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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藏早期金属器与“早期金属时代” 所谓西藏“早期金属时代”，是童恩正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西藏的考古发现还很难从石器时代之后明确划分出一个铜器时代，很多时代较早的金属制品都是铜器、铁器混杂，暂时只能概括地称其为“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上限约开始于公元前一千年代，而下限约结束于公元6世纪吐蕃王朝兴起之前(23)。在如此宽泛的时代范围内来讨论西藏高原的“早期金属时代”，实际上只是划出了一个最为概括的时代范围，而并未能对这个时代内的金属生产制造水平、使用功能、社会意义等给出更多的诠释，这是因为当时的出土资料十分有限，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自拉萨曲贡遗址发现青铜镞、铁柄铜器之后，西藏出土的各类金属器物逐渐增多，我们对于这个时代范围内金属器所表现出来的若干特征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24)。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关注点：其一，从考古资料能否表明西藏高原已经有了早期的冶炼工业?要回答这个问题，曲贡遗址的考古发现十分重要，因为从遗址早期的地层中发掘出土了一枚青铜镞。发掘者注意到，从这枚青铜镞的形态上看，属于时代较早的铜镞，它应当是仿自扁平的骨镞的造型，和曲贡遗址中出土的玉镞的形态也很相似，表明铜镞当为本地铸造，不是远方的舶来品。此外，还因为铜镞为消耗品，以铜来铸造镞这种兵器，不仅表明铜镞用铜量有所保证，还表明当时的青铜冶铸也有了一定的规模。这枚青铜镞，是迄今为止在西藏所发现的早期金属器中年代最早的。据考古发掘报告，曲贡遗址早期地层的碳十四年代数据目前已测出6个，经树轮校正后，年代介于公元前1742年—前930年之间，除去一些明显偏晚的数据，可将曲贡遗址的年代定在距今3500年—3750年之间。但这可能还不是曲贡遗址最早的年代，估计它的年代上限或可再推到距今约4000前。发掘者认为，“那就可以进一步推测，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之际，生活在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曲贡遗址先民已经开始步入青铜时代”。(25)这个推论因为有明确的地层关系为依托，应当是较有说服力的。但唯一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类似曲贡遗址出土青铜镞这样的发现，还仅仅是一个孤例，要证明西藏高原确实存在早期的冶炼工业，需要更多的考古学证据。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开始关注和寻找西藏高原的早期冶炼工业遗址，也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2004年，在拉萨市郊堆龙德庆县嘎冲村发现一处遗古址，先后两次在遗址中采集到陶片、石器、炼渣以及陶质的鼓风管等遗物(26)，这个发现对于认识西藏高原冶金技术的起源和传播具有重要价值，因而被评为2004年度的“100个重要考古新发现”之一(27)。其后，李映福、哈比布等人对这个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首先，遗址中采集到的“炼渣”，原来认为是“铁渣”，还采集到所谓的“铁块”，故原调查者将其年代大致比定在“吐蕃时期”。后续的研究鉴定表明，这些采集到的遗物均为青铜炼渣，从陶片表面粘附的炼渣粒表明，这些陶片与冶炼遗物可能为共存关系，这些陶片和伴出的打制石器与拉萨河谷的曲贡、邦嘎、昌果沟等处遗址具有相同的文化面貌，研究者由此推测，“冶炼遗物与陶片、石器的年代应是大体一致的，即距今3000年左右”。其次，遗址中采集到的“陶质鼓风管”，经研究者进行考古类型学的比较之后，认为与之类似的冶炼遗物以往曾在印度、泰国和我国西南的广西等地有过发现，因而西藏发现的这件陶质鼓风管可能和印度、东南亚、我国西南地区的早期冶炼技术之间有一定联系(28)。由于嘎冲村冶炼遗址目前尚未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所依据的材料均为地表采集，所以上述研究意见还有待进一步的可靠资料来加以证明。不过，曲贡遗址和嘎冲遗址的发现至少提示我们注意，西藏高原在距今约4000至3000年之际，有可能已经诞生了早期的金属冶炼业。 另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西藏早期金属时代与周边文化的相互交流问题。笔者曾经分析比较过这个时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发现它们和周边文化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例如，在曲贡遗址晚期的石室墓中，曾经出土过一枚铁柄青铜镜，出土于晚期墓葬中的M203。曲贡遗址晚期墓葬的年代据考古报告为距今约2700年(29)，与早期地层中出土的青铜镞年代相差约1000年，所以这枚铁柄铜镜的来源显然与青铜镞的来源有所不同。目前学术界通过对其形制、纹饰等分析，大多倾向于认为其来源应当是外来文化传播的产物，它不仅具有明显的中亚带柄铜镜的风格式样，同时又显示出与新疆、四川、云南等地青铜文化中的同类带柄铜镜诸多相似因素。(30)另一个例子是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境内的皮央格林塘墓地第4号墓出土的一件双圆饼首青铜剑(PGM6：4)，剑柄的两端各有一呈涡状的圆饼形饰，内有同心圆纹线条，剑茎的格与剑首部位均饰有用连珠纹联缀而成的三角形纹饰，表面似乎还有鎏金，三角纹饰之外尚有一周小圆点组成的联珠纹。类似的青铜剑曾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文化以及中国西南山地的青铜文化中均有过发现(31)，尤其与云南剑川鳌凤山(32)、滇西洱海地区的永胜金官区龙潭(33)、滇西北德钦县纳古石棺葬(34)、云南陆良师古湾(35)、四川省盐源地区的墓葬(36)等处墓葬所出的青铜剑在形制和装饰风格上都十分相似，表明其间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37)。 通过上述两个重要的例证，我们似乎可以观察到，早在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西藏高原各地(甚至是藏地极西)通过藏东横断山脉与四川西北、滇西北高原等族群之间，已经存在着某些交流渠道，或是通过冶金术的传播、或是通过器物之间的交换，都显示出我国西南山地和西藏高原之间，从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已有密切的联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我们所提出的在西藏雅鲁藏布江谷地与横断山脉谷地之间，从史前时代很可能已经开拓出文化交流与传播路线的这一假说，提供了更多的考古学证据(38)。 西藏“早期金属时代”与北方草原和欧亚大陆之间的联系，是过去讨论较多的议题之一。其中包括童恩正先生注意到的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纹饰(39)，也包括吕红亮注意到西藏西部岩画与欧亚草原岩画传统之间的联系(40)，近年来仝涛等人对西藏西部出土黄金面具与欧亚文明关系的探讨等。(41)由于西藏高原十分辽阔，地理自然条件也各不相同，很可能其北部、西部与中亚和我国西域联系较为紧密；而其南部、东部地区则多受到来自我国横断山系河谷传来的文化因素影响，随着今后考古材料的增加，这一文化面貌形成的轮廓、主要的流通渠道及其形成的不同影响，都可望更为清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