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史书编传新趋势的突出特点 由上可知，随着普及、实用类史著编撰数量与种类不断增多，它们日益受到需求者喜爱与传布，并且在宋代史书编传活动中逐渐占据突出地位。那么就宋代史书编传所呈现的这种新趋势的突出特点而言： 1.该类史书编传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据罗壁言：“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69)可见自宋神宗时起，朝廷印刷政策日渐宽松，这为史书大量刊行提供了便利。加之与北宋相比，南宋官私方史学齐头并进，史书编传之风更为浓烈。如以现今能够确定的蒙学类史著作者的时段性分布而言，北宋时有杨彦龄、刘珏、范镇、王令、戴迅以及曹崇之等，而南宋则有胡宏、胡寅、程俱、陈梦协、洪迈、李浃、张洽、侯彦明、徐子复、叶才老、胡谦、邵笥、徐伯益、黄继善以及南宫靖一等。由此不难看出，南宋蒙学类史著编撰之风更胜于北宋。同样，在有意编撰简明直观类史书方面，如前所述，北宋仅有司马光、江贽等为数不多的史家，而南宋则涌现出袁枢、朱熹、吕祖谦、李焘、李埴、陈均、蔡幼学、王炎以及徐得之等一大批史家。此外，为迎合现实社会之需，在对原有史籍加工包装以及刊传方面，如前述蔡梦弼、张杅、耿秉、黄善夫、吕大著以及陆唐老等南宋书籍刊编者极为活跃。凡此等等，均足以表明南宋普及、实用类史书编传胜过了北宋。 2.该类史书编传目的较为明确。对于简明直观类史著而言，其编传目的更多是向时人普及史学知识，宣扬历史观念。如郑清之曾奏称：“国史浩繁难披阅，臣之师臣(楼)昉尝纂《十朝撮要》，颇精核。”(70)可见以“精核”见长的《十朝撮要》，更便于时人熟知本朝历史。又如黄日新编成《通鉴韵语》后，“预求当世名儒为序为跋以发扬之”，(71)于是先后有朱熹、周必大、洪迈、谢谔、杨万里以及楼钥等为之序跋。可见黄氏之所以请求诸多名家为其著撰写序跋，表明他极为看重其著在社会上的流布状况。与以上史著有着相似编撰目的的还有：吕祖谦的《大事记》、王益之的《西汉年纪》、沈枢的《通鉴总类》，以及王炎的《东都纪年》等等。同样，针对童蒙群体观览需求，徐元杰揭示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史。其书愈多而读之者愈不能徧，于是读史有捷径，曰史类，曰史抄。其便于成童之习，则曰诸史蒙求。”(72)可见为童蒙提供便于览诵的蒙求类史著，正是该类史著作者的共同愿望。此外，如前所述，南宋不少编书者、书坊主将《资治通鉴》等名著精简改编成适合科举应试者参考的史籍，其目的是满足参阅者的专门化需求。总之，便于参阅、流布，成为了当时普及、实用类史书编撰与传布的主要目的。 3.编刊者与传阅者编传该类史书的热情极为高涨。剧烈的社会变动、复杂多变的时局转换，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众生活，均强烈刺激着宋代史家的著史热情。随着印刷业的快速发展，史书刊印、传布速度不断加快，这不仅促使许多史家积极编修普及类史书，而且也使得不少编刊者直接参与到实用类史著编传之中。如司马光在主编完成《资治通鉴》的同时，又撰有《通鉴举要历》《目录》《历年图》以及《稽古录》等普及类史著，并且这些史著还带有明显的示范效应，龚颐正的《续稽古录》(1卷)和晁公武的《稽古后录》(35卷)，(73)正是该效应的产物。又如从蒙学类史著编撰者身份看，既有范镇、王令、程俱、胡寅、胡宏、洪迈以及张洽等知名学者，也不乏陈梦协、陈葆光、侯彦明、徐子复、叶才老以及邵笥等一般人士，这种撰史队伍构成的多元化，就足以表明该类史著具有广泛吸引力。再如书坊主蔡文子辑有《袁氏通鉴纪事本末撮要》8卷，藏书家瞿镛指出：蔡氏“即取袁氏标题，而略举其事之大要。每题下注明起某帝几年，尽某帝几年，末又注以上详见某帝纪。虽曰《撮要》，与袁书体例稍异，可各自单行也。”(74)此属书坊主依社会之需，加工改进《通鉴纪事本末》的典型例证。由此表明，南宋一些书坊主已不再满足于刊刻史书，而且还直接参与到了书籍编撰活动中。