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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低估”的“百越” “北有强胡，南有劲越”，历史上经常胡越对举。“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③的说法适可以说明中原居民与其北方、南方族群“三足鼎立”“三位一体”的共生并存关系。有关匈奴及其与汉帝国密切互动的论述庶几汗牛充栋，而“百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实际上是被低估了。 以南越国为例，南越国不仅控制岭南，击破安阳王占领越南北部④，对福建⑤和云贵高原⑥也有影响力，云南楚雄万家坝M23[5]“架棺”方式与广州汉墓相似，[6]所谓“西至同师(云南保山)”并非虚言，俨然一个南方帝国。再如，江浙地区的商周土墩墓流行至汉代，“土墩”形态的坟丘在湖南常德、山东日照、广西合浦、云南曲靖等地均有发现，其中一些与江浙越人的迁移和文化传播有关；联系越王勾践徙都山东琅琊凡二百余年的记述⑦和史实，[7]吴越文化的时空穿透力可窥一斑。 东南、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几何印纹陶遗存与百越及其先民有关。骆越不在几何印纹陶分布区，可能属于濮人。有些学者认为南方民族史中的“濮”就是“越”，[8]夜郎、且兰、句町、漏卧和哀牢诸种属于百越支系。[9]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濮人考古学文化虽然与百越有差别，但这并不影响将濮人纳入百越的讨论。百越本“非止一族之义”，[10]界定百越包括哪些人群集团当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这些具有某些文化共性的人群集团曾经活跃在中国南方的历史真实，及其背后的历史意义。 百越人群有着面向东南亚、面向海洋的文化背景，与中原居民在体质、语言、人文等方面的“文化基质”有差异，罗香林、林惠祥、戴裔煊、凌纯声、张光直等于此多有论述。陈仲玉将此背景概括为：“就以环南中国海地区诸地的地理、人种、交通、贸易和历史背景等方面观察，中国东南沿海诸省和台湾，几乎是东南亚区域的一部分。”[11] 在体质人类学上，先秦时期主要分布在浙、闽、粤、桂的“古华南类型”与现代印度尼西亚人、美拉尼西亚人等较接近，可能代表了“古越人”种系特征。[12]考古学证据包括有段石锛、几何印纹陶、稻作农业、金属农具和牛耕向东南亚的传播，广西平南、北流等地冶铁、冶铜遗址技术体系与泰国等地的联系[13]等。在陆地东南亚方向，与百越渊源密切的古代“掸族”分布在红河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印度阿萨姆地区，[14](P6)云南贝币亦与印度、印度支那“成一系统”。[15] 北方“长城地带”是文化史和考古学上著名的、意蕴丰厚的学术概念，与其相对应，南方存在着一条尚未引起注意的、百越背景的“珠江地带”。南方珠江地带以农耕与渔猎采集的交错、并重为经济特征，华夏人群(东亚蒙古人种)与百越(南亚蒙古人种)在此地带接触、交融，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海洋文化在此地带分野、交汇。⑧有意思的是，北方长城地带以东，是族群、文化具有某些相似性状的东北地区，以西是族群、文化复杂的新疆地区，适与南方珠江地带以东的福建、以西的云贵高原相仿佛。 百越分布范围广阔、文化异质特征突出，在中国南方、东南亚族群中的体质基因和人文积淀非常丰富。[16]“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⑨壮侗语族与百越有着直接族源联系，国外属于这个语族的“泰族、老族、掸族、岱族、侬族分属泰国、老挝、缅甸和越南”。[17]复旦大学的研究表明，良渚和马桥文化居民的某些基因结构传承至当地战国和明代居民，并与国内外“现代百越”群体的族属关系极为密切。[18] 三、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先声 百越文化区“夔纹陶文化和土墩墓文化这两支越人文化兴起之后，即向周边扩张，并呈南北接近态势”，但是更为强劲的楚文化阻断了这种态势。[19]楚国扩张及其引发的百越内部整合、秦帝国的统一和前期铺垫是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先声。 春秋晚期以来楚文化开始对岭南考古学文化发生影响，[20]楚悼王十五年(前387年)吴起“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⑩随着楚文化的东进，江浙地区春秋晚期开始出现土坑墓和木椁葬具，随葬器物的种类、组合和纹饰风格产生时代性差异，[21](P110～111、137)楚威王七年(前333年)灭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11)。楚国扩张导致江浙、湖南越人向岭南迁移，“湖南、吴越和当地土著三方面铜器因素的有机结合共同铸造了本地高度的青铜文明”。[22](P232) “庄蹻王滇”未必是信史，但是有些学者认为楚文化与滇文化有密切关系，[23]昆明羊甫头墓地填埋膏泥、设置垫木和腰坑等习俗与濮人在迁徙过程中受到楚系民族的影响有关，[24](P864、866)云南地区的T形玉璧、环“应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文化的传播而进入的”，[25](P425)滇池周边出土的大量精美的漆木器“似乎表明楚风确实吹到了滇中高原”。[26](P123～124) “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12)秦帝国在江浙、岭南地区设置郡县，在云贵高原“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13)。秦文化虽然未能深入百越文化底层，但是秦统一确实对百越融入“中华一体”起到了铺垫作用。汉代会稽郡、丹阳郡的“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刻石徙之”；(14)广东博罗银岗二期遗存中的“板瓦、筒瓦、云纹瓦当、青铜带钩、玉带钩、陶马泥塑模型、青铜盖弓帽等车马器及铁臿、锄、斧、锛、凿、削、刮刀、矛等铁质生产工具和兵器”等中原因素显然是秦统一岭南的界标性实物，[27](P390～391)秦代始建的番禺城亦受到中原筑城理念和建筑技术的影响。 汉初长沙国、淮南国等诸侯国境内的土著越人已经可以视为“内越”。[28]福建等地区受楚、秦文化影响较小，越文化根基更为深厚，汉代甚至更晚时期仍然处于“同而未化、融而未合”状态。福建地区的闽越考古学文化内涵与中原北方秦汉文化系统截然不同，[29]“汉文化的传播主要集中在闽江流域，特别是崇安汉城一带”，[30]六朝还有山越，唐代还有“溪峒”“溪僚”。越南北部以东山文化为代表的骆越遗存延续至东汉，“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15)。海南岛废置儋耳、珠崖两郡以后，西汉晚期至南齐期间是否在王朝版图之内存疑。[31]湘南、广西右江流域、潮汕等地区情况大抵相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