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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代中后期民间修筑寨堡以抵御倭寇海盗的地域性差异 明代中后期士大夫倡议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以抵御倭寇海盗，并不仅仅是在福建和广东两地，在江南浙江一带，也有一些士大夫倡议这一举措。如嘉靖前期担任兵部尚书的江浙人胡世宁，就提出相类似的主张。胡宗宪《筹海图编》中收有他的主张云： 兵部尚书胡世宁云，从地方总甲里老人等，将各家五十以下、二十以上壮丁，不分家主义男家人，尽数报出。而于各家排门粉壁上，各书本家壮丁姓名年貌。其六十以下、十五以上名中下亦书，以备运砖送饭等用……又云精选各户壮丁年二十以下十八以上气力强壮身才矫捷之册籍，纪年貌选，委教师演习武艺。……又云教阅之法，在斟酌古今之制而施行之。其一当简汰其疲老病弱，升择壮健骁勇如胡明仲之言。二当先教击技，多习弓矢。及令厚甲重器演习，惯便而后习走阵之法，如宋仁宗时议者所谓诸军止教坐作进退，虽整肃可观然临敌难用之意。(27) 再如嘉靖晚年担任南京兵部尚书的江浙人张时彻，也屡屡提出这样的建议。他在《修筑墩堡以便防御疏》中说： 奉南京兵部札付为举行关厢保甲等事，备札各役管束牌内甲长甲副居民，各备器械铳炮旗号演习武艺，一遇有警，即便升旗炮整点齐备，同赴要害地方，设法守把。遵依督同该管甲长甲副居民人等整搠队伍锋利器械团练演习外，但各役统率乡兵，俱系大城之外住居星散，各以外门为险。弼等思得门扇单薄墙垣低矮，又多破缺，全无尺恃，万一有警，内城关闭，贼寇冲突，进无可生之路，退有锋刃之虞，不免横遭荼毒，骨肉难保，虽欲遵奉号令，出力捍御，不可得矣。伏乞怜悯居民，系是二百年以来生聚，供应国家赋役，诚恐一旦概罹兵燹，祸及都城，合无相度地方便利处所，筑立墩堡。无事则率领乡兵在内操练，有警则收敛男妇并力拒守，仍会合官军，相机截杀，则声势联络，而保障有赖。为此理合具呈施行等因到部。(28) 张时彻在《祛积弊以苏民困案》一疏中对江南一带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有更具体的论述，他说： 仰各该有司，务照旧规，于每五里设一堡，因地定立。其山谷深僻住居星散者，听从民便，相度地利，相依居止，互为保聚。编十夫以为甲，置一小粉牌，开具各家姓名人口及所务生理。佥骁勇小甲一人以领之。编十甲以为一堡，置一大粉牌，止开具各家姓名，择公正堡长并总甲一人以统之。其四方逋播之民，佃田居住，有地主管束者，一体编入保甲；如来历不明，及无底业者，不许容留。同堡之人，各备坚利器械，以时习武。一遇有警，鸣锣击鼓，以相号召。各堡齐举，或分布策应，或据要把截，或并力救援。(29) 从胡世宁、张时彻等人的议论中，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明代嘉靖年间倭寇海盗的侵扰，政府系统的军事防御设施是无法有效地护卫民众安全的，如何利用民间自身的力量，修筑寨堡、武装自卫，成了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理念。但是由于江浙、福建、广东等各个沿海地域的人文状况与地理因素等等的差异，这些不同地区在推动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效也不相同。大致言之，江浙一带的成效差强人意，如郑若曾在《江南经略》中说南都常州一带的情景云：“常州之所辖也，向来非不设备，但靖江勇夫之力，不足以支寇舶之冲，河庄堡寨之兵，不可以遏大寇之入，必庙堂之上，不以靖江视靖江，而以留都视靖江；不以河庄视河庄，而以吴越视河庄，各设参将，各屯重兵，务俾其力足以抗御海寇，不得越靖江，而西冲江寇不得收孟河而东下，夫然后为常州之善计耳。”(30)郑若曾认为“堡寨之兵，不可以遏大寇之入”，因此他依然主张防倭还是应当以官府的军队为主。 与江浙的情景相比较，明代中后期福建和广东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以抵御倭寇海盗的成效更为显著，尤其是福建南部地区即俗称的闽南地区以及与之相邻的粤东地区，是这一时期民间修筑寨堡最为盛行的区域。这些寨堡所发挥的抵御倭寇海盗的作用，除了如上面所引述的林偕春等人的论述之外，实际上还对闽南粤东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造就了这一代民风的彪悍与好斗，对于官府的社会治理，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抵触和藐视的心态。《漳浦县志》记载这里的风俗云：“俗好胜、健讼、赌博。强者武断乡曲，黠者挟持官府。小民因小忿辄服断肠草，图赖官府。有事追呼拒捕，殴打率以为常”。(31)《平和县志》云：“(平和)负山险阻，故村落多筑土堡，聚族而居，以自防卫，习于攻击，勇于赴斗。”(32)乾隆《海澄县志》记载明末清初月港一带的情景云：“月港初就招抚，百姓犹未帖帖，出入持刀，时出反语，官莫敢至其地。溪丞金公璧，闻命即往，以一二铃下自随。群恶来迎，辄与抗坐，至以金二哥呼之。”(33)“澄邑地卤人窭，菰芦鱼鳖之与处。前明所照，氛雾渐消，一旦波澜，老成冠裳，鳞介再旦，而红鹦白雉并搢，鱼须骈臂穿心，无远不柔，遂使寸光尺土，埓比金钱。水犀火浣之珍，虎魄龙涎之异，香尘载道，玉屑盈衢。画鹢迷江，炙星不夜，风流輘于晋室，俗尚轹乎吴门。曾未几何，而石泣海飞，鲸奔鳄竖，九都之堡一夕尽歼，三峙之城四郊灰烬。