与此同时，宋代长期与强敌为邻，又朝政复杂多变，这使得广大民众关注历史与现实的热情普遍有所提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借助于普及、实用类史著等了解历史，关照现实。随着这类史著的大量涌现，传阅者不仅能够拥有更多该类史著，而且还拥有诸多可供选择的空间。其间，一些知识精英凭借其在读者群中所拥有的巨大感染力和强烈号召力，以点评、推介等方式，对广大读者选择、阅读、传抄甚至购买该类史著起到了明显的导向作用。如江镕在《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序》中指出：“少微先生江氏家塾有《通鉴节要》，详略适宜。于两汉、隋、唐则精华必备，于六朝、五代则首末俱存，点抹以举其纲，标题以撮其要，识者宝之。其后建宁公默游晦庵先生门，尝以此书质之，先生深加赏叹。自是士友争相传录，益增重焉。”(75)可见江贽的《通鉴节要》一经名家朱熹赞赏，其社会传布效果非同一般。类似者如张栻、魏了翁以及楼钥等诸多名家以多种方式推举蒙学类史著，从而使得该类史著编刊与传布兴盛一时。 4.就该类史书内容而言，其纪事内容简明、实用，甚至通俗易懂，对参阅者具有较强吸引力。其中，对于简明直观类史书而言，无论是改编还是新撰，它们的纪事往往偏重叙述重要历史史事或者历史大势，以帮助人们快速获取历史知识与史学观念。因此，叙事简明成为了该类史书最突出的特点。除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之外，即便是一些纪事相对简略的史著，它们也能使参阅者粗知历史梗概。如对于《历代帝王纂要谱括》(1卷)，四库馆臣指出：“其书叙历代帝王世系、年号、岁数，亦略及贤否。各以数语括之，简陋殊甚，盖村塾俗书也。……以其为宋人旧帙，姑附存其目焉。”(76)四库馆臣虽以专业人士视角对该书持轻视态度，但该书在社会层面普及相关历史知识的作用不应被忽视。与此同时，对于适合科举应试者参阅的实用类史书而言，虽说该类史书并非从宋代开始流行，但在印刷业助推下，其数量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内容编排上，不少史书书首冠以图表，书内增加“附注”“附评”甚至“名儒议论”，此比一般史书更具吸引力。如对于宋刻本《增入名儒集议资治通鉴详节》，(77)王重民先生依据国家图书馆所藏八卷残本指出：“名儒集议，有范祖禹、《管见》、朱黼等三数家。”(78)此是借助名家议论以增强该书的参考价值，并由此增进对读者的吸引力。又实用类史书不少源自对历史名著改编加工，因此，它们广受读者欢迎便不难理解。此外，对于多数易读便诵类与形象生动类史书而言，它们无论是在内容编排与设计，还是在叙事语言选择、图画编绘安排上，均极为讲求可读性、形象性甚至趣味性，这不仅充分体现着宋代史书编撰者的聪明才智，而且也更好地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观览需求。 5.从满足多层次民众需求看，该类史著既有专业人士尤其是广大士子所需参阅的简明直观类以及综合实用类史著，又有专门针对童蒙、女性甚至僧道等群体的形象生动类以及易读便诵类史著，并且这些种类多样、题材丰富的史著在被广泛传阅时，其传布效果较为理想。如现存国家图书馆的《增修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残本)60卷，题“会稽陆唐老集注，建安蔡文子校正。”王重民先生指出：“宋、元之交，《通鉴》节注本之见于著录者可十余家，惟此书为最盛。”(79)可见由编刊者共同完成的该书，在同类著述中取得了编、传俱优的社会效果。又如对于“便于记诵”的蒙学类史著而言，不止是李瀚《蒙求》在宋时“遂至举世诵之，以为小学发蒙之首”。(80)即便如接续其修成的叶才老的《和李翰蒙求》，据周必大言：其“精切博洽，非独远过李瀚，如王令亦当敬避下风。转示朝士，无不咨美。今既版行，自应与学者共之。”(81)周氏之言虽不无夸大成分，但后出转精的该书，从“朝士”的赞美中，足以表明它能满足时人之需。类似者如形象生动类史著更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