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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史学自身、教育文化、印刷制图技术以及史籍社会需求等诸多因素共同促使下，宋代涌现出诸多简明直观类、易读便诵类、形象生动类以及综合实用类等普及、实用性史著，并且以上史著编传目的较为明确，叙事内容简明、易晓，甚至实用，它们不仅能够满足童蒙、科举士子以及专业人士等诸多社会阶层对史学知识的多样化需求，而且还受到一些社会名流或者学术精英认可、推崇，它们极大地提升了宋代史书的普及化程度。这种史书编撰与传布所呈现出的新趋势，既是整个宋代史书编传活动的重要亮点，也是宋代史学繁荣与发展的突出体现。 关 键 词：宋代 史书编传 作者简介：燕永成，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随着宋代崇文国策的积极推行以及教育文化的蓬勃发展，民众渴望获取更多知识的需求日益高涨。宋代作为雕版印刷迅速发展的时代，这场技术革命在当时日渐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冲击力，它不仅给广大读者带来了福音，而且也极大地刺激了书籍编撰者、刊刻者以及传布者的热情。其间，宋代史家以及史书刊刻家与读写者在编撰与传布史书时，能够针对观览者的阅读习惯以及现实社会需求，推出便于参阅以及易于流传的史书，并且随着这类史书数量以及种类的增多，它们不断满足着童蒙、科举士子以及专业人士等诸多社会阶层对史学知识的多样化需求。这些普及、实用类史书的不断涌现，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宋代史书的普及化程度，而且使得宋代史书编传呈现出了新趋势。那么这种新趋势的具体表现如何？又有什么突出特点？其主要成因有哪些？ 一、史书编传新趋势的具体表现 随着宋代史书编修种类与数量日益增多，史书传布范围逐渐扩大，广大读者偏爱阅读与传布叙事简明、观览便捷、形象生动以及方便实用类史书的特点，适时被敏感史家乃至刊刻者高度关注，于是在印刷业强力助推下，这些史书编撰者便有意识地编撰了以上诸类史书，而这些史书与原本就易于流传的史书被不少传阅者所接受，由此便涌现出诸多颇受传阅者喜爱的普及、实用类史书。 1.简明直观类史书编传得以快速发展。宋代史家众多，史书种类多样。其中既有以繁富著称的大型史著，也有卷帙适中的简明史著。由于受到有效阅读时间与阅读深浅度、文化教育水平与学术追求等因素制约，不少阅读者更喜好参阅叙事简明类史著。而在该类史著中，既包含特意改编之作，又不乏新撰史著。在改编形成简明类史书方面，一是考虑到读者参阅时间有限，一些史家对卷帙巨大的史书做了化繁为简式改编。如鉴于古代史书繁多而难以领略，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294卷，以方便世人参阅。但该书编成后，能够连贯通读至终篇者极少。史载：“司马光尝语人曰：‘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惟王胜之耳!”①正缘于此，司马光又撰成《通鉴举要历》80卷，陈振孙对此指出：“《通鉴》既成，尚患本书浩大难领略，而《目录》无首尾，晚著是书，以绝二累。”在该做法直接影响下，撰有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980卷)的李焘，亦撰有《举要历》80卷。陈振孙评论道：“大略皆温公旧规也。”②总之，以上二位史家自觉将自己的史著化繁为简，不仅满足了读者多层次阅读需求，更对原书流传提供了多样化保障。