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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乌鲁木齐农耕区的蝗神庙与蝗灾治理 乌鲁木齐农耕区的中心是迪化汉城和巩宁满城，逐渐发展为仅次于伊犁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八蜡庙、虫王庙和刘猛将军庙基于蝗灾现实背景的农业神祇信仰也次第出现。乾隆三十四年，八蜡庙位于迪化新城西门内，“朔望与关帝庙一体行香”，“其香烛则同知与城守营都司备办”。(64)乾隆三十三年至乾隆三十六年，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因罪被遣戍乌鲁木齐，其诗作中就有：“绿塍田鼠紫茸毛，搜粟真堪赋老饕。八蜡祠成踪迹绝，始知周礼重迎猫。”(65)八蜡庙的祭祀还被寄予消弭鼠害的社会功能。纪昀观察到苇塘是蝗虫的孳生地，赋有诗句“年来苦问驱蝗法，野老流传竟未明”，并由此注意到民间流传的治蝗办法：“相传蝗生其中，故岁烧之。或曰蝻子在泥中，而烧其上是与蝗无害，且蝗食苇叶则不出，无食转出矣。故或烧或不烧。自戊子至今无蝗事，无左验，莫得其明。”(66)纪昀应该是特意留心调查了新疆火烧灭蝗的治理办法。乌鲁木齐城乡不止一座八蜡庙，巩宁城东南“福寿山东南平地孤起一峰，漫坡高里许，上建八蜡神庙”(67)。这座八蜡庙于乾隆五十四年建在“孤起一峰”的智珠山上，嘉庆六年(1801)经过重修。 八蜡庙民间俗称虫王庙，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举办庙会，杀牲祭神，其中蕴含着防治蝗灾的社会动员。道光年间(1821～1850)，智珠山上“八蜡庙左有台，前俯沙滩，后枕山麓。回栏停望，十里烟村，云木之盛，尽在目前，轩盖之游，俱过足下”，(68)成为乌鲁木齐的一大胜景。新疆建省之后的省会迪化再次修建此前被战乱破坏的刘猛将军庙。刘猛将军庙重建之前，暂时在龙王庙等庙宇中设置刘猛将军神像，例如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1897年9月16日)，镇迪道“就举行春秋祭祀刘猛将军吉礼自行筹备事”给吐鲁番厅的札文显示：“省城西关外龙神祠塑有像。”(69)同年，迪化县知县黄袁提出“蝗之为物生灭靡常，关系民生之利害也深，地方之灾祥也大，驱除之法不可殚述”，请求镇迪道“通饬各属，每岁春秋举行致祭猛将军吉礼，或建祠或设位，各听其便，以迓神庥而泯蝗孽”(70)。镇迪道尹潘效苏在得到新疆巡抚饶应祺的同意后命令道属各地区遵照执行。光绪三十年，迪化县知县易润庠在重建后的迪化城东北隅修建一座刘猛将军祠。(71)显然，战乱后的社会重建中应对蝗灾等天灾人祸的蝗神庙成为必须修复的庙宇。 光绪二年，提督王化成“经乌鲁木齐提督金运昌调赴新疆”，主要驻防在天山以北的玛纳斯等地，“创办屯垦，塞外多蝗，祭之皆退。”(72)王化成在家乡安徽蒙城病故后，地方官员据此上奏请求为已故提督王化成史馆立传和专祠祔祀，光绪帝予以驳回：“其在新疆屯垦、祭蝗各事，皆职守内应办之事。”(73)表明祭祀蝗神一直是治理蝗灾的官方体制。光绪八年，镇西厅蝗灾蔓延，危害农田，镇西厅同知陈晋藩组织农民扑灭，并在巴里坤城北关修建刘猛将军祠。(74)光绪十年，绥来县(玛纳斯)在县城东十里建成北向的刘猛将军庙。(75)乡村农民则称刘猛将军庙为虫王庙，(76)清末民初绥来县的蝗灾严重，农民惯习年年拜神，举行庙会，希冀年年好收成，免受蝗害。光绪十五年，绥来县头工乡二工村农民集资建成虫王庙，供奉虫王刘猛将军。(77)光绪十七年，乌苏城内东南隅北向修建火神方神庙，“而刘猛将军祔祀焉”。(78)光绪三十四年，孚远县(吉木萨尔)知县魏霖澍在县城龙王殿右旁增修刘猛将军祠，(79)而县属乡村六十户村庙宇群中也有一座虫王庙。光绪年间，昌吉县新庄、下六工、三工、下三工、西梁5个村庄的农户建有五蜡庙，(80)应当是八蜡庙的变体。 3.天山以南绿洲农耕区的蝗神庙与蝗灾治理 新疆天山以南原有绿洲农耕区同样深受蝗灾侵害，内地蝗神信仰也开始通行各地，蝗神庙的修建自然也是应有之义。