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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世纪中叶以后的新疆蝗灾 光绪年间(1875～1908)，镇迪道所属的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吐鲁番、巴里坤、乌苏、奇台、阜康、玛纳斯、吉木萨尔等地以及南疆的疏勒、拜城、莎车等地都普遍发生了蝗灾。 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整顿吏治，恢复社会生产。光绪四年(1878)三月，左宗棠指出“迪化各属间被旱蝗”(26)，惩治侵蚀救灾物资的署昌吉县属呼图壁巡检王瑜圃。光绪三年至光绪六年，呼图壁“蝗旱频仍”，署巡检江景曜倾力“驱蝗请赈发牛籽，豁免额征”(27)。光绪五年六月，吐鲁番厅同知奎丞向上级报告“蝻子扑灭殆尽”(28)，是年吐鲁番发生蝗灾。光绪八年，陈晋藩任镇西(巴里坤)厅同知“因驱蝗并诸善政，民不忍忘”，民众为其刻立功德碑。(29)巴里坤营官曾向镇迪道申报“镇西厅属李家沟、奎素一带蝗蝻复生，几于无处不有”(30)，吐鲁番厅向布政使司申报“卑厅飞蝗入境”(31)，鄯善县也向布政使司禀告“现往鲁克沁地方督捕飞蝗”(32)，请求得到上级的指示、财政支持和协助。 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乌苏“甘河子、车排子等处蝗灾”(33)，结果被飞鸟啄食。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署甘肃新疆巡抚饶应祺奏报“迪化等属被蝗被雹成灾”(34)，十月，再上报“新疆迪化疏勒二属被蝗被雹”。(35)光绪二十三年八月，饶应祺又报告“呼图壁地方被蝗成灾”，(36)指出“新疆戈壁淖海极边，近年时有飞蝗为害”。(37)呼图壁蝗灾的同时，乌里雅苏台将军崇欢奏报：“戍守官兵日需米面，向由古城采买，现因该地蝗灾，请暂改由归化城购办报闻”(38)，反映奇台县古城一带也发生蝗灾。当时的官府文书透露：“查新省北路各属，近数年来蝗蝻为患，几于无岁无之。”(39)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饶应祺继续汇报“新疆吐鲁番迪化等厅县，水蝗偏灾甚重”，(40)更详细的情报来自署迪化县知县左照煦的报告：“县西北乡东工渠、西工渠、太平固堡、东固堡、西石洞子、沙梁子、广东庄、四十户安宁等十一渠于本年七月二十八九等日，忽有飞蝗由戈壁草湖入境，残食户民秋禾”，“飞蝗众多，一经落翅，地内禾苗残损殆尽，”(41)乌鲁木齐县域遭受严重的蝗灾。饶应祺再次声明“频年北路各属时有飞蝗为患”(42)，天山以北乾隆年间新兴的农耕区域成为蝗灾重灾区。 光绪二十五年，陕甘总督与新疆巡抚联衔会奏“新疆吐鲁番、迪化、镇西、拜城等处被水被蝗被雹”(43)，蝗灾与其他各种自然灾害在全疆并发处于高发时期。此后，光绪二十六年，奇台“是时蝗蝻为灾，庄稼未收颗粒”；(44)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北路阜康县被蝗”；(45)光绪二十九年五月，“阜康、绥来等县被蝗成灾”。(46)宣统元年(1909)三月，清廷宣布“分别蠲免新疆镇西、宁远、莎车、阜康、孚远等府厅县被蝗被雹被水地方粮草”。(47)延至民初1915年，喀什和塔城同时发生蝗灾，迪化道尹公署“通饬各属预先防范，免至蔓延全省”，发出全省蝗灾的预警。(48)清季新疆各地灾害频仍，蝗灾一直是其中主要的灾害类型。 3.新疆蝗灾的时空特征 清代新疆蝗灾爆发的时间主要分布在四月份到十月份，夏蝗与秋蝗并存，主要集中在五、六、七、八、九月，而以六月左右的夏蝗最多。恰如徐光启对蝗灾发生季节的观察和总结：“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故为害最广。”(49)新疆蝗灾持续的时代从清朝一统新疆的乾隆直至清末宣统，其中咸丰朝缺乏文献记载。