当然，对原著化繁为简者并非仅限于作者本人，如沈枢撰有《通鉴总类》20卷，清四库馆臣评论道：“《通鉴》浩博，猝难尽览。……(沈氏)则采摭精华，区分事类，使考古者易于检寻。其书虽陋，亦不妨过而存之也。”③由此可知，四库馆臣虽不甚满意沈氏改编，但却承认其具有“易于检寻”的实用效果。如此等等。 二是一些史著卷帙虽不算大，但宋人为使读者从多方面把握其内容，于是以新体例、新方式加以改编，并且收效显著。如王当“幼好学，不治章句，博览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著《春秋列国名臣传》五十卷，人竞传之。”④可见王氏将《左传》改编成传记体后，竟取得“人竞传之”的良好效果。又如徐得之编有《春秋左氏国纪》20卷，其“自周而下，各系以国，又因事而为之论断。”⑤陈傅良在该书《序》中指出：“学者诚得《国纪》，伏而读之，因其类居而稽之经，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较然明矣。”⑥可见以分国纪年的该书，比《左传》叙事更为明晰。再如翟汝文鉴于范晔《后汉书》“语近词冗，事多注见”，“乃删取精要，总合传注，作《东汉通史》五十卷。”⑦可见由《后汉书》精加工而成的《东汉通史》，更便于读者参阅。 三是一些宋人在参阅喜爱的史著时，还撰有撮要、节要以及节抄类史著。虽说该类史著并不新鲜，又因取材方便而易于编撰，史料价值不算高，但它们在促进史学传布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如江贽撰有《少微通鉴节要》60卷等。与此同时，宋代史家专门撰有不少简明类史著。如李埴撰有《皇宋十朝纲要》25卷，该书在每朝首卷简明列举年号、帝后、宗室、宰辅、取士人数以及州府废置等内容，主体部分以编年叙述太祖至高宗十朝史事，该编排形式对读者直观简明地了解两宋十朝史颇为有益。又如蔡幼学撰有《国朝编年政要》40卷。据赵希弁言：该书“自太祖建隆之元，迄于钦宗靖康之末，祖《春秋》之法，而参以司马公《举要历》、吕氏《大事记》之例，宰辅拜罢表诸年首。”⑧可见该书亦系用新体例编就的简明北宋史。再如王炎撰有《东都纪年》30卷。在该书《序》中，他详细言道：“因念汉人荀悦、唐人柳芳、吴兢辈于当代正史外，皆别自著书，成一家言……获与正史并传。炎今援是比，用国史《本纪》参校，为《纪年》一书。……丰约中度，炎固不能而私有志焉。又随所纪，附以《提要》，为三十卷。”⑨可见王氏在承袭前代简明类史著编修之风基础上，撰成了颇具自身特色的本朝史。 2.宋代作为史书体裁体例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时代，不仅丰富了史书编修形式，而且它们具有叙事简明、便于检阅等突出优点，因此，它们本身就是史书编修走向简明化的产物。其中，对于派生出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42卷)，明人杨士奇从阅读角度评价道：“此书宋袁枢机仲编。吾家文节公为之序，凡四十二卷，二百三十九事，皆关涉大端，始末毕具，观者便之。”⑩此处“观者便之”评语，恰能反映该书优点。又如章冲撰有《春秋左传事类始末》5卷。在《自序》中，他明确指出：“古今人用力于是书(按指《左传》)亦云多矣，而为之事类者未之见也。冲因先生(指叶梦得)日阅以熟，乃得原始要终，攟摭推迁，各从其类。……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小大之事，靡不采取，约而不烦，一览尽见。”可见《左传》经章氏“为之事类”后，便收到“一览尽见”的良好效果。