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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 (一)文字文本分析表明：珠玑巷移民故事在明朝被写入族谱 从现今可见的珠江三角洲族谱记载珠玑巷移民故事的文本来看，认定这些文本的制作时间为明代的观点是成立的。文本中的不少制度，例如“贡生”、“黄册”、“知府”、“图”等，都是明代才有的东西。 贡生：宋代只有贡士，无贡生，有之，自明代起。 黄册：又称赋役黄册。明洪武十四年韶州郡编赋役黄册，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分别存于布政司、府、县。上户部之清册，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与洪武二十年以丈量土地为基础的鱼鳞册，合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主要根据。 知府：明代始以知府为正式名称，管辖州县，为府一级的行政长官。 南雄在宋为州，官曰知州；元代为路，官曰同知；称府，自明洪武起，官曰知府。 《市桥谢氏族谱》谓罗贵等为“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人，有《赴始兴县告案迁徙词》。宋代始兴不称郡，牛田坊珠玑巷属保昌管辖，到始兴告案，不符情理。宋代南雄不称府，所谓《赴南雄府告案给引词》和《知府钟文达批词》也属子虚。 图，是明以后才出现的制度。 《冈州知县李丛芳批词》“贡生罗贵等……增立图甲”和《罗贵等之供结》“团情贡生罗贵等……蒙州官准案，逐一编定新图，……新充新图一甲李长罗贵……等，今相与结为奉上明文行勘攒造黄册事……”等事，只能出在明代。 另外，文中提到的“冈州知县李丛芳”，黄慈博指出：“《新会县志职官表》无丛芳名。” 按文物鉴定的标准，文物中出现的年代最晚的元素的年代即文物产生的年代。以上这些证据表明，珠玑巷移民的故事被写入族谱的时间在明代。其最早时间，不超过洪武十四年。这就同时表明，以上这些所谓“文书”是伪造的，而且是“集体作伪”！前此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上述学者的结论有两个逻辑问题不能自洽： 一是，如一些学者所言，珠玑巷移民故事是明代社会动乱后，珠江三角洲居民应对编户齐民的策略，或者说是少数民族隐瞒身份，取得汉族身份的策略，那么，为什么他们会选择集体行动的方式?此点，与情理大不相符。一般来说，隐瞒身份是唯恐人知，秘之又秘的事，异姓97人一起行动，有密可保吗? 二是，如果这个隐瞒身份的集体行动如上述学者所言，发生在明初以后或明中叶，又如何解释各种族谱文字文本的歧义?珠玑巷移民故事在珠三角广泛流传，而且得到广泛认同，列名33姓的宗族，如黄慈博所举的东莞英村罗氏族谱、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家谱和番禺市桥谢氏族谱就有如此之大的歧异，需要漫长的岁月才能形成。如果作伪事件迟至明初以后才发生，明清时代开始修撰的家谱记载的故事文本按理应当比较律一。 此外，上述学者的研究还存在两方面的预设偏差：一是对明初以前广州府的“王化”程度估计偏低；二是对明代广州府的所谓“少数民族”数量估计偏高。而这两个问题又联系在一起，导致理论推导的偏差。 很显然，这些学者认为，一直到明中叶以前，广州府还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王化的程度有限，这种情况到明中叶以后才改变，而珠玑巷故事就发生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对此，首先必须指出，“少数民族”这个概念是现代人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实际界线恐怕在现代以前也不是像现代一些学者脑袋中那样清楚，服膺了王化就未必“非我族类”；其次，广州府在元代之前的汉化程度，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低。