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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书编传新趋势的主要成因 在整个宋代史学发展中，普及、实用类史书编传之所以出现新趋势，无疑是当时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宋代史学繁荣与发展是普及、实用类史书编传得以兴盛的内在基础。宋代修史体制完备，官修史籍数量与种类众多，这为史家撰修、改编史书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如史官李焘利用官方修史的便利条件，不仅撰有以繁富著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而且还撰有简明史书《思陵大事记》36卷和《阜陵大事记》2卷等。(82)不仅如此，在一些普及类史书编刊方面，朝廷时而还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如前述《三朝训鉴图》等形象生动类史著的编刊，正是官方利用多方资源、集体合作完成的典范之作。此外，不少史家将所著上进朝廷，以实现其著述目标，扩大社会影响力。如陈均所撰《皇朝编年纲目备要》30卷，“举宏撮要，在几务之繁，尤便省览。”(83)据陈振孙言：“端平初，有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书，由是得初品官。”(84)可见陈氏还因史著获得认可而改变了仕宦前景。总之，以上情况表明，普及、实用类史著的编修与传布，仍与朝廷支持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宋代治史队伍庞大，史家撰史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除朝廷时段性史禁之外，史家撰史热情颇为高涨。其间，他们不仅能依据个人兴趣以及学术专长撰史，而且不少史家能紧密结合社会现实编撰时人所需之史。又在这些史著中，就不乏普及、实用类史书。如陈傅良撰有《建隆编》1卷，据陈振孙言：“盖《长编》太祖一朝节略也。随事考订，并及累朝始末。庆元初，在经筵所上。”(85)对于此书，李心传评论道：“近岁吕伯恭最为知古，陈君举最为知今，伯恭亲作《大事记》，君举亲作《建隆编》，世号精密。”(86)可见该书系陈氏精心编撰的有为之作。又如据魏了翁在《邵万州孝弟蒙求序》中记述：“蒙求之书便于记诵，自迁、固书以迄于本朝史，先儒为之者凡数家矣。”(87)此属蒙学类史著能及时满足社会需求的具体体现。此外，宋代史学创新风气浓厚，如前述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产生，正是宋代史学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具体展示。 其次，教育文化的兴盛与普及，使得宋代整个社会形成了良好的读书风气，而该风气又成为了普及、实用类史书得以畅行的外在主因。宋代自建国初始，在崇文国策以及科举制的有力促使下，广大民众的读书热情就极为高涨。如据欧阳修记述：“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88)以上所言钱惟演和宋绶虽属个案，但他们无不是嗜好读书的官僚士大夫珍惜宝贵时光的典型写照。不仅如此，如孝宗少年时，在佑圣观壁问题有：“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89)该题壁出自皇位传承者之手，它对观览者的激励作用不言自明。正是因为宋代许多民众喜好阅读，由此激发着史家著史、传史的热情。其间，一些史家从便于观览的实际效果出发，编撰成方便读者参阅之书。如徐自明撰有《宋宰辅编年录》20卷，主要记述太祖建隆元年至宁宗嘉定八年间宰执任免状况。据章铸在该书《序》中言：“今观徐公《编年》，惟及宰辅，而百官不及，则于省览为尤便。”(90)可见纪事“专一”的该书，颇便于读者“省览”。又对于蒙学类史著而言，在唐代李瀚《蒙求》带动下，该类史著始终受到读者欢迎，由此激发着不少编撰者。据楼钥言：“《蒙求》始于李氏，后有作者终不及之。……有句赓者，亦有广编十七史，或专用小说及本朝故事、《左传》、《西汉》或道家之书，意亦勤矣，终不及李氏之盛行。”(91)其间，如史家洪迈亦撰有《次李翰蒙求》3卷。(92)可见《蒙求》及其带动效应极为明显。此外，适合科举应试之需的综合实用类史著，更是广大士子传阅的必备之物，在此不再赘述。 最后，物质和技术的快速发展成为了普及、实用类史书编传日渐兴盛的助推器。宋代经济发达，社会财富增长迅速，民众生活丰富多彩，它不仅为史家从事著述提供了物质保障，更为广大民众阅读、购买、收藏以及传布史书提供了经济支持。如据南宋初的王明清言：“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93)可见当时仕宦之家藏书较为普遍。其间，一些士人还特意购买国子监书籍。如据李心传记述：“今士大夫仕于朝者，率费纸墨钱千余缗，而得书于监云。”(94)此外，据史载：“越藏书有三家：曰左丞陆氏、尚书石氏、进士诸葛氏。……陆氏书特全于放翁家，尝宦两川，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日益巨。”(95)此例表明，出身于藏书世家的陆游能充分利用任职之便，尽力购求蜀书以归。与此同时，雕版印刷业与制图技术的进步，为普及、实用类史书编刊提供了技术支撑。宋代是雕版印刷迅猛发展的时期，史书刊印在宋初就日渐展开。如早在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真宗告诉向敏中：“今学者易得书籍。”向敏中答道：“国初惟张昭家有三史。太祖克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板，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龄之盛也。”(96)此仅系正史刊传状况，此后其他史籍刊传多如此。到南宋时，不仅朝廷和书坊刻书兴盛，而且地方刻书发展迅猛。如据陆游言：“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97)仅以《稽古录》而言，据陈振孙所见，“此书始刻于越，其后再刻于潭。”(98)凡此等等，表明官私各方刊传史籍的热情极高。此外，据戴埴言：“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钧手写五经，置巾箱中。……今巾箱刊本无所不备。嘉定间，从学官杨璘之奏，禁毁小板。近又盛行。第挟书，非备巾箱之藏也。”(99)可见便于携带的巾箱本，已被士子用于科考了。该装帧形式的盛行，有力地推动着普及、实用类史书的编撰与传布。 归结而言，在宋代史学繁荣发展、教育文化颇为兴盛、印刷业与制图技术快速进步、广大民众阅读需求日益高涨以及商品经济取得显著成就等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下，宋代涌现出诸多简明直观类、易读便诵类、形象生动类以及综合实用类史著，并且以上诸类史著编传目的较为明确，叙事内容简明、易晓，甚至颇为实用，传布效果较为理想。其间，尤为重要的是，一些社会名流或者学术精英不仅认可甚至推崇该类史著，而且还积极参与到该类史著编传之中。这些举动不仅改变了不少士人对该类史著的固有认识，而且还有效地引导人们多方面接受以及传布该类史著。由此可见，宋代史书编传所呈现出的新趋势，不仅是整个宋代史书编传活动的重要亮点，而且是宋代史学繁荣与发展的突出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