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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分别对楼兰和尼雅汉晋文书的发现，揭开了近代西北简牍的发现历史。但汉简的发现主要始于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的发掘。一百多年当中，西北汉简多次重大发现带动了简牍整理研究的持续进步。 虽然，整理和研究密不可分，整理中有研究，研究中有整理，在工作过程中往往都是穿插的。但侧重点不同，工作的对象不同，两者却又可划分成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本文主要谈西北汉简整理的历史，以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居延新简为典型，谈谈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整理过程以及它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启示。 1949年以前出土的敦煌汉简，主要是斯坦因1907年和1914年，即所谓第二次中亚考察和第三次中亚考察在敦煌挖掘的汉简。两批汉简的整理过程有很多故事，也有很多可总结的东西。1907年掘获的汉简，斯坦因交由法国学者沙畹(Edouard Chavannes)进行整理，六年之后的1913年，沙畹在牛津大学出版了《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现的汉文文书》[1]。书中收录出土文书991件，其中有敦煌汉简705件。当年底，寓居日本的罗振玉得到此书，便和王国维一起用了两个月时间写成了《流沙坠简》，这是迄今为止被简牍学界看作开山之作的经典。但是沙畹发表的705枚汉简，只有一半有图片，其余一半只有释文。没有图片部分，罗、王只能靠沙畹的释文进行考释。沙畹的书中为什么只有一半的文书有图片，而另一半则没有图片？不得而知。后人猜想，可能是沙畹只把照片清晰、品相好的汉简收录书中，对一些不太清晰或品相不好的干脆摒之不用。但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一个缺陷。斯坦因第三次考察所获敦煌汉简，先交沙畹整理，后因沙畹去世而转交其弟子马伯乐整理。马伯乐的工作旷日持久，直到1953年在他去世八年后才在他妻子的多方奔波下，所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才在牛津出版，时隔发掘时间将近四十年[2]。书中收录出土文书607件，其中有敦煌出土的汉简166枚（34枚缺图片）。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就是留法学子张凤[3]在法国曾帮助马伯乐整理汉简。1925年回国时马伯乐将汉简的照片作为礼品赠送张凤。相约马伯乐的成果发表后可以研究发表，约时三年。可是马伯乐的成果迟迟发表不了，国内学术界比如叶恭绰等人又极力怂恿，张凤便于1931出版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4]，公布了斯坦因第三次考察所获汉简，满足了学界渴望。但也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马伯乐将张凤告到了国际法庭上。官司虽然打赢了，张凤的人格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 1984年，林梅村和李均明搜罗斯坦因两次发掘和夏鼐、阎文儒在敦煌发掘的汉简出版了《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纠正了不少错误并重新编号，收集1949年以前敦煌出土汉简951个号（中间缺号28个，实际收简923枚，另附罗布泊汉简71枚）。这项工作第一次把斯坦因两次在敦煌发掘的汉简见诸沙畹、马伯乐已经发表者编汇在一起，让人看到了全部释文的全貌。但是没有图版，而且用简体字出版，也都是遗憾。直到1990年，日本学者大庭脩在亲往大英图书馆考察的基础上，出版了《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第一次将图版和释文一起把斯坦因两次在敦煌发掘并已公布的汉简汇编在一起，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方便。但是国内并不流行，直到今天也没有通行的译本，看到的人不多[5]。 199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敦煌汉简》，收简2485枚[6]，同时用繁简字体两个版本出版，力图将敦煌出土的所有汉简收集进来，其中1949年以前收录了斯坦因两次发现的汉简和夏鼐、阎文儒在敦煌发现的汉简，总共946枚。1949年以后主要收录了敦煌马圈湾汉简、玉门花海、酥油土和其他零星地方出土的汉简，总共1535枚（其中马圈湾1217简，其他地方321简）。同样是采取了重新编号的方法，1-2484，流水号。此书在收录斯坦因两次在敦煌发掘的汉简时，只是参考了沙畹、马伯乐的著作，没有见到大庭脩在前一年出版的《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所以沙畹、马伯乐书中所缺照片，该书也只能付诸阙如，从这个意义上说，仍然是个残缺本。 1989年下半年兰州大学郭锋到大英图书馆工作，又发现很多斯坦因考察未曾刊布的东西，其中就包括很多汉简[7]。2004年，伦敦大学汪涛、大英图书馆吴芳思邀请海内外学者集中伦敦，才把斯坦因未刊汉简近2300多片整理出来，并于2007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8]。 可以看出，从1907年斯坦因发现第一批敦煌汉简到2007年《未刊汉文简牍》的出版，整整一个世纪。虽然总数只有3000多枚（包括后来整理的未刊部分），但它影响很大，连同此前斯坦因和斯文赫定在楼兰、尼雅发现的汉晋文书，奠定了中国简牍学的基础。长达一个世纪的整理过程，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时间跨度大，从斯坦因和沙畹起，经过了数代人的努力。二是一开始就引起了海内外一流的汉学家高度关注，英、法、德、日以及我国的罗振玉、王国维都曾集中研究并取得了卓越成就，使中国简牍学一开始就成为海内外学人关注的国际显学。