其他同类史著还有：杨仲良的《长编纪事本末》150卷、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40卷和《中兴治迹统类》35卷，以及郭允蹈的《蜀鉴》10卷，等等。(11) 同样，对于派生出纲目体的《资治通鉴纲目》(59卷)，因受到朝廷推崇以及时人喜爱，一些史家紧紧围绕该书或阐发其书法义例，或校勘说明版本间异同，仅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著录可知，如尹起莘撰有《资治通鉴纲目发明》、江珪和吕中撰有《资治通鉴纲目论断》，以及赵希弁撰有《资治通鉴纲目考异》，等等。同时，一些史家还撰成了纲目体本朝史，如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30卷和《中兴两朝编年纲目》18卷、佚名的《续编两朝纲目备要》16卷，等等。总之，以上史书无不具有纲简目明、便于检索等显著优点，加之全书一般卷帙不大，因此，它们在社会上的影响非同一般。(12) 3.除以上简明类史书外，宋人还撰有不少便于直接观览的图录类史著。对于该类史著的产生缘由，廖刚指出：“古今人常患史牒浩渺，详首罔末，举其中而遗其上下，弊精瘵形，白首铅椠之间。……于是始为之图录，以提其大要者多矣。最先唐刘轲为《帝王照略》，爰自太古，讫于当世。比声成句，才盈千言，而兴亡世数，历历概见。国朝司马温公亦尝有献于神考皇帝……号《历年图》，抑又稍著理乱之由，而更足为世鉴者也。”(13)由此可见，始于唐代刘珂的该类史著，叙事具有提纲挈领、直观简明等显著特色。正因为如此，此后被司马光等不少宋代史家所承袭、仿效。其间，对于《历年图》，刘攽“易其名曰《帝统编年纪事珠玑》，第十卷。以著论为一卷，总十一卷。首卷序三皇迄皇朝世次大略，《历年图》所无。”(14)可见经刘攽特意改进，该书书名更加直观鲜明，评论更为集中，卷首新增的历代王朝“世次”，更利于读者直接了解历代王朝更替概貌。此后，彭龟年在《历年图》基础上，又撰《镜古历年图》(或称《易览图》)。(15)再据廖刚在《古今通系图后序》中言：“顷年书肆所鬻有五：曰《运统纪》，曰《帝王绍运》，曰《列圣节要》，曰《古今易览》，皆为图焉。虽详略不同，经画小异，要有意于参备，不为苟作。建安邱与权出入经史，为闽闻人，出己意为《古今通系图》，莫知与四者之作孰先后？”可见以上五部图录类史著因可作为“参备”之用，故被书肆所看重。(16)凡此等等。 与上述史著类似，宋代史家直接承袭正史中相关表、志的做法，专门撰有不少以百官任免等为叙述主体的图录类史著。如司马光撰有《百官公卿表》15卷、陈绎撰有《宰相拜罢录》和《枢府拜罢录》各1卷、蔡幼学撰有《续百官公卿表》20卷、(17)范冲撰有《宰辅拜罢录》24卷，(18)以及李焘撰有《历代宰相年表》34卷、《天禧以来御史年表》和《天禧以来谏官年表》，(19)等等。如王明清对于所撰《宰辅拜罢图》，指出：“尝取司马文正公《百官公卿表》与夫陈龢叔及《绍兴拜罢录》，参考弼臣进退次第年月，列为四图表，置之坐隅，以便观览。今镂板于闽、蜀、江、浙矣。”(20)可见该书不仅便于观览，而且传刊区域颇为广泛。总之，以上史著注重叙述朝廷官员任免，此正是时人颇为关注的政治话题，它们受到编撰者、刊刻者以及阅读者的喜好。 总体而言，宋代史家运用多种体裁体例改编或者新撰成的简明直观类史著，不仅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的多样化阅读需求，而且与卷帙繁多的大型史著相比，该类史著刊刻、传抄与流布均较为便利，故受到刊传者和著述者的广泛推崇。 4.易读便诵类史书编传逐渐畅行。该类著述多采用韵语或对偶形式撰成，具有“易以览诵”特点，并且以蒙学类最为突出。 