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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评论》：挡不住的“色彩” 1918年11月，胡适接到其母病逝的电报后回家奔丧。趁胡适离京之际，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胡适在事隔多年之后，这样述说这个孪生刊物：“就在我离京期间，陈独秀和其他几位北大教授创办了这项单张小报，来发表他们的政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这样一来，《新青年》杂志便可继续避免作政治性的评论；同时他们也可利用一个周刊来得到谈政治的满足”（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每周评论》诞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结束、国内民众对国内外时局尤其是关系中国权益的巴黎和会颇为关注之际，迫切要求当时的报刊加强对时事政治的报道。所以，《每周评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与《新青年》互为补充，把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1918年11月，在得到“一战”胜利的消息后，举国欢庆。就在国人高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当口，李大钊却作着深入独立的思索。早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就对俄国革命表示了极大的欣喜与热望，认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对于“一战”的胜利，李大钊认为是“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他不是为协约国高兴，而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兴奋，“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他兴奋地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1919年元旦，他满怀激情地迎接“新纪元”的到来：“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日）这时，李大钊已将“社会主义的道理”作为自己的理论追求。 就在李大钊对“赤旗的世界”翘首以待之际，陈独秀却在《每周评论》上高喊“公理战胜强权”。他对巴黎和会十分信任，认为“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陈独秀：《发刊词》，《每周评论》第1号，1918年12月22日）。然而，1919年2月，当巴黎和会被西方列强操纵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他那“公理战胜强权”的公式失衡了，“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由此沦为“威大炮”。随着这种失望情绪的到来，陈独秀对俄国革命的态度也有了转变。 对法兰西文明顶礼膜拜的陈独秀，最初对俄国革命是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的。这在《每周评论》前几期的内容中即有所反映，比如“马克司的社会主义今日已经没有根据了，所以他的势力在国会也渐减少”（《德国内政之纷扰》，《每周评论》第2号，1918年12月29日）；“过激派要求世人承认他的胜利，应该做出一种公平的政治组织，把国内混沌状态肃清才是”（《俄罗斯之混沌状态》，《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日）等。随着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加深，陈独秀逐渐同情和拥护俄国革命，指出：“过激派的行为，纵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杀，又试问公理何在？”（陈独秀：《公理何在》，《每周评论》第8号，1919年2月9日）到了五四运动前夕，又进一步把“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看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每周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这一态度上的转变，也为其后来奔向“十字街头”提供了“加速剂”。自此，陈独秀、李大钊一起“铁肩担道义”。 1919年4月，《每周评论》第16号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在译文前面，作者还加了一段按语：“这个宣言，是Marx和Engels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1847年的十一月到1848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舍：《共产党的宣言》（摘译），《每周评论》第16号，1919年4月6日）。在随后的几期里，《每周评论》又对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制度、新银行法等进行了介绍。此时的《每周评论》，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红色印记已经流露在外。 对于《每周评论》政治色彩渐浓的趋势，胡适“看不过了，忍不住了”。7月20日，他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则以《再论问题与主义》相回应。从“文化与政治的歧义”到“问题与主义之争”，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和以胡适、陶孟和等人为代表的《新青年》阵营，分化越来越大，杂志色彩也逐步染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