既乌猴之俱是，亦叛复而不常。于以控海凭山，有天并徙，鸿萌雁户，无地不飞，加以戊午之年，建未之月，空城鼠尽，万马鹃归，将军则雉颈酬恩，壮士则鱼肠报主，是可惨目伤心者矣。夫天道好还，人心思治，向之烟井万家，蹋踘斗鸡走狗，今为鸦突兔起，岸断云连不可问。向之飘巾韦带，城郭郊圻，口吚唔无昼夜，今则鹑飞拜笃，笃惧催租罗鹌网也”。(34) 由于民风的彪悍好斗，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官府治理的蔑视和不信任，民间社会在处理各自的日常纠纷时，往往更多的是采取以强凌弱的自我解决的方式，这就使得这一带民间械斗风气得以长期的延续下来。《漳浦县志》载有清代邑人蔡开第的吟哦械斗诗云： 嗟哉吾邑人，秉性何顽愚，雀鼠兴微讼，剑戟肆奔驰，哄然一闹间，蛮触伏其尸。不闻天子诏，晔晔张旌旗，首祸自泉山，包齐相诛夷，红白别旗帜，各自分雄雌。延渡漳江来，妖氛日逶迤，杀人如胡麻，白日变阴曦。婉娩弱子泣，离题剥其皮，累累百岁翁，折体走离披。女杀人子多，人亦剚其儿。嗟女独无父，嗟女独无儿，斗死儿无父，死斗父无儿，况乃伉俪欢，死别与生离，戚戚亲兄弟，原野哀而悲，鸾鹄从分散，埍□各断吹。吾闻闽粤人，攻击固其宜，汲黯对武帝，当时风已漓，国家逢太平，百年不用师，尔民遘阳九，兵革相凌迟。(35) 《云霄县志》亦有类似的记载云： 漳民喜争斗，虽细故，多有纠乡族持械相向者。按：械斗，尤以本县为甚。往往一语言之乖，而遽行掳掠，一睚眦之失，而辄事干戈。迨冤连祸结，有延长十数年者，杀伤数十命者，甚至毁祠、灭乡、淫杀妇孺，其衅端仅如毛发，其灾祸竟至弥天。诸如此类，或间年而再见，或一年而一见。推原祸始，盖由一二家长之不肖，与官吏办理斗案之颟顸糊涂而起也。俗语有云：“三年不械斗，家长无生路。”痛哉其言之也!(36) 清代时期，漳州及粤东一带是民间秘密会社天地会的发源地和主要势力范围，目前学术界对于天地会的起源有多种解释，起始的时间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从清代初期担任福建总督的姚启圣的文告中，就已经可以看到漳州一带民间秘密结盟、结社的记载。如在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的“禁结社党”的文告中云： 为严禁纠结社党以息民害事。照得棍徒纠党结盟，新例立寘重典。邻右不举，连坐治罪。功令煌煌，敢不凛遵?讵访漳郡恶俗，尚有奸徒倡立社党名色，纠结投诚员兵、劣衿、练长、衙役，及一切流棍、讼师人等，多至一二百人，少亦数十余人，歃血誓盟，武断乡曲，生端寻衅，扎诈善良，通线作奸，擒人勒赎。近而城市郊关，远而庄村墟埠，靡不肆行无忌播毒难堪。本部院闻之不胜痛恨，除差员密缉外，合行出示严禁。(37) 康熙十九年(1680)十月初四日又有“访禁结盟”的文告云： 为访禁结盟以肃功令、以靖地方事。照得社党首禁，新例森严，犯者无赦，况海疆重地，岂容此非为?近闻闽省各属多有穷凶巨棍，自称大哥，歃血盟神，结拜兄弟。或一伙有百十余人，或一伙有三五百人。凡讼师衙蠹以及投诚弁兵，无不联为党羽，恃势咆哮，因而骗害乡村、横行里闾闬。乘睚眦之隙，此殴彼攻，侦富厚之家，东讦西污。根蒂又深，网罗四布。良善莫得安生，有司不敢过问。嗟嗟百姓，当凋瘵之余，不过仅存皮骨。本部院清夜问心，唯恐抚绥未尽，又岂肯留此巨憝以害地方?除行司道密访外，合行示禁。(38) 从这些文告中，我们不难推测清初闽南漳州一带的民间秘密结盟、结社，是与明代中后期以来民间的武装自卫、修筑寨堡相互结盟等有着密切的渊源联系。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推见，清代闽南及粤东一带的“天地会”，极有可能与明代中后期这一带的民间武装自卫和修筑寨堡相互结盟的社会风气，有着必然的直接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以来，福建及广东的许多居民，不断地向台湾迁移，推动了台湾的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然而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清代台湾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发生了数十次民间暴乱事件。这些暴乱事件的发生，固然有着种种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因素，但是以暴乱参与者的人员地域结构看，则绝大部分是来自漳州府籍的移民后裔发动和参与的，其次是粤东籍。泉州籍以及其他原乡地域籍贯的移民，则发生暴乱的情况相对少见。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也是与明代后期以来漳州及粤东一带民间武装自卫、修筑寨堡、相互结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蔑视和不信任官府管理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分析明代中后期福建与广东的民间武装自卫、修筑寨堡、相互结盟等一系列社会行为时，似乎不应该就寨堡论寨堡，把寨堡当作明代中后期民间抵御倭寇、海盗、山贼的一种临时性措施，而是应当透过寨堡这一应急性的现象，跨越朝代与时间的界限，来分析其长远的社会影响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