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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浙地区：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共生类型” 江浙地区以长江下游的江南和钱塘江流域为中心，秦汉时期属于“东楚”南部，商周时期为吴越之地。土墩墓是吴越地区夏商之际至战国前期最有代表性的考古遗存，“与越族文化圈的其他地区有着明显的不同，反映了他们在文化传统上的重大差异”。[32](P161、176～179) 汉代边远地区设置郡县以后，中原文化因素一般会迅速增加并逐渐占据主体，江浙地区最特殊。江浙地区历经楚文化的强烈影响，尤其是秦汉设置郡县的冲击，但是从印纹硬陶、原始瓷、高温釉陶发展至青瓷的技术传统却一脉相承，以印纹硬陶和土墩墓为代表的吴越文化因素汉代甚至更晚时期一直存在。 “福泉山类型”西汉墓以扬州、上海一带为中心分布，是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产生的地方类型，惠帝至景帝时期楚文化因素大幅减退、吴越文化因素复苏是其形成基础。武帝前后至成帝时期，福泉山类型的越文化因素有增加现象，并且向江淮平原西部扩张，至东汉早期仍有一定势力。[33] 汉代土墩墓以杭嘉湖地区分布最集中，与商周土墩墓的密集区大有重合，“自然的地理环境因素并不足以解释这种近乎顽固的文化现象”。[34]虽然营建方式和内部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别，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汉代土墩墓是吴越土墩墓传统的延续，“是大一统形式和地方文化特点的产物”。[35] 江浙地区汉墓随葬器物中高温釉陶和泥质硬陶比例大，仿铜陶礼器以高温釉陶为主，泥质灰陶从未占据主流，陶器种类、形制亦有地方特点。“泥条盘筑的制作方式、器表拍印几何纹的装饰技法仍贯穿于整个两汉时期”；高温釉陶虽然“在产品种类、施釉方法和釉色、原料等主要方面”与“原始瓷迥然不同”，但是为“东汉成熟瓷器的烧制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6](P109、107) 从东汉晚期开始江浙地区的墓葬制度出现了较明显变化，中原文化的影响持续深入，吴越文化传统发育出新的地域特征，主要表现是随葬青瓷器种类、数量繁多，在以“画像镜”“神兽镜”为代表的铜镜制造业和以“越布”为代表的纺织业上亦有体现。 吴、越两国在百越人群中社会发展水平最高，吴王寿梦通中原(前585年)以后开始与中原文化发生实质接触。越国归楚后尚有“越王孙开”，情形与三国时氐人“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16)相似。江浙地区汉文化在百越地区发育得最为稳固，在当地汉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交融”状态，吴越文化基质得以积淀保留(吴春明称之为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37])，并且发挥出“反作用力”，可以称为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共生类型”。 五、岭南地区：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次生类型” “岭南与一般的南方有所区别……代表着大半个中国，是真正的南方。……中国大陆与印度次大陆和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关系都同岭南有关。”[38]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人文民俗的土著性、海洋性特征很明显，南越国文化的汉越融合特征也有许多表现。 岭南战国秦汉墓经常见有底铺河卵石、设置腰坑和“架棺”葬俗。番禺“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17)，徐闻、合浦汉墓出有玻璃、玛瑙、金花球等海外舶来品。西汉在南海郡置圃羞官，在交趾郡置羞官，这两种与特产果蔬、膳食有关的职官仅设置在岭南。南海郡番禺县和苍梧郡高要县“有盐官”(18)，而且华南“制盐业可能拥有不同的技术体系”，[39]本土冶铁生产则迟至东晋。[40] “番禺城在城市营建和建筑布局规划上既模仿了中原一带城市建制，又确立了具有自身因素的城建模式”，曲流石渠并且显示出东南亚的建筑风格；[41]“万岁”瓦当则“是南越国既臣属于汉王朝，又保持相对独立的一个侧面反映”。[42]象岗南越王墓楚式“隔间”与汉式“椁坑”“侧室”“耳室”相结合，[43]出土的左、右、泰、部(读如陪或副)四枚“夫人”玺印是自创制度。[44]南越王宫苑遗址出土木简“所见职官名称证实南越国官制‘同制京师’，但有个别职官如‘大鸡官’是南越国独有”。(19) 南越国墓汉式、越式随葬器物普遍混杂，出有汉式鼎、盒、壶、钫的墓中越文化因素同样突出，这些现象是“以都城番禺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一种新型的汉越融合的南越文化”[45]的表现，墓主“大约是一般的南下汉人和已汉化的越人，也有南越国的下级小吏”。[46](P354～355)在考古学上这两类人群已经难于区分，其族群身份可以称为“次生越人”。南越国土著越人与南下汉人交融的轨迹是“民族意识的越化”和“文化的汉化”，趋势是“次生越人”发展壮大。[47] 南越国灭亡后，虽然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西汉南海郡经济、文化大幅衰退，[48]但是汉文化沿珠江等水系和海岸交通线更为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城市建筑更加普遍；[49]硬陶罐和釉陶器等南越国文化因素扩散至湖南地区。[50]西汉中后期岭南汉墓中的越文化因素已是孑遗，戳印纹硬陶中出现五铢钱纹、卷云纹等汉式纹样，墓主族属可以称为土著汉人。 岭南地区与江浙地区汉文化形成发展的差异，主要在于南越国发挥的历史作用。南越国文化本身已经是汉越融合的“次生”文化，这种新型文化与南越国灭亡以后南下的汉文化再次融合，就是我们所谓的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次生类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