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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百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其实是被低估的。从考古人类学上考察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需要同时考虑越人“汉化”和汉人“越化”两条线索，并注意“同而未化、融而未合”和越文化反弹的情况。汉代江浙地区、岭南地区和云贵高原百越人群融入“中华一体”的进程可以分别归纳为共生、次生和羁縻三种类型。百越融入“中华一体”最深远的历史意蕴，是奠定了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 关 键 词：百越；中华一体；共生类型；次生类型；羁縻类型 作者简介：郑君雷(1968- )，河北承德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边疆考古学、民族史和文化遗产研究。 一、引言 从考古学上考察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会牵连民族史、民族学，这些内容大致属于宋兆麟理解的“民族考古学”范畴。 不过“民族考古学”在国内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概念。 国内学者对于“民族考古学”的概念、研究范式乃至学科属性争议颇多。 究其原因，其实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考古学渐向“新考古学”甚至“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转型的学术背景有关。在此学术转型中，西方民族考古学的内涵和价值取向已然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学者的各种理解，对应着西方民族考古学不同阶段的认知，而且时有混杂交织甚或“误读”，并且在民族考古学本土化实践中有所“发挥”，歧义丛生也就在所难免。宋兆麟对于“民族考古学”的理解与多数国内学者不同，以为“民族考古学应当专指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像夏代考古、东夷考古、匈奴考古、鲜卑考古、百越考古、高句丽考古、吐鲁番考古、巴蜀考古、南诏考古和西夏考古等”。[1]王仁湘认为这类研究即是“边疆民族考古”。① 虽然概念有争议，但是国内学者普遍承认民族学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承认两者结合能够扩展考古学的阐释空间，这种实践在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考古学研究中意义尤其突出。抛开价值判断，在部分学者“新考古学认同”“民族学与人类学趋同”的学术背景下，将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结合在宽泛意义上称为“考古人类学”，似更容易得到理解并形成相对共识。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察似可以作为考古人类学的研究个案。 在从“前天下一体”发展到“天下一体”乃至“中华一体”[2]的历史进程中，“天下为一，万里同风”②的西汉帝国是关键节点。“中华一体”在西汉边远地区的表现就是汉文化的形成，在百越地区就是当地以南越、夜郎、滇等地方政权形态或以吴越、骆越等部族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土著文化体系不复存在，在文化性质上已经转变为汉文化的地方类型，这些内容可以置放在“统一”的维度上加以考量，其标志是设置郡县。[3] 考察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应当注意以下线索，即江浙地区、岭南地区和云贵高原汉文化的形成过程不同，汉文化的发育、稳固状况亦呈递减态势；福建等地区存在着贾敬颜所谓“同而未化、融而未合，或半同化、半融合的情形”，[4](P198)贵州等地区甚至见有越文化的反弹；在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越人“汉化”和汉人“越化”这两条脉络相互交织，而楚、秦、汉三个历史阶段各自发挥着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