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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霍韬和林偕春的修筑寨堡倡议 明代中后期闽粤各地民间修筑寨堡风气的形成，与这一带士大夫的倡导是分不开的。嘉靖万历年间较早倡议民众武装自卫并修筑寨堡的是广东的霍韬(1487-1540)，字渭先，号兀崖，南海县石头乡(现属广东省佛山市石湾区澜石镇)霍族人。《明史》有传云： 霍韬，字渭先，南海人。举正德九年会试第一。……韬学博才高，量偏隘，所至与人竞，帝颇心厌之，故不大用。……在南都，禁丧家宴饮，绝妇女入寺观，罪娼户市良人女，毁淫祠，建社学，散僧尼，表忠节。既去，士民思之。(17) 据此可知霍韬虽然性格比较偏狭，但是他素来重视民间的社会问题。正德、嘉靖之间，葡萄牙人已经占据香山澳，广东沿海一带的走私贸易开始盛行，海寇在广东沿海时有出没，山区的寇贼也相当猖狂。对此，霍韬敏锐地意识到仅仅依靠官兵的力量，是不足以捍卫闽中的日常安全的，于是他提出： 韶州六县，虽昔有盗窃发，不为大害，惟知府严督知县，知县严督巡捕巡检等官，时加防备，小有出没，实时捕捉，则不贻大患。又有巡捕官多赃滥不法，苛虐小民，欲弭盗安民，先严治贪赃官，至急也。广州属县若连山、阳山，多交通桂阳上犹郴州等盗，又多江西人在地方放债，害民激变，良民日以从盗。若清远从化番禺增城龙门地方，连接贼巢，不可胜述，近皆剿平，必严督守巡及督府县官，时常防备，少有出没，实时捕捉，勿致养寇。又得府县良有司，单人单骑巡历，名近迩贼巢地方诲谕之，使之十家为甲，百家为堡，互相防检，有患互相救助，有不足互相周济。路径之险，要立为寨堡，传乡人共守焉。毎乡百家立一乡老，以诲谕乡人。乡立一社学以教子弟，防之密、导之宽，化之以渐，贼巢可永无患耳。(18) 霍韬认为官府官兵对于山寇海盗，即使有心征剿，也往往鞭长莫及，应当把闽中组织起来，“使之十家为甲，百家为堡，互相防检，有患互相救助，有不足互相周济。路径之险，要立为寨堡，传乡人共守焉”。再适时施予教化，“行之有道、化之有渐，虽盗区可化为乐土也”。而且通过民众筑堡自卫，还可以收到杜绝内地奸民与海盗互为交通接济的效果，“若香山澳顺德沿海之民，多为海寇，或一夜劫掠数十家，或聚众千数飘据洋海，官军不能追捕，皆守巡官不能防之于微故也。须严督守巡官府县有司，申明保伍之制。每乡立一乡老，自相管摄，十家为甲，百家为乡，岀入互相周济，行检互相觉察，寇盗互相守御，则沿海之民，自不能挺身潜踪独为寇盗。不幸有聚众飘洋拒敌官兵者，又须严督府州县巡捕官，严督沿海卫所官据险以守。凡贼由海入劫，俱有海港，扼海巷控制焉，则入劫无路，久自困矣。复严防内地奸民乘时沽利与贼交通，馈之米肉，馈之衣服酒食，馈之利器械，则无内交，久自困矣。复严督守巡等官严兵控扼沿海之山，凡沿海之山，多岀山泉，流为溪涧，其水清、其味淡，可以烹食。贼人飘据洋中，洋水咸，食之则泻，洗手面则皮肉溃。如官军控制山涧之泉，使贼汲路绝焉，久自困矣”。(19) 福建方面，积极倡导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的士大夫，当首推漳州府的林偕春。林偕春，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福建通志》有传云： 先生字孚元，漳浦人，嘉靖乙丑进士，授翰林编修。慷慨多气节，馆阁中以直谅多闻称，修武宗世宗《实录》，词核义正。管理诰敕，为张居正父撰制，居正欲增改数语，偕春不肯，曰：“王言有体”，终不为易。居正憾之，出为湖广副使，拂衣归。后居正败，起督学两浙，复以忤台使者，挂弹章。再起南赣兵备，迁楚藩大参，致仕。著有《云山集》行于世。(20) 林偕春的家乡是漳州府漳浦县，这里正是遭受倭寇海盗侵扰比较严重的区域，他对于官府官兵的无能以及所谓海盗倭寇的真实面目和行踪，有着比较深切的了解，他意识到要保护家乡，只能依靠民间的力量，因此在他的《云山居士集》中，多次提出了关于民间修筑寨堡以武装自卫的主张。