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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藏高原农业文明的产生 人类在高原站稳脚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定居农业(即考古学界所称的“农业革命”“农业文明”“新石器时代革命”等表述)的产生，这是人类能否生存、拓植于高海拔地区至关紧要的一步。20世纪西藏考古最为重要的成果，是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为代表的一系列具有史前农业因素在内的考古遗址的发现(12)。有关这个过程的起源，吕红亮将其推定在大体距今6000-7000年左右，认为“随着青藏高原周边低地区域早期农业聚落的兴起与扩张，在青藏高原的周边区域的狩猎采集者可能接触到了农业群体的食物生产如栽培作物与驯养动物。适应于广袤多样的生态环境中，狩猎采集者、畜牧、游牧人群一方面据守自我边界，另外一方面也开始了密集的交往与互动，青藏高原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3)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实际上我们将要面临的是这样一些关键性的环节：首先，如果说西藏高原曾经有过一个以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业为代表的生存方式的话，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向农业转换?换言之，西藏高原的原始农业是否直接从这些生存在高原最早的人群中自发产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内部的动因和外部的环境条件又是什么?此外，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存在，即西藏原始农业并非从旧石器时代的土著人群中产生，而是从周边的农业文明地带传播而来?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藏东卡若遗址，在这个遗址的早期遗存当中，发现的主要农作物种类是粟，聚落中发现大量半地穴式的房屋，墙体和地面均作过处理，出土的陶器、石器与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也具有可比性。所以，卡若遗址的发掘者认为，“如果我们综合考古和传说两方面的资料进行分析，似乎可以推测西藏的原始居民中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土著民族，其定居在西藏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器时代的后期，他们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族；另一种是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他们可能是经营农业的。……卡若遗址早期两期之间文化面貌产生的某些急骤变化，是否与这两种类型的民族文化接触有关，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14)这个推断如果成立，对于西藏新石器文化的不同来源及其与旧石器时代的连接、转换也将成为未来西藏史前考古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其次，是西藏原始农业起源过程中农作物的栽培和传播问题。从西藏高原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上看，目前所发现的农作物是否具备在高原自行培育的可能性尚待研究。虽然曾经有国外考古学家十分乐观地将这一地区也纳入到栽培作物的起源地之一，认为“黍稷类作物的栽培同水稻一样，可能是起源于高原广阔、河谷纵横的喜马拉雅山地区”，(15)但更多的学者却倾向于认为在藏东卡若遗址中发现的粟、在藏南昌果沟遗址中发现的青稞和粟都是外来物种被成功移植于西藏高原的例证(16)。至于这些农作物传入西藏高原的路径与方式，目前正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中，粟类作物从高原东部通过黄河流域传入西藏高原，并且一路西进抵达雅鲁藏布江河谷中游一带的这一推测，已经不断得到考古材料的佐证；但对于属于麦类作物的青稞又是如何进入到高原的路径却还缺乏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也有待于国际学术界从总体上对麦类作物从中亚传入中国这一大背景的认识脉络的不断清晰。 再次，我们是否应当考虑到，在如此广袤辽阔的西藏高原，由于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早期农业产生的内因、外因、对农作物品种的选择与推广、不同生产方式的应用等诸多方面，都会有所不同?举例来说，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河谷平原、藏东高山峡谷地带、藏东南亚热带丛林地带、藏西高原河流宽谷地带在水土条件、气候环境都有所不同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只有一种农业起源模式可以概而论之。目前在西藏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也小，还难以描绘出高原早期农业起源的“全景图”，但可以期待随着未来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一图景将会日趋清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