与前代相比，宋代蒙学类史著数量与种类增长迅速。(21)其间，从该类史著纪事断限看，通史与断代均有。在断代史中，又前代史与本朝史并存。在通史类蒙学著述中，如王令编有《十七史蒙求》16卷。据史献可在该书《序》中言：“其间圣君、贤相、忠臣、义士、文人、武夫、孝子、烈妇功业事实以类纂集……以资记诵、讨论。”可见该书注重选取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及其典型事迹。又该书偏重以十七史为取材对象，编排讲求上下两句成对，四言成句，记述内容较为广泛，是童蒙接受历史教育的重要参考书。又如黄继善撰有《史学提要》1卷，该书以四言韵语编贯诸史，上起上古，终于五代。对其编撰缘由，程文海指出：“史之为书也，博而杂；其为学也，烦而易遗。出没浩瀚而不可执也，必设罗落以张之；混澒阖辟而不可穷也，必立检柙以制之，此《史学提要》所攸出而始学者宜尽心焉，故为之。”(22)可见该书是为克服史学博杂烦芜之弊而撰的有为之作。再如对于郑德舆的《历代蒙求》，楼钥指出：该书“用李氏之体，备述历代由伏羲以至大宋，事不求对，句以四言，童子易于诵习，千古大概如指诸掌。”(23)即该书是供童子熟知古今历史概貌的启蒙读物。它如南宫靖一撰有《小学史断》2卷，(24)胡宏撰有《叙古蒙求》1卷，(25)吕氏撰有《叙古千文》1卷，(26)以及陈梦协撰有《十七史蒙求》，(27)等等。 在断代类前代史蒙学著述中，有关先秦的主要有：杨彦龄的《左氏蒙求》2卷、李浃的《左氏广诲蒙》1卷、王邹彦的《春秋蒙求》5卷、(28)佚名的《左氏蒙求》3卷、文济道的《左氏纲领》4卷，(29)以及张洽的《左氏蒙求》，(30)等等。有关两汉的有：刘珏的《两汉蒙求》10卷、柳正夫的《西汉蒙求》1卷、佚名的《汉臣蒙求》20卷、(31)侯彦明的《西汉蒙求》、(32)佚名的《两汉蒙求》5卷，(33)以及程俱的《班左诲蒙》3卷，(34)等等。有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有：《三国蒙求》、(35)曹崇之的《东西晋蒙求》，(36)以及佚名的《南北史蒙求》10卷，(37)等等。以上大多取名“蒙求”的史著，虽亡佚严重，但它们当是受李瀚《蒙求》影响，并主供童蒙参阅的历史类启蒙读物。 有关本朝蒙学类史著主要有：范镇撰有《本朝蒙求》2卷，(38)以及徐子复撰有《圣宋蒙求》。对于后者，徐元杰指出：“观其事类，则自建隆而熙宁。年而次之，类而偶之，联而韵之，章必两联，每联必备颠末。其为帙也凡六，盖祖宗全盛时事也。……我先朝之人物名氏，其所著之言行详略，各因其事，章分句列，而事亦载诸其下。……学者苟未暇读《长编》，能求此读之，犹愈于已，是岂可以《蒙求》为童习之书而忽之哉!”(39)可见该书偏重记述北宋前六朝人物事迹，是有关宋代历史的启蒙读物。总之，以上例证虽然不多，但足以表明，宋人及时将本朝历史编撰成适合童蒙诵习的启蒙读物，这对童蒙较早熟悉本朝历史知识、养成时代意识极为有益。 又从蒙学类史著种类的多样化看，宋人还编有一些专门性蒙学类史著。其中，属于特定专题类的有：如邵笥撰有《孝弟蒙求》，“录古今孝弟事”。魏了翁指出：“古之教者，居于家则事父兄，坐于塾则亲师友，会于序则读教法，饮于乡则序齿位。朝益暮习，日诱月化，无适而非事亲敬长之节，凡以申其义而降之德焉耳!……是书于始学尤为有益，非徒记诵之云。”(40)可见魏氏极为推崇该书对童蒙的道德教化功用。又如徐伯益撰有《训女蒙求》1卷，据四库馆臣记述：是书仿李瀚《蒙求》之体，“类集妇女事迹，为四言韵语以括之。”(41)即该书属训导妇女专书。再如胡谦撰有《庐陵蒙求》，“特取一郡事”。(42)即该书属地方性童蒙启蒙读物。它如赵彦絟撰有《宗室蒙求》3卷，(43)等等。