其直接向朝廷建议允准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的主张，体现在《条上弭盗方略》中，该疏文提出了弭盗的七项措施，曰择守令、明乡约、行保甲、筑土堡、练乡兵、责将领、严抚捕。在筑土堡、练乡兵二项中说： 四曰筑土堡。慢藏诲盗，自古言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有所限也。今天下圜圚相连，比闾相望，而狂寇猝至即委而弃者，无他，凡以无其据耳。请敕下有司，凡于城邑之外，有人烟去处，无论一百家、二百家，咸筑为培垒，望楼鼓角，以次而修，火药器械，如制完具。遇有盗发，即团聚为守，则在我者有所蔽障而无虞，在彼者掳掠将无所得而自远矣! 五曰练乡兵。虎豹猛利，虽壮夫不敢近，犬羊驯扰，三尺童子箠楚之矣。故兵以禁乱御暴，不可一日废也。请敕下有司，令各乡之中，依保甲内每户择有才力子弟，训之以坐作击剌之方，金鼓旗物之节，缓急有警，即互相救援，不得坐视。如是，则乡百家可得百兵，少亦不下五六十。不惟可以省召募之费，而身家念重，将衽兵革不悔，且靡缓不及事矣!(21) 林偕春认为通过鼓励民间武装自卫、修筑寨堡，可以与官府、官兵的剿寇、抚盗行为相互配合，取得消除盗寇、安定地方的良好效果，因此他在疏文的末尾写道：“然凡此数者，其要则在于守令。守令得人，则乡约可明也，保甲可行也，土堡可筑也，乡兵可练也。虽将领亦有所资而动，而或抚或剿，不失时宜，何也?其人存则其政举故也。然其枢在部院，其运之在辅相，其宰之则在朝廷。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虽以告康子，实万世弭盗之大本大原也。今天下风俗渐以厘矣!人心渐以竦动矣!诚上自朝廷，下至守令，咸自洒濯其心，无有贪昧隐忍者，则无欲之风行，而盗贼之源息矣。由之以设法，何往不克?此实愚臣之所惓惓也。”(22) 林偕春休致在家的时候，曾经写信给漳州府知府唐麓阳，同样极力建议劝导在漳州民间推行修筑寨堡武装自卫，他在信中写道： 漳之为漳，僻处山海之间。其间顽民习盗固有，但屡经残扰之后，或出万死一生之计，苟存旦夕耳，非其性欲如是也!少而为盗，未及壮而死矣；壮而为盗，未及老而死矣。……当今非无兵之患，无将之患。非无将之患，不肯勇于为民之患。且以见事明之：出海有游击之兵，非无兵也，水寨有把总之官，非无将也。而倭奴间往间来，未闻有出死力以拒之者。……其在云霄，户不下数千，其民勇义，习于战斗。近一二年间，已闻有破贼威声，贼亦闻之而怖。吴平之顽悖，所以不敢直窥漳州而至者，恃有此为之屏蔽也。诚能绥之以恩，鼓之以义，联之以信，则人自为战，家自为守，敌无所窥，而因以为漳南之保障；虽使貔貅百万，加以如熊之将，亦无以逾之，况又不及此者乎?是所以为云霄计者，只在于训练其土兵，而不在于添设无用之员也。何则?土兵有父母之亲，有妻子之乐，有宫室之安，有族姓之戚，其临利害切切，则奋不顾身以当之。(23) 林偕春在这封书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兵防倭的不可靠，保卫家乡还得依靠民众自己的力量，官府对于民众，“诚能绥之以恩，鼓之以义，联之以信，则人自为战，家自为守，敌无所窥，而因以为漳南之保障”。 万历七年(1579)，林偕春受家乡县令的邀请，参与续修《漳浦县志》，他在《邑志兵防论》中，一再强调了民间武装筑堡自卫的主张： 传称“勇夫重闭”，城郭之修，以备豫不虞，尚矣。夷考国初，以防倭之故，沿海壖棋置卫所，度屯所以供之，赋民粮以哺之。至于澳口厄塞之区，复有水寨，哨船游织海上，候之以锋墩，逻之以把截，防至豫矣。顾久而浸懈，渐以无存，其存者则又苟且虚名，全无实用。……方倭奴初至时，挟浙直之余威，恣焚戮之荼毒，于时村落楼寨，望风委弃，而莆尾独以蕞尔之土堡，抗方张之丑虏，贼虽屯聚近郊，迭攻累日，竟不能下而去。……民未知兵，手刃而栗，兵未习战，见贼而仆，始盖有游一贼而奔千百人者矣。