但咸丰帝在位10年，飞蝗七载，全国大约三分之一的省份蝗祸泛滥，(50)新疆估计也难以幸免。清代新疆蝗灾生发的地理空间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哈密、吐鲁番(含鄯善)、焉耆(含库尔勒)、库车、拜城、乌什、疏勒、莎车等地域，天山以北的巴里坤、奇台、吉木萨尔、阜康、昌吉、乌鲁木齐、呼图壁、玛纳斯、乌苏(含精河)、伊犁等地域。新疆蝗灾发生与清代新疆农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出现在政府组织的屯田开垦区域，重点集中在天山北麓和吐哈盆地的新兴绿洲农耕区域(图一)。清代新疆蝗灾集中发生的地域与亚洲飞蝗的生物群落主要分布于天山南北麓的低地绿洲地理空间基本吻合，源于新兴农耕发展与亚洲飞蝗生态环境的冲突。  图一 清代新疆的蝗灾分布(51) 新疆蝗神信仰与蝗灾治理 蝗灾本来属于自然灾害，但其对人类社会的侵害从粮食安全延伸至社会浮动，冲击灾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造成一种社会危机，不仅仅需要物质的补偿救济，还需要社会心理的精神抚慰。蝗灾的治理就在祭祀蝗神和人力捕蝗两种历史过程中并行不悖。清朝一统新疆之后，天山以北新兴农业区得到长足发展，天山以南原有绿洲农业也得以恢复。(52)内地农业文明特有的蝗神信仰也成为新疆蝗灾治理的社会机制，各种类型的蝗神庙随之成为天山南北农耕社会的常见景观。 1.伊犁农耕区的蝗神庙与蝗灾治理 清初同一座庙宇先后被冠以八蜡庙、虫王庙和刘猛将军庙的名称，例如山东威海卫“八蜡庙，俗名虫王庙，在东北门外，康熙末年建，后改为刘猛将军庙，刘能驱蝗，有求必应”(53)。还有同一县城同时存在八蜡庙、虫王庙和刘猛将军庙三座不同的庙宇，例如河北徐水县“八蜡庙在县南城外……刘猛将军庙在南关……虫王庙在北关外”(54)。这些庙宇也在新疆农业的发展及蝗灾的社会治理中出现在天山南北。乾隆三十一年八月，乾隆给军机大臣的谕旨指示：“闻内地农民皆祀刘猛将军及八蜡神。伊犁虽系边徼，其耕种亦与内地无异，理宜仿效内地习俗”，传达命令给伊犁将军明瑞等新疆高级军政官员，“令其建祠设位供奉”。(55)伊犁初始的八蜡神和刘猛将军祭祀设施比较简略，建制完整的八蜡庙和刘猛将军庙是由第二任伊犁将军阿桂约于乾隆三十二年主持修建的。乾隆四十一年，任职伊犁满营协领的格琫额详细说明：“八蜡庙在惠远城步营大厅之侧，东邻学房，南向正殿三间，后为主持房二间，殿中供设先穑神农、司穑后稷、水庸、水房、猫虎、昆虫、农畯、邮表暇(畷)神位八，而无塑像。其西为刘猛将军庙，规模一如八蜡庙之制”，同时指出两座庙宇“至今岁时致祭祀，以少牢永护星屯矣”，而“蝗起伤禾”是两座庙宇得以完善的直接动因。(56) 八蜡庙和刘猛将军庙在伊犁同时并存，直到咸丰年间还有清晰的位置记载：“八蜡庙在惠远城鼓楼东，刘猛将军庙在惠远城鼓楼西。”(57)同治四年四月底，伊犁蝗灾被自然天敌飞鸟食灭，被认为是刘猛将军显灵的神异。伊犁将军明绪“奏请晋加刘猛将军封号”，(58)朝廷据此钦定刘猛将军“普佑”封号，传达全国各地刘猛将军庙遵照执行。(59)咸丰七年(1857)，朝廷再次重申“刘猛将军为驱蝗正神”，礼部随之拟定“保康”封号。(60)据此，新疆的刘猛将军庙也应当增加新的封号，并在官方祭祀中行使，进一步明确刘猛将军为“驱蝗正神”的神圣与权威。历经同治年间的战乱，新疆建省之后的伊塔道属地区重新修建一批刘猛将军祠。光绪二十五年，精河直隶厅同知刘澄清在城外东郊建起一座西向的刘猛将军祠。(61)光绪二十六年，参赞大臣春满在塔城汉城东门外北梁建修刘猛将军祠。(62)光绪三十二年，宁远县(伊宁)知县李方学在县城南街建成刘猛将军祠。(63)刘猛将军的蝗神信仰不仅仅是能够驱除蝗灾的神灵，庙宇的修建与祭典也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教化工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