同样，属于释道类的有：如陈葆光撰有《三洞群仙录》20卷，四库馆臣指出：“是书采摭古来仙人事实，集为四字俪语而自注之。”(44)又如程谠撰有《释氏蒙求》5卷，释道诚撰有《尼蒙求》1卷，(45)等等。总之，以上多取名“蒙求”的专门性史著，内容涉及孝悌、女训、宗室、地域以及僧道等，它们的出现，不仅为童蒙提供了多样化的观览读物，而且极大地丰富了童蒙类史著的编撰类型。 除以上主供童蒙参阅的史著外，宋代还出现了一些虽采用韵语撰成，但从所记内容以及编修目的看，却未必专供童蒙使用，甚至有的原本就是供官僚士大夫观览的史著。如程鹏撰有《唐史属辞》4卷，杨杰在该书《序》中指出：“嘉事占中，其书(指《新唐书》)新出，而天下之士传录诵读，惟恐其后。时无为程鹏彦升笃爱是书，乃采一代事迹，四言成文，两两相比，题曰《唐史属辞》，总成四卷。其于善恶邪正，虽皆因其传文，而于轻重谐偶，若权衡然，可谓勤且至也。观者用力少而收功多，将求镂版，以广其传。”(46)可见程氏将传录甚广的《新唐书》改编成简明易览之作，以便读者传诵。又如黄日新撰有《通鉴韵语》9卷，据赵希弁记述：“大略如李瀚《蒙求》四言体，而列其事于左方。周乎园、朱晦翁、洪容斋、谢艮斋、杨诚斋、楼攻愧诸老先生皆为之序。”(47)可见该书受到诸多名家推崇。其中，杨万里在该书《跋》中指出：“迂叟《通鉴》之书大，万万言不啻也。黄君齐贤终一事为四言，举四言得一事。卷而怀之，《通鉴》在袖间；诵而记之，《通鉴》在舌端矣。此学者之利也。”(48)可见该书在 引导读者熟知《资治通鉴》方面，展显出了非凡功用。再如戴迅撰有《晋史属辞》3卷，(49)“用《蒙求》体以类晋事”，(50)亦当属该类。 总而言之，易读便诵类史著基本属于用韵语、对偶形式归纳史事或者改编史书而成的著述，它们不仅能使观览者达到“易晓难忘”之效果，而且也极大地满足了现实社会需求。其间，宋代蒙学类史著数量与种类快速增加，正是该类史著受到社会欢迎的显著例证。 5.形象生动类史书编传日受追捧。为使史书内容形象生动，宋人不仅为一些史书补配了插图，而且还有意创制了图文并茂类史书。虽说该类史书因绘画制作技术要求高，数量与种类并不多，但因其具有图文并举、形象生动等突出优点，故受到读者喜爱。 如《三朝训鉴图》(王明清记作“《三朝宝训》”)作为特制的图画书，不仅曾是帝王观史受教的必读教材，而且它还流传宫外，受到时人追捧。对此，王明清曾言：“仁宗即位方十岁，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章献素多智谋，分命儒臣冯章靖元、孙宣公奭、宋宣献绶等采摭历代君臣事迹，为《观文览古》一书；祖宗故事，为《三朝宝训》十卷，每卷十事。……诏翰林待诏高克明等绘画之，极为精妙，叙事于左，令傅姆辈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释诱进，镂板于禁中。元丰末，哲宗以九岁登极，或有以其事启于宣仁圣烈皇后者，亦命取板摹印，仿此为帝学之权舆，分锡近臣及馆殿。时大父亦预其赐，明清家因有之。绍兴中为秦伯阳所取。先人云。”(51)按王氏所言，由刘太后主导编绘的《三朝宝训》，两经御府刊印，并且哲宗时的印本还被赐给了朝廷近臣，从此由禁中流布到了社会。同时，据陈振孙在《三朝训鉴图》解题中言：“顷在莆田，有售此书者，亟求观之，则已为好事者所得，盖当时御府刻本也。卷为一册，凡十事，事为一图，饰以青赤。亟命工传录，凡字大小、行广狭、设色规模，一切从其旧，敛袵铺观，如生庆历、皇祐间，目睹圣作明述之盛也。按《馆阁书目》载此书云绘采皆阙，至《续书目》乃云得其全。未知果当时刻本乎，抑亦摹传也？”(52)由此可知，《三朝训鉴图》在南宋时广受鬻书者、藏书家以及参阅者青睐。其间，还曾出现“绘采皆阙”现象。 