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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意气”：从“文化运动”到“社会运动”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当时的医专校长汤尔和的推荐下，邀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1917年初，陈独秀携《新青年》“北上”，杂志编辑部也移到北京。从此，《新青年》一改门可罗雀的冷清，无论作者、读者抑或编辑队伍，都开始趋向门庭若市。一批文化思想精英立足北大，荟萃于《新青年》，陈独秀成为“思想界的明星”（毛泽东语），北京大学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等社团纷纷成立，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一大批青年学子获得新思想的洗礼，自由、民主、科学的观念深植于他们心中。 随着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反对声也紧随而至，新旧思潮的激战在悄然进行。1919年二三月间，社会上关于陈独秀等人离职以及陈独秀私德不谨的谣言四起。虽然胡适与蔡元培极力辟谣，但是迫于社会舆论压力，3月26日晚上，在蔡元培家中，汤尔和、沈尹默等人再三斟酌，决定免去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最终，陈独秀以“请假”为由离开北大。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前夜，于是便有了陈独秀个人命运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改变。 陈独秀本来对政治就情有独钟，脱离北大后，原本稳定的经济收入化为乌有，生活的窘迫，加上十月革命和巴黎和会影响下对俄国革命态度的转变，在无依无靠、心灰意冷之际，他对当局与社会势力失望和对峙的情绪急剧升温，进而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急速“外转”，奔向十字街头，当年与胡适“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承诺也在顷刻间化作烟云。如果说此前的“谈政治”尚有“君子协定”的诺言牵制，那么自文科学长离职后则变得毫无顾忌。五四运动爆发后，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这样一个要求“人民有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的传单，是他追求“倘政府不俯顺民意，则北京市民，惟有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北京市民宣言》）的必然结果，这也标志着他由“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并重而向“社会运动”倾斜（陈独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唯民意论的出现，又预示着陈独秀政党意识的萌芽，因为政党乃是捏合或者说撮合民意最好的工具和组织，几个月后，“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之宣言，不过是为了维护《新青年》的团结而作的宣告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在1935年偶然读到汤尔和日记时的唏嘘：“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胡适致汤尔和（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0页）“此夜”是指1919年3月26日决定陈独秀离开北大的晚间会议。这封信是胡适对汤尔和与陈独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问责，信中的话语虽有些夸大的成分，但也道出了一定的历史真实。更为关键的是，他在不经意间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在胡适等人的牵制下，陈独秀的那份偏执和狷狂还是有所收敛的。从“北上”到“败北”，可谓爱恨就在一瞬间。这从当事人汤尔和1919年4月11日的日记可以窥见一斑。在汤尔和回住所的途中，“遇陈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哂已”（《（附）：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601页），具有真性情、充盈着书生意气的陈独秀，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回到历史现场，作为“金字招牌”的《新青年》，无论是编辑方针还是拟稿原则，鉴于双向合力的作用，当初形成的是一个不左不右、不偏不倚的平行四边形走势。尽管主撰时不时招惹“政治”，但在其逶迤曲折的策略变通下，《新青年》的舆论基本上还是按照双方博弈运作规则进行的：妥协与原则并存，让步与自我同在。但是当陈独秀离开北大而迫不及待地“谈政治”、从事“社会运动”，“色彩”急速转向“Soviet Russia”并付诸于政治实践时，这一平衡就被打破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