光绪三年，哈密办事大臣明春修建城北西河坝上游西大坡的龙王庙庙宇群，其中就有一座刘猛将军庙，(81)直到1916年谢彬“策马游城北龙王庙”，发现“明公祠、观音洞及刘猛将军庙，建筑皆壮丽可观”(82)。光绪二十年，署吐鲁番巡检胡虞“培修龙王庙、刘猛将军殿”(83)，工人们领取“经费银两壹百两”(84)。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1897年9月16日)，吐鲁番厅接到镇迪道关于祭祀刘猛将军的札文，依据“新疆近年每逢蝗患，大宪虔诚祭祷，则相率而去，遁迹荒旷之野，宿莽之圩，无大害，此其明验”，要求吐鲁番厅“或建祠或设位”，“每岁春秋举行致祭刘猛将军吉礼。”(85)光绪二十四年，温宿府在龙王庙内增修刘猛将军祠。(86)光绪二十五年，巴楚州的绅民募捐集资在城东门建成刘猛将军祠。(87)光绪三十一年，鄯善县知县苗茂在鄯善县城东南隅建修刘猛将军祠。(88)新疆祀典中刘猛将军祠的祝文指其“吞蝗懋绩，为斯民捍患御灾”，官方因此“遍率土春祈秋报”，盼望“地无虞乎蚕食”，最终使得“民不叹乎鸿嗷”(89)。 新疆官员参考的治蝗办法主要源于内地人力治蝗的经验集成《牧令全书》，(90)类似巡查、挖沟、扑捕、火烧、收买等办法都在蝗灾治理中有所实践。镇迪道就如何严打蝗虫指示巴里坤“文武地方官及防营等督率兵勇民夫，赶紧扑捕、收挖，毋得稍留余孽，以致飞腾蔓延”(91)。而吐鲁番厅则对入境飞蝗采取扑打和火烧的办法外，还“收买蝗虫一万五百二十六斛，每斛给银一分，共给银一百五两贰钱六分”(92)。鄯善县报告称“鲁克沁地方督捕飞蝗，议交蝗虫三斤，给麦面一斤”，要求“由仓粮项下支发具报”(93)。新疆省府通过地方官员按时祭祀刘猛将军的仪礼程序，希望“合省官僚及时猛加修省，如能感召天和，俾一切灾祲可以潜消”(94)，显然新疆省府意图运用祭祀礼仪规训地方官员们为民行政。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蝗灾始终是民生大害。 4.内地蝗神庙在新疆的分布 亚洲飞蝗从起源地大面积迁飞，危害相邻地域的农作物，形成灾害的扩散。为此，清代新疆地方官严密布防，通过行政等级体系及时通报蝗灾信息。总体而言，无论伊犁将军为首的军府制还是新疆巡抚为首的行省制，清代新疆蝗灾治理的主体可以称之为祭祀蝗神主导的“礼治驱蝗”。天山北麓新兴农耕区域大量兴修蝗神庙属于内地农耕文明的农神信仰，并非是面对蝗灾爆发的临时应对措施。因而清代新疆的蝗神庙和蝗神信仰集中分布在天山北麓新兴农耕区域(19座)，天山以南的绿洲农耕区域随着清政府的行政治理也出现了少量的蝗神庙(5座)。(图二)清代中国华北蝗灾巫禳以八蜡庙或虫王庙祭祀为主，江南则以祭祀刘猛将军庙驱蝗为主，(95)这些内地的蝗神庙类型都传入新疆，尤其扎根于天山北麓新兴农耕区域，形成祭祀多种蝗神共治蝗灾的信仰格局。  图二 中国蝗神庙的分布(96) 现代生物学的昆虫研究表明新疆的蝗虫灾害主要是由亚洲飞蝗导致的，其主要的食料就是新疆主要的粮食作物禾本科的麦类、水稻、高粱、玉米、粟、黍等。清代新疆的农耕社会在天山以北草原地带大规模生成，适合新疆生态条件的蝗虫随之与依赖农作物为生的农耕社会形成竞争结构。象征蝗神信仰的八蜡庙、虫王庙、刘猛将军庙也随之从中国农耕的核心地带进入西北新疆，新疆的蝗灾与蝗神信仰主要表征农耕社会遭遇的生物性灾害与社会保护机制。但从更大尺度的区域空间而言，新疆、西藏、内蒙古及东北北部处于广阔的欧亚内陆草原地带，属于草原游牧社会的历史空间。中国农业文明长期在农耕游牧交界的长城一线的东南半壁累积发展，蝗灾也如影随形。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的生物群落地理空间分布于长城一线的西北半壁，而东亚飞蝗的生物群落地理空间则分布于长城一线的东南半壁。(97)清代的内地农耕文明已经嵌入长城一线的西北半壁，新疆蝗灾及相应的蝗神庙表征了这一历史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