不过，对于王明清所言的《三朝宝训》与《三朝训鉴图》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二者是否为同一书，马端临表示质疑，并难以决断。(53)情况的确如此，因为有关庆历、皇祐时成书的《三朝训鉴图》，时人亦多有记述。如据王应麟著录：《三朝训鉴图》10卷，李淑撰，仁宗御制序。(54)又对于该书绘图状况，史载皇祐初元，仁宗诏命高克明等图画三朝盛德之事，“人物才及寸余”，并且“宫殿、山川、銮舆、仪卫咸备焉”。(55)可见由仁宗作序、李淑撰成的《三朝训鉴图》，确是以北宋前三朝祖宗实事为叙说内容，以形象生动的图画来展示该内容的劝谏类图画书。 同样，对于王明清言及的另一部帝王必读教材《观文览古》，史载绍兴五年，高宗言：“祖宗故事，朕尝省阅，然宫禁间事，亦有外朝所不知者。朕昨日见毛刚中所进《鉴古图》，乃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春秋尚幼，故采古人行事之迹，绘而成图，便于省阅，因以为鉴也。”(56)可见此处的《鉴古图》，当是指成书于刘太后当政时的《观文览古》。然而，据王应麟著录：庆历元年七月，仁宗出御制《观文鉴古图记》以示辅臣。原注：“绘列百篇，合为十卷。”又“初，康定二年七月己卯，命图画前代帝王美恶之迹可为规戒者，号曰《观文鉴古图》。上自为记，凡十二卷。原注：‘《艺文志》云十卷。’百二十事，每事帝自为一篇。始黄帝梦风后、力牧，终长孙皇后赏魏玄成谏。”(57)可见此处以图示史的《观文鉴古图》，是由宋仁宗主导编修而成。 由此可见，虽然《三朝宝训》与《三朝训鉴图》之间关系难明，但姑且认为，无论是由刘太后主导编成的《三朝宝训》和《观文览古》，还是由仁宗主导修成的《三朝训鉴图》和《观文鉴古图》，均属人物造型极其精妙、叙说内容颇为丰富的劝谏类图画书。它们是在当政者亲自主导下，由著名学者与画家集体创作，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分别展现祖宗功业与前代君臣美恶之迹，以期达到启迪观览者之目的。不仅如此，因当时朝廷一些重要辅臣及宗室获赐该类史书，从而使得它们由宫廷传至社会，其流布面和受教面得以逐渐扩大。 与此同时，为增强读者对文本内容的深入理解，宋人对原有配图的史书做了重绘、刊刻。如对于宋传本《山海经》，据《中兴(馆阁)书目》记载：“《山海经图》十卷，本梁张僧繇画。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铨次馆阁图书，见僧繇旧踪尚有存者，重绘为十卷。”(58)即舒雅在前人基础上，重绘了《山海经图》。又史载：郭熙之子郭思，“崇、观中，应制画《山海经图》。”(59)可见到徽宗朝，朝廷命画家专门制作《山海经》插图。以上重绘本《山海经》的陆续推出，无疑提升了该书的观览效果。又如《古列女传》原系汉刘向编，八卷，每传有图，题晋顾恺之画。(60)后经南宋蔡骥整理，建安余氏勤有堂刊印，并且建安刻本在版式设计上采用上图下文、以文释图方式，由此达到了图文并举的良好效果。该刻本流传至今，夏其峰先生称赞道：该书“是一部有完整木刻插图刊本，已形成了建阳插图本的风格，是版画史上的重要作品。”(61) 综上所述，无论是官方特意制作的形象生动类图画书，还是由编刊者特意绘刊的插图本史著，它们在吸引观览者阅读兴趣、加深对文本理解方面，均比同类史著更具优势。该类史著的产生与流传，既是宋代图画、刊刻技术得以快速发展的有力体现，也是宋代史著编撰形式多样化的突出展示。 6.综合实用类史书编传渐受欢迎。随着宋代文化教育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科举制的大力推行，广大士子对适合科举应试需要的史著需求日渐增大。