化接触过程中的互动关系。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对“中间地带”界定如下：“‘中间地带’是地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地带，也是帝国与国家之外（nonstate）的村落世界之间的地带”。[3]美国学者纪若诚（C. PatGiersch）采用“中间地带”的概念来分析中国西南社会，他认为，怀特基于美国大湖区族群关系提出的“中间地带”的概念可以在世界上任何有着帝国、土著、移民的多种文化交汇的地方产生意义。他提出：“‘中间地带’不仅是简单的区域概念，更是看世界的一种视角，直入边疆研究中的几方面问题。有时它涉及地理方位，另一些时候，它又暗含族群融合的过程。有时，它又在表述着物质变迁或是基于边疆族际关系上的政治变迁。然而，这种多重含义却使空间与过程集于一身的‘中间地带’这一概念变得非常有力”。[4]沈海梅教授以“中间地带”为文化视角来分析“西南”概念中的核心部分——云南，认为“云南不应当再是文化中心主义下的边缘，而是中国内地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结地，也是与西藏和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结地。”“这里一直是多种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意味着多重关系的叠加，民族国家、族群、地域、性别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维度，也同样表现出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面孔。”[5]早于沈海梅教授的“中间地带”，受费孝通先生“藏彝走廊”提法的启发，王铭铭教授提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三圈说”——由核心圈（汉文化圈）、中间圈（少数民族文化圈）和外圈（海外圈）组成。[6]无论是“中间地带”“中间圈”，还是“藏彝走廊”，都与“西部”或“西南”相重叠，都指不同共同体交往的地带，它们体现的疆界不是线性的，而是块状的、带状的，具有高度的文化综合性、相互性与流动性。对“中间圈”里活跃的上下关系、族群相互性及流动性进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能避免“中心—边缘”二分法的绝对性，为多民族错杂居住区域的文化研究提供一种“中间式”论述框架和视角。 历史上丽江纳西族以殉情而闻名，反映殉情现象的长诗、故事、传说在纳西族古典文学中独树一帜，代表作有《鲁般鲁饶》《放猪栽桃》《达勒?阿萨米》《游悲》《逃到美好的地方》等作品，塑造了开美久命金和朱古羽勒排、安朱拉来咪和朱补朱德若、达勒?阿萨米和长工等痴情、刚烈，敢于反抗，勇于殉情的青年男女形象。美国学者赵省华（Emily Chao）利用较早开展纳西族研究的西方学者约瑟夫、洛克、顾彼得、安东尼、杰克逊等人的调查资料，对纳西族殉情现象进行了研究。为了重构1723年以前纳西族的性别习俗，赵省华（Emily Chao）以丽江永宁摩梭人的资料作为参照，据此证明清王朝1723年后推行的“改土归流”是导致纳西族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发生巨大变迁的重要原因，并造成了丽江纳西族社会中的殉情、仪式及两性角色的转变。[7] 无独有偶，笔者在研究丽江永胜县彝族支系他留人的婚恋习俗时，发现其传说与同一地理单元中的纳西族的殉情传说有相似的母题，他留人的传说《老梅树》和《巴长马》对族群自由、简单的婚恋习俗以及男子串“青春棚”的由来进行了解释。结合婚恋习俗，分析其传说文本，可以发现，两个族群看起来差异较大的婚恋习俗中隐含着相似的文化记忆。笔者拟以“中间地带”为理论视角，将他留人与纳西族的婚俗及传说纳入其中进行考察，借永宁纳西族摩梭人为参照，探讨族群之间的婚俗文本记忆以及“以夏变夷”的进程中，不同族群在其地理和文化的“中间地带”所呈现的历史场景和互动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