自平和小陂倡勇于前，漳浦周陂奋勇于后，寡可击众，贼不敢迩。……盖土堡之设，非峻于县卫也，乡兵之练，非劲于官兵也。县卫之城，崇在数十里之内，而乡鄙之民，散在数十里之外，仓卒闻贼，扶携莫及，人畜辐辏，乌能尽容?……故土堡诚设，则坚壁清野，贼之至也，将无所掠为食，以攻则难，以守则馁，弗能久居，势将自退。(24) 林偕春在家乡推行倡导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可谓不遗余力，他曾经为当地莆美乡张氏家族修筑的寨堡撰写碑记，热情赞扬该寨堡的保家祛寇之功，“未几山寇流劫，聚七千余党来攻之。多方设御，经旬解去。时正德丁卯也，环云霄未有他城，远近赖以全活者甚众。罔不多举元之能，而予其城守为大有功。后五十余年为嘉靖戊午，倭夷窥伺我隙，荐至荼毒。适四方升平之余，民不习兵革，猝尔内讧，远近骚绎，委村落而弃之。是城独守死数昼夜以存，无论其宗，即来依者，亦恃无畏。自是益增且葺，练于武事。四援咸兴，营堡相望，寇不敢逼，而三务成功。然后知是城之风声峻以远，举元之功大以遐”。“予素嘉其事，且里为辅车，势相倚伏，宵柝之警，于是城不为无助。遂为纪述其事。爰系以辞云，辞曰：朅朅张氏，既果且方。有繁其姓，戎作之防。爰止于时，作城仡仡。以容以守，莫之敢拂。载扼狂寇，里门不捐，荐有峻功，声势赫然。鸡豚充闾，粳稻盈亩，朝餐暮舂，永保黄耇。乃聚乃训，有诗有书，孝弟忠信，其兴翕如。以溯厥源，乃公之懋，用勒坚珉，永告尔后”。(25) 他甚至在朝中讨论北方九边防务时，也极力主张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他在《防边议》中说：“盖中国工于自守，而胡虏长于野战，彼其拥众而来，人多食少，意在于格斗抄掠而回，大战则大利，小战则小利，不战则不利。今边方营寨，远者百有余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郭邈远，居民星散，屯兵则有其地，保众则非所宜。况二边墩台相离二三十里，加之以道路迂曲，传报不捷，若今花马池烽火，必历兴武高楼转望，往迤南萌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贼已出境。是以当夫人民在田，牧畜遍野，虏骑卒至，一空无遗，往往皆然，可为太息。愚以为，当闲暇之时，相度民居之便，或百十余家则筑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则筑一小堡，城堡之中，民乃自守，少于此者徙以附之。更于空隙之地，择其险阻之宜，或已有栅墙堑窖者修之，无者增之。至于墩台，尤宜增广，虏将至则有传报，人畜之类，辄收入堡，坚壁清野，使无所得，则彼虽深入，其如我何哉?或恐贼至而不知，则必重募知勇之人，以司间谍之事，申明探候之赏，以待觇逻之功。虏之动静既可先知，我之战守亦可预计矣。或患攻城而力不支，则必复强弩之制，以辅弓矢，多火药之用，以佐神机，贼一临城，弓弩俱发，炮火远及，必使之不敢近而后已。而又仿兵家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之意，令百里之内，虽不同镇，遇有警急，互相救援，若有所失，罪及其邻，则虏虽强悍，岂能飞渡哉?如是而贼无所得，既不遂其剽掠之计，深入为寇，又恐有邀截之虞，敢于匪茹以为边患者，未之有也!”(26) 林偕春以及霍韬的这一系列主张，是建立在依仗民间力量保家捍敌的理念之上的，这种理念，比起那些忌惮民间拥有武装而危害政权统治的管理者们，深具开明与远见。隆庆、万历之后闽粤两地倭寇海盗和山贼对于民间的危害有所减弱，显然与这一时期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风气的形成，有着一定的直接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