三是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此后大量简牍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讲，只是踵事增华，汇入潮流。 但是100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国从清朝末年经过辛亥革命进入中华民国，又经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经过冷战，又进入了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所有这些都给这批汉简的整理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本来是中国的文物却收藏在英国的国家图书馆，给中国学者的研究造成很大困难。就连沙畹和马伯乐的著作也未曾翻译出版。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收录齐全的、图版和释文都比较理想的整理成果。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些零星部分的陆陆续续的整理研究。这些成果，为我们早期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客观原因所致，图版不够清晰。过去的摄影技术同今天不能相比，数码摄影还没有产生，尤其是红外线技术还没有出现，所有发表的图版如沙畹等人只收录了清晰者入书。大庭脩的书虽然收录了较全的图版，但相当一部分不清楚，不理想。二是由于前者的原因，释文水平不高，有很多可借助红外线释读的文字，过去用肉眼是无法释读的，所以一百年过去了，文字的释读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三是排版，过去也是技术的限制，释文不能紧随图版，而是把图版和释文割裂开来，分而为二，先把释文排在一起，然后再附上一部分图版。严格说这也不算大问题，但对读者来讲，造成很大的不便。看图版不能同时看释文，看释文不能同时看图版。看释文的时候要想看图版，必须按号检索，再找图版。几个来回下来，已觉精力不及。四是编号不统一，造成很大混乱。斯坦因发掘时标有出土号，沙畹整理时又有自己的编号，马伯乐整理时也有一套自己的系统。张凤搞《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又有张凤的编号，林梅村李均明所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又重新编了流水号，《敦煌汉简》收录时，又把所有敦煌汉简再作一次统一编号。编来编去，凌乱不堪，让读者无所适从。上次胡平生先生谈到简帛研究的标准化和国际化问题[9]，编号就是一个亟需标准化的问题。一件出土文物或者一枚汉简，编号就是一个身份证，只能是唯一的，不能有多个。遗址出土物的编号应该包括出土时间、发掘地点、探方、层位以及该层位的序号。墓葬或古井出土物除了出土地编号外还应该有简牍的顺序号。不能谁整理谁编号，谁出书谁编号。林梅村、李均明先生的《疏勒河出土汉简》和1991年甘肃考古所的《敦煌汉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把所有汉简重新编号，书后再附编号索引表。给读者平添了很多麻烦。五是繁简字体的问题，不管是《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还是《敦煌汉简》、《居延新简》所出简体本，都有很多使用的不便。繁简转换有很多不对应，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用简体字整理出版出土文献，会给今人和后人造成很多麻烦，这里不多说了。六是发掘报告问题。既然是出土文献，就涉及到出土的时间、地点、探方、层位以及墓室中摆放的位置、形态和相关文物的所有情况，即考古发掘要求的各种要素。没有了发掘报告，资料就不完整，研究就受限制。可我们的发掘报告历来都十分滞后，有些甚至就不了了之，没有下文了。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所写《三代和田》、《塞林提亚》和《亚洲腹地》，严格说起来算不上规范的考古报告，但就是上述三书，我们也不是轻易能看到。三书的英文版分别出版于1907、1921和1928年，由巫新华等人翻译出版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和《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也都与原书出版相隔了90年到100年的时间[10]。 居延汉简的整理，虽不同于早期敦煌汉简的情况，但也有自己的特殊经历。首先经历了八年抗战的炮火硝烟，后又经历了国共两党的海峡分治，汉简的整理留下了这一时代的烙印。1931年5月居延汉简运到北京后，先在北平图书馆，由傅振伦和傅明德负责拆包、清点、登记、编号、制卡、存放，由马衡、刘半农等人负责释读，但实际工作只有马衡一人在缓慢工作。后来搬到北大崧公府，增加贺昌群、余逊、劳干等人同马衡一起整理。但芦沟桥事变后，又把汉简运到香港。1940年8月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把汉简运到美国，25年后的1965年又从美国运回台北[11]。关于居延汉简的保护和整理实际上牵动了很多人和事，但是最终成果的形成给人的印象则是由劳干先生一个人完成的。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劳干先生在四川的李庄完成了最初的释读，并于1943年出版了手写的石印本《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又于次年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1957年又在台湾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图版之部》。与此同时，大陆则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后又于1980年出版了《居延汉简甲乙编》。台湾则于1981年出版了马先醒先生等人编著的《居延汉简新编》。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又于1987年编辑出版了《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所有这些都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使居延汉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仔细检讨起来，仍然存在着类似于敦煌汉简整理过程中存在的那些问题。