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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认识西藏的“游牧文化” 早在1961年，前苏联学者罗列赫(N.Roerich)就曾指出：“在佛教的西藏旁边还有一个游牧民的西藏，即格萨尔王的西藏和牧民英雄史诗。”(42)无可否认，西藏高原的游牧文化起源甚早，其传统也流传久远。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认识西藏的游牧文化，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必须有新的视野。 首先需要廓清的认识误区，是将游牧与农耕“二元对立”的观点、非此即彼，而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互并存、互为补充”。由于西藏地形特殊，北部、西部的羌塘高原和南部、东部的河谷地带在气候、降水、植被等诸多条件都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人们为了适应复杂的自然条件，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生存发展，所采取的策略也绝不是单一型的。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的情况更为常见。 所谓“游牧”，也绝非过去汉族史家笔下的“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固然游牧人群与定居人群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其具有出色的移动能力，能够不断寻求和扩张可资利用的资源环境，利用草食性动物的习性进行“游牧”。但事实上，它们同样也有相对固定的聚居点，甚至形成具有较大规模的文明中心。如同专门研究畜牧与游牧经济的卡扎诺夫(Kazanov)所指出的那样，世界范围内真正纯粹的游牧经济是很少的，畜牧方式可以分为没有农业的纯游牧、以农业为补充并有全年季节性草场的半游牧，还有半定居游牧(大多数人定居，少数牧人在外放牧，他们或常年在外，或利用夏季草场)，最后一种形式是定居饲养，它只是定居农业的一种补充形式(43)。根据迄今为止在西藏的考古发现，笔者曾提出至少可以划分出3种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聚落类型(44)：第一类是季节性的半定居式聚落。这类聚落与游牧民族冬季与夏季营地的划分有着密切的关系，典型的例子是发现于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的札达县丁东遗址，它是一处简单的冬季营地，有别于农耕民族的定居式聚落，是一种具有季节性的半定居式聚落。(45)第二类聚落是临时性营地。这类聚落一般仅供游牧民族短暂地过往停留，它的最大特点是在地表上没有留下固定的建筑遗址，但却遗留有火灶、灰烬层、石器、陶器以及动物骨骼等游牧生活的遗迹。这类聚落典型的例证是藏北地区当雄县羊八井镇桑萨乡隆多村发现的加日塘(“塘”在藏语中意为“平坝”)遗址。(46)第三类聚落是大型的城寨型聚落。这类聚落规模较为宏大，聚落形状也较为复杂，往往以地位突出而显著的中心建筑为核心，围绕分布有密集的一般中小型建筑、墓葬等遗存，具有不同级别的游牧部落首领统治中心的性质。最典型的例子，是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境内发现的卡尔东遗址(也有称为“穹隆银城”遗址)，这处遗址规模宏大，遗址内发现有防御性建筑(防墙和堡垒等)、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宗教祭祀建筑、生活附属设施等类型(47)，如果结合在城下发现的大型石丘墓葬等因素推测，很可能是具有古代游牧部落“王庭”性质的大型遗址。 综上所述，我们对西藏的“游牧文化”，必须有全新的认识基点。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羽田明在《游牧民与都市》一文中便曾列举了历史上斯基泰人、匈奴人、突厥人、回纥人等众多具有游牧民性质的族群营建大规模城与都邑的文献记载，来论证游牧民族同样具有定居化、都市化的“另一种性格”。(48)在与西藏高原相毗邻的中亚、北方草原、新疆、青海等地的考古工作中，游牧部族的过往留驻都曾留下十分丰富的遗存，而西藏“游牧文化”的性格如何、我们如何通过考古发现来重构西藏游牧文化的发展历程、表现特征及其内在特质，将是西藏史前考古未来重大的面向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