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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早期的“羁縻”、元明以来的“土司制度”以及随之而来“改土归流”政策，都是“以夏变夷”长期的政治文化过程。王明珂先生提出以“边缘”的漂移来界定“中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反中心主义的努力，但仍局限于“夷夏”二分但身份及文化边界可变动的“天下”体系。[26]实际的历史进程，历时久远，枝节横生，汉文化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因此，能够充分反映文明等级之间互动关系的“中间式”论述框架——“中间圈”“缓冲地带”“中间地带”等理论对于西南研究意义深远。 以中央俯视“西南”，它处于远离中央王朝及文化中心的边缘；将其置于“中间式”论述框架中，它处于更大的地理及文化区域内的“中间地带”。既有隔离性又兼具中介性的功能使其具有区辨内外的政治、文化意涵。它与弗雷德里克?巴斯的“边界”和王明珂的“边缘”不同，连瑞枝认为“它是由许多的‘点’所组成‘面’的区域，其由重重区隔、层层表里的人群与空间所组织而成。随着外缘历史条件不同，它的范畴也会随之扩大、缩小、漂移或是被重新定义。”[27]在该地带，中央王朝的力量、土著甚至是移民的力量均会在此交织，从而带来跨文化接触的复杂性。同时，“中间地带”还可以在任何疆界流动中生成，不断生长出新的“中间地带”。作为一种视角，“中间地带”不仅能让跨越中国西南与亚洲边疆的一些大区域的历史场景获得空间与过程的解读，也便于从微观式聚焦的社会文化场景中透视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在滇西北的地理及文化框架中，因与汉文化的远近关系，族群之间呈现出文化的过渡场景，而他留人的地理及文化生境正是西南较大“中间地带”中生成的较小区域内的“中间地带”的典型，对其所处文化系统内不同群体的对比研究，利于理解不同的边界人群的行动性与主体性以及面对文化政治的游移与流动形成的文化状貌，也为“中间式”论述框架提供了更为具体、丰富的个案与可能性。如纪若诚（C. Pat Giersch）所言，在文化的接触与变迁过程中，各方都是行动者，都是变革的对象[28]，西南边疆的某些文化接触，或许并不一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力量角逐，一些新的东西也有可能在碰撞中出现，不同族群所处的空间与过程的差异，使得文化碰撞的结果呈现丰富的内容与样态。 注释： [1]基金项目：云南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化变迁视野中的他留人族群认同研究”（YB2016040）。 [2]作者简介：杨晓雯，女，云南永胜人，云南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与传播、民族艺术研究。 [3] Rechard White，1991，The MiddleGround :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Great Lakes Region, 1650—1815， P. XI. [4]纪若诚（C. Pat Giersch）.“混杂的人群”：中国西南近代早期边疆的社会变迁（1700—1880）[A].陆韧.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138-177. [5]沈海梅.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和认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6. [6]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3—54. [7]赵省华（Emily Chao）.殉情、仪式和两性角色转变[A].白庚胜，杨福泉编译.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190—214. [8]该则传说由讲述人六德乡双河村委会二村他留人兰绍吉老人讲述。六德乡文化站他留文化研究中心杨如刚搜集记录。搜集时间：2001年1月5日。 [9]杨福泉.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18. [10]杨福泉.丽江纳西族殉情现象揭秘[J].民间文化，2000（1）：10. [11]李霖灿.麽些经典译注九种[M].台湾：中华丛书编委会，1978：246. [12]由六德乡三板桥村兰恒发、上朗者村兰兴旺、树柏佐村王俊国讲述，杨如刚搜集整理。 [13]伊藤清司.中国古代典籍与民间故事[A].辽宁大学科研处编印.中国、日本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在华学术报告集），1983：1. 在该文中，伊藤清司将“难题求婚型”传说根据发难者的不同分为A、B两种类型。A型是姑娘或姑娘的父亲向求婚的小伙子出难题，B型则是有权势者为了霸占别人的妻子或女儿而向该人或其父出难题。 [14]傅光宇.“难题求婚故事”与“天女婚配型”洪水遗民神话[J].民族文学研究，1995（2）：65. [15]刘亚虎.神话与诗的“演述”——南方民族叙事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9. [16]黄大宏.中国“难题求婚”型故事的婚俗历史观—— 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婚姻制度的关系假说[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90. [17]杨福泉.丽江纳西族殉情现象揭秘[J].民间文化，2000（1）：11. [18]赵省华（Emily Chao）.殉情、仪式和两性角色转变[A].白庚胜，杨福泉编译.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190. [19]赵省华（Emily Chao）.殉情、仪式和两性角色转变[A].白庚胜，杨福泉编译.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206—207. [20]杨福泉.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55. [21]连瑞枝.山乡政治与人群流动——十五至十八世纪滇西北的土官与灶户，载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微信公众号“人类学之滇”2016年12月14号. [22]刘慥.乾隆《永北府志》（卷1），云南省永胜县地方志办公室翻印，1993：14. [23]黄彩文.彝族支系他留人的历史源流[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82. [24]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9. [25]汪宁生.云南永胜彝族（他鲁人）的原始婚姻形态[C].永胜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云南省永胜县委员会文史和联络委员会，2013：203. [26]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7]连瑞枝.山乡政治与人群流动——十五至十八世纪滇西北的土官与灶户，载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微信公众号“人类学之滇”2016年12月14号. [28]纪若诚（C. Pat Giersch）.“混杂的人群”：中国西南近代早期边疆的社会变迁（1700—1880）[A].陆韧.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