令人欣喜的是，时代在发展，技术在进步，整理工作也在不断改善提高，最近台湾史语所又在利用红外线技术，重新拍照重新释读，2014年开始出版第一卷，每年一卷，到明年最后一卷第五卷即可全部出完。贝格曼的《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经索摩斯特洛姆（Bo Sommarstrom）整理，作为西北科学考查团第39本和第41本报告于1956、1958年正式出版。最近我们又将其翻译成了汉文[12]。如此，海峡两岸通力合作，珠联璧合，使居延汉简的整理臻于完善。不过，今年是西北科学考查团90周年，是居延汉简发现87周年。可见，居延汉简的整理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同样是经过了数代学人的努力，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再说居延新简，这同长沙马王堆、山东银雀山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重大发现，整理工作也受到各方面高度重视。需要说明的是，居延新简一开始包括甲渠候官、第四隧和肩水金关所发现的全部汉简。当时计划以《居延新简》为总书名，以“甲渠候官、第四隧”和“肩水金关”为副标题，分为姊妹篇。但是《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和第四隧》出版后，《居延新简--肩水金关》则迟迟未能出版。时过17年后，《肩水金关汉简》则于2011年分五辑陆续出版，整理出版形式完成不同了，也就没有再采取上面的书名。但两者的整理过程是一致的，在此过程中，人们也习惯把两者统称为“居延新简”。 关于居延新简（包括金关汉简）的整理过程，笔者在《肩水金关汉简（壹）》的前言中有过详细记述，摘引如下： 发掘结束后的初步整理和释文初稿是由初世宾同志主持并以此前省博物馆成立的简牍整理研究室为依托而于一九七五年完成的。这次整理工作探索、总结出了一整套工作程序和记录规范，为后来甘肃汉简的整理遵为范式。第一步：拆包清点，清洗泥沙，对能够缀合的断简加以拼接；第二步：按出土时间、地点、探方、层位逐简进行编号；第三步：填写档案；第四步：拍照和释文校正。前两步是基础，后两步是重点。其中档案记录包含编号、质地、尺寸、形制、草图、完残程度、文字、书体、格式、时代纪年、内容、校释者与校释时间等十多项要素，涵盖了每支简牍所能显示的所有信息。比如草图一顶，不仅要勾勒出每简的基本轮廓和细部特做，还要将简上的文字、符号摹写其上。因而，完成档案记录，也就完成了最初的释文。至于释文校正，就是把档案上的释文誊录下来，再依照原简和照片反复辨识和校改。当时形成的这些程序和规范成为西北汉简整理的基本步骤和工作方法，至今具有借鉴意义。198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成立古文献研究室，在唐长孺先生的领导下，调集全国著名专家和部分发掘工作者前来北京集中分组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汉简、山东银雀山汉简以及居延新简进行再次整理：甘肃省博物馆初世宾、任步云、何双全，古文献研究室于豪亮、李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谢桂华、朱国炤参加了西北汉简的整理，主要是依据照片和上述释文初稿，对简文进行反复校改[13]。 我本人参加了《肩水金关汉简》的后期整理，也参加了悬泉汉简整理的全过程。档案是专门印制的表格，誊写稿纸也是专门印制的八开专用纸。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恍若隔世。现在可用电脑轻松完成的事，当时得用艰苦的劳作。光誊写释文一项，专门请写字好的同志，一遍一遍，年复一年地誊抄，光誊写的稿子就装满几个柜子。显然，上面讲到的那些程序和规范，只是手工时代的产物。现在我们从手工时代进入到了数据化时代，上面说到的那些东西，在今天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 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隧》的简体本，1994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图文并排的繁体本。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上面在敦煌汉简和居延旧简整理出版中存在的问题，也都在居延新简中同样存在。图版不清，影响释文的准确，排版不科学影响阅读。就连释文的排版也不能像今天这样自如，得请专门的书法家手工缮写。到后来我们整理出版《肩水金关汉简》时，这些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肩水金关汉简》分五辑十五分册从2011年开始出版，到2016年全部出齐。《肩水金关汉简》的整理出版，比起《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隧》，应该说后出转精，很多方面都解决了以前整理出版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在此之前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班子。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等五家单位再次抽调人力集中整理。有参加过最早发掘的专家，有最早参加过整理的人员，也有在这一领域有深厚造诣的学者。有老一辈，也有青年一代。二是利用了红外线技术和彩色拍照，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尤其是红外线技术，就是近几年的事。利用红外技术，基本解决了图版的清晰问题，图版上看不到的东西，原简也就不会有更多信息了。对研究者来讲，对有些释文有怀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读重新作出释文。三是排版的科学性，图片和释文密不可分，对读者来讲就是很大的方便。这些都是简牍整理史上划时代的革命。为了弥补《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隧》在整理出版方面的不足，我们又完成了《居延新简集释》。