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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3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历史所中心承办的学术讲座在历史所1216会议室举行。本期讲座由历史所邬文玲研究员主持，历史研究所科研处朱昌荣处长致欢迎词，邀请主讲嘉宾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邢义田先生，讲座题目是《平民与边塞隧长——对古代基层社会读写能力的反思》。来自所内外同仁六十余人聆听了演讲，并参与了讨论。  邢先生首先回忆了与谢桂华先生的学术交往，表达了对谢先生的追思和敬意。说明本次演讲系建立在此前两篇研究的基础上，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与学界同仁交流。 邢先生谈及演讲主题的来源：随着简牍的出土，我们可以了解秦汉时代比较基层的情况。而讨论此问题的原因在于，这关切到秦汉帝国如何建立有效的控制，朝廷政令通知到了最末端，透过哪些人完成统治的，这直接牵涉到基层官吏的读写能力。 在此前的学术史上存在一个误解：大家看到文字材料，就认为这反映了当时人的读写状况。但是，这些材料怎么留下来，由什么人书写，在什么状态下书写。只有深入考察才能认识，必须分别对待，分别探讨。它们是否真的可以反映书写能力，前人不知不觉疏忽了代书代写的情况。之所以考虑这方面问题，是因为接触到外国史的一些知识。 雅典卫城西北有agora广场，举行公民大会pnyx的地点则距此不远，雅典公民要在这个地方集会投票，讨论放逐执政官的问题。公民家中有什么陶片都可以带过去，写下执政的名字。有的是刻的，有的是用笔写的。因此，透过这批材料，以往有学者认为雅典产生如此高度的直接民主制，其原因在于识字率高。但是，1937年雅典卫城北边山坡水井发现了191件被抛弃的破陶片，经分析却说明古代希腊的识字率没有那么高，很多字是别人代替书写的。 那么，同样的疑问就产生了，近数十年来出土古代文字材料极多，这代表中国古代有较高的识字率吗？实际上，近代中国能够读书写字的人也很少。 讨论这一问题具有一些难度，比如什么程度才叫做识字，在什么样的人口基础上讨论识字率，是不是应该区别男女，儿童是否要纳入识字率的讨论。目前恐怕没有人能为中国古代识字率下一个不起争议的结论。因此，本题是在尝试重新评估一下若干曾经以及可能被学者用来讨论秦汉识字率或读写能力的传世和出土材料。 基层百姓的识字能力，工匠的识字能力，并不能与官吏同一而论，这要求我们分头看待不同性质的材料。我们要重视中国古代除了文字，还用什么方式沟通彼此。近代的农村，听、说最重要，需要写契约或讼状，可请他人代笔。如此就可以理解，古代的农村不一定和现代社会一样，百姓没有那么强大的动力去学习读书或写字。从这个角度考虑，古代识字率不高，不难理解。在汉文帝时，贾山说“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可见汉代传布诏令，除去要求地方郡县张挂于乡、亭、市、里显见之处，更重要的是由乡里吏口头向基层不识文字的百姓宣达。对于百姓而言，只有少数人由于账目或其他需要，塾师会教给基本的书算能力。再往下，如果更进一步，才需要更深的书写能力。 汉朝人眼中“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的农民到边塞服役，的确没有足够能力懂得军中的簿籍和文书。但据此就认为汉代边塞的簿籍和文书上传下达都在较高层的部与候官完成，各隧人员如隧长之类不须阅读、记录或书写报告，这个看法值得推敲。此前的一些研究者没有注意到：其一，读写素质可以改变，吏和戍卒，从全国征调来，到边塞上需要学习；其二，秦汉文书“式”的存在，“式”也就是公文范本，使基层的吏写作公文书的难度降低了；其三，出土于边塞的典籍简实际上说明边塞的吏不止于书写，还能阅读更高阶的读物。将以上诸点纳入考虑，足见边塞能读会写之人可以达到更基层的隧一级。 要考察一个帝国统治的延伸情况，关键是最基层的地方有多少人可以处理文书。破城子A8甲渠候官出土的两枚简上的“右史”记录（38.12、38.41A），可能反映了对当时具有文字能力的人，即符合“史”的人的登记。那么，或许还存在一份名单记载“能书”。正因为当时的识字率不高，可能隧一级很少人能读书识字，但是帝国讯息传达却需要这些人。因此，从行政的技巧看，如果知道哪些人“史”或者“能书”，那么就可以把这些人平均分配下去，令较多的隧可以处理文书。因此，这样一份登记就具备存在的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邢先生认为隧长读书识字的能力高于以往学者的评估，同时一般平民的情况却较低，二者之间看似倾向不同、实则协调。农村和边塞是不同的生活空间，边塞是一个特定的军事组织，要求写作文书的能力比农村高，这就需要进行教育。而汉代的学校只能到县或稍低一级，一般农民恐怕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学习，故基本的读写能力偏低，这一认识是合适的。但是，他们到边塞之后就面临组织的需要、战斗的需要、行政的需要，因此汉代丁壮到军中服役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管道，使他们去学习读书识字及国家法律。  演讲结束后，历史所的马怡先生和彭卫先生参与了评议、讨论。马先生认为了解一个时代基层的书写能力，无疑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邢先生两篇文章使用的材料丰厚，论证严密扎实，几乎全无漏洞；立意高远，眼光敏锐。同时，马先生就如何评估古人的识字率，如何确定识字标准和人口基数的问题，与邢先生进行了讨论：引入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标准、汉代大男大女的年界、《汉书·地理志》和《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汉人平均寿命、男女比例、不同知识阶层等因素，估算了汉代识字率的几种可能。此外，马先生还提示计算帛信价格的时候，需要斟酌内地与边郡帛价的差异。汉代书信格式中，作信人通常在起首和结尾具姓名或名，也可能在起首具名、末尾具姓字，因此“弘致李子长”此信的分析，可再斟酌（157.25AB）。隧长有受教育的过程，确实可能存在记录“史”与“能书”的名单，这一方面可能是为了调配，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方便升迁提拔，需要考虑到从“不史”到“史”的考核。 彭卫先生则从秦汉材料太少，需要反复咀嚼的角度，提示大家重视讲座中的很多关怀：一方面是时间上，近代和古代的比较；另一方面，秦汉和希腊罗马，这是空间上的比较。邢先生善于透过表面现象抓本质，从熟见之处发现问题，值得我们学习。此后，彭先生也就如何判断识字率发表了看法，认为很多数据比如汉代寿命、认字字数的标准等难以确定，可以模糊处理，保证基本结论不误就好。针对儿童学习较为复杂的情况，提示《论衡·自纪篇》对书丑的记述。 现场讨论阶段，诸位学者集中辨析了字迹字体的判断、“史”的字形与含义（38.12、38.41A）、敦煌马圈湾汉简217的句读和简文等问题。 最后，邬文玲先生对讲演进行了简要总结，对演讲者和评议人的精到见解，对聆听讲座的学者、同仁的积极参与，表达了谢意。 （撰稿：王彬，审阅：邢义田，摄影：曾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