因此，一些史著刊编者为迎合读者应试之需，不仅对正史诸家注本做了综合编刊，而且在一些选刊的原著内，多附加题评、批注等特定内容，以增强其参阅效果。甚至有时为吸引广大读者注意力，或者为表明史籍可信性，一些刊编者在拟定书名时还不惜假托名人，欲以达到广传旺销之效果。 对于颇受读者喜爱的历史名著，南宋一些书坊主对原书做了综合、增附等工作。如《史记》早先并无二家或者三家注合刻本，但到南宋时，便产生了《集解》和《索隐》二家注合刻本，以及《集解》《索隐》和《正义》三家注合刻本。前者有孝宗乾道七年蔡梦弼刊本、淳熙三年张杅刊本和淳熙八年耿秉刊本，后者则有宁宗庆元二年黄善夫刊本等。(62)以上多种《史记》刊刻本的广泛流布，正是现实社会之需的有力体现。又如吕祖谦编有《十七史详节》273卷，四库馆臣指出：“此盖其读史时删节备检之本，而建阳书坊为刻而传之者。……前冠以疆理、世系、纪年之图。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63)可见由名家吕祖谦节抄编成，后经书坊主加工并刊刻流传后，该书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参考价值得到明显提升。 同样，南宋编书者、书坊主等改编加工《资治通鉴》者为数不少。如现藏国家图书馆、经傅增湘题跋的宋刻本《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100卷，据王重民先生记述：“除原有音注外，还有《史记》三家注、《汉书》颜注等，即所谓‘入注’也。每段史文注出处，如谓出《史记》《汉书》某纪、某志、某世家、某列传或《国语》《战国策》等。又有《考异》，或列史文内，或列卷末。”(64)可见该书作为《资治通鉴》精简本，改编者还增进了注释、考证等内容。又如对于《吕大著点校标抹增节备注资治通鉴》120卷，王重民先生指出：“按书题所谓‘点校标抹’，点抹在行内，标指眉上标题。‘备注’二者，以《汉纪》为例，当指原注外增入颜师古《汉书注》之类。”(65)即吕氏在精简《资治通鉴》原书内容基础上，又附加了眉批标题以及注释等。再如对于陆唐老编的《增节音注资治通鉴》120卷，四库馆臣指出：“此书亦称《陆状元通鉴》。皆于司马光书内钞其可备科举策论之用者，间有音注。”(66)可见该书系备科举策论之用的精心编撰之作。 此外，书坊主还会根据现实之需，对一些普通史著做必要改进。如对于《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28卷，四库馆臣指出：“考魏仲举乃建阳书贾……盖以刊书射利者。……盖开禧丁卯，正韩侂胄肇衅败盟之时，时方竞讲北征，故仲举于《纪年备遗》之中，摘刊割据战伐之二十八卷，以备程试答策之用。……卷端冠以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世系与地理攻守之图。又《甲子纪元总要》一卷，于曹丕、朱温皆纪其年号，与本书乖剌。知亦仲举所加，非(朱)黼之旧也。”(67)此是书贾魏仲举依据时局之需，改编朱黼《纪年备遗》的突出例证。又如据陈振孙记述：《高宗孝宗圣政编要》20卷和《孝宗圣政》12卷，均系“书坊钞节”。(68)即书坊主还对本朝史籍做了必要节抄。如此等等。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历史名著改编加工，还是对普通史著有意改造，均反映出史籍刊编者能适时顺应现实社会之需，为广大参阅者提供合适的综合实用类史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