包括了上面所说的红外图版和彩色照片，更正了过去释文中的错误，排版上图文并列，并以“集释”的形式作了适当注释。注释或可不准，仅供一般读者参考。有高清图片公布，研究者可完全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新的解释。不管是居延旧简，还是居延新简及金关汉简（也包括《额济纳汉简》），整理工作做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应该是海峡两岸整理工作者贡献给学界的重要成果。顺便说一下，悬泉汉简更是西北汉简的大宗。目前我们正在上述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加快整理。今年9月可出第一卷。 西北汉简被发现到今天已经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来，一代一代前辈学者艰苦努力，奠定了我们今天的基础，也使简牍学成为今天这样的规模和气候。但是回顾这一百多年来的整理研究，也给我们很多启示。一是科学规范的发掘，是后期整理的基础。这一步骤从开始到后来是逐步实现的。最早斯坦因的发掘，就是一种乱挖。以致到现在还有一些简不知出土在哪里，无所归宿。二是标准化的编号。一件出土文物最好一个编号，而且如何编法，要服从规范。现在是发掘有发掘的原始号，入藏有博物馆的入藏号，如果整理者按自己的系统再编一个号，麻烦就越来越多，以致每本书后都得有一个各种编号的对照表。编号的位置也值得研究。过去是按照一般文物编号的方法，把编号直接写在简背或简侧。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有很多弊端。有些简背有笔道或文字，只是当时未能看清楚，再把今人的编号写在上面，无意中损坏了文物。应该把编号写在装简的盒子上或者玻璃管上，要么挂上标签也行，切忌把编号直接写在文物本体上。三是全部信息的完整采录。一枚简反映的信息可能很多，只有文字和照片是不够的。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要素，不仅要全面采集，而且要同简文、图版同时公布。四是清晰的照片，包括红外线和高分辨率的彩色照片，不光让人看清文字，还应让人看到原色原样原简，红外线不能代替彩色照片。五是准确的释文和适当的注释。当然准确是相对的，就是尽可能少有错误。有些字当时看不清不认识，到后来却突然认识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像《睡虎地秦墓竹简》那样，有一些适当注释，便于阅读。不能多繁，但要精准。六是科学的排版印制，不光要图文对应，还有一个繁简字和异体字的问题。繁简字的问题上面已经说过了，对一些异体字，异写异构，我们现在都改成了通行字，主要是排字太麻烦。但我一直觉得这种做法不妥，对研究文字形体有误导。七是发掘报告的及时公布。有些报告拖了几十年，人事沧桑，已经没人关心了。文物法有明确规定，但实施和操作不理想。八是数据化工作的加强。这是时代的要求，未来的社会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可能完全会是另一种样子，数据化是各项工作的共同要求。上面这些，老生常谈。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一项缺环都会给后来的工作带来不便，甚至是人力物力和其他社会资源的更大成倍投入。 注释 [1]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913. [2]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913.书中收录斯坦因第三次考察所获汉简166枚。 [3] 张凤（1887—1966）,字天方，浙江嘉善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秀才，辛亥革命前加入光复会。1922年公费留法，1924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先后任暨南大学教授、教务长等职。1945年被聘为上海市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委员。1949年后历任浙江省考古学会常务委员、省文史馆馆员。 [4]《汉晋西陲木简汇编》，有正书局，1931年。 [5] 大庭 脩《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京都同朋社1990年出版。书中收录斯坦因两次考察所获敦煌汉简和夏鼐、阎文儒在敦煌发掘的汉简共951号。其中缺13个号，实际收录938简。尚有41件没有照片。 [6] 简本收2484简。 [7]《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郭锋，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8]《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9] 胡平生《中国简帛学理论的构建》，《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 [10]斯坦因《古代和田》，巫新华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巫新华等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12月；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巫新华等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1月。 [11] 张德芳《居延汉简及其相关的人和事》，见《居延敦煌汉简出土遗址实地考察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 [12]《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年5月。 [13] 《肩水金关汉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8月。引用时有删节。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05期。引用请查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