《元大德南海志残本》所载元大德八年的户口统计数字可以为证： “卷第六户口圣朝： 至元二十七年抄数：户一十七万二千二百八十四。僧道一千八百丹五名。 大德八年报数：户一十八万八百七十三，南人户一十八万三百二十三。北人户五百五十。 …… 录事司：户一万一十三。…… 南海县：户六万七千一百六十六。…… 番禺县：户二万七千六百四十一。…… 东莞县：户二万四千三百九十八。…… 增城县：户七千六百二十八。…… 香山县：户一万一千三百六十九。…… 新会县：户三万九百一十三。…… 清远县：户一千七百四十五。……” 这些户口数字后面，跟着的是税赋、钱粮、盐课、商税、酒课，实实在在的。如果在户数后面乘上每户的人数，我们按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户均人口数字折中每户5人计算，有四个县超过10万人，南海更达33万人口，香山有5万6千人口，按珠江三角洲成陆的进程来看，这些地方与当时岭南的许多地方相比，可谓人烟稠密了。这些人口，都是“化内”之民。增城和清远两个人口较少的县，根据现今掌握的资料，确实有比较多的“少数民族”，而“珠玑巷移民”也相对较少。而其他县，化外之民不占优势是显然的。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汉化说”对自称“珠玑巷移民”的宗族，不必成立，对他们少数民族身份的想定是缺乏依据的。 (二)故事文本及流传的分析表明：故事另有隐情 从故事的文本和流传来看，以下各点是比较明显的： 1.集中在原广州府七县的广府人中流传。 2.传说广泛——自称来自南雄珠玑巷的，据研究，多达144姓，遍布珠江三角洲。 3.故事的主人翁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而且取得珠三角广府族群广泛认同。 4.异文很多——有谓“苏妃”，有谓“胡妃”，也有说得罪“皇姑”的；33姓97人的名单也互有出入。 6.97人中的一些族姓，如赵、吕、冼、冯、麦、张、陈等，均为岭南著姓，久居岭南，其作伪的证据相当明显。其中，岭南赵姓、吕姓的历史早至秦汉；冼姓为岭南豪强，与冯姓联姻，早就进入汉族主流社会；麦、张两姓南朝时就是始兴豪右，辅佐陈霸先建立陈朝。这些族姓说自己是珠玑巷移民，很显然，是在隐瞒身份。 7.一些宗族，如石头霍氏，在编写族谱时在种种传说中有所选择，迹象也是明显的。黄慈博书中引用的霍渭厓《家训》说“其迁南雄珠玑巷，或曰秦时徙中国民五十万实南粤，或曰靖康间被兵南徙，未知孰是。宋末由南雄徙南海，或曰嬉笑皇姑被谪，或曰匿皇妃罪谪，二说亦无稽，今惟述所知祖云。”这说明，珠三角这些族姓，许多人对自己的来历传说，也是迷离扑朔，底气不足的。 8.很显然，珠玑巷移民故事，背景是一群人为了隐没原来的身份采取的集体行动。对这种集体记忆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考究。 从上述材料来看： 首先，上文已指出，上述学者对故事主角的少数民族身份想定是缺乏依据的。根据上文提供的《元大德南海志》的户口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广州府的王化程度是比较高的，特别是自称珠玑巷移民的族姓密集分布的地区，至少在元代许多地方已经人烟稠密。到明代，广州府大规模的平瑶主要在珠三角的周边地区。例如，北边的花县、从化、清远、佛冈和西边的肇庆、罗旁等处。并且，瑶族被大规模地杀戮和驱逐以致远遁粤北、广西、云贵，留下来的只是匿居深山的少数，能隐没身份在珠三角平原站住脚跟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不可能是这些以珠玑巷移民后裔自居的广府族群主体。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明代两广地区民族关系的主要态势是后来被称为汉族、黎族和壮族的三群人合起来对付瑶族，瑶族很难在珠江三角洲的腹地隐身，而黎、壮两族到元代以后，在珠三角腹地不占主要地位也是很明显的。 其次，上述学者也未能充分解释明代珠江三角洲居民借珠玑巷移民故事隐藏身份的必要性。 如果将事件放到明初，隐瞒身份的这一做法对当时珠江三角洲土地的开垦和占有并无益处。因为，民间的土地占有，需要凭借实力，移民的身份并不能拥有便利，用宋末移民的身份更无裨益，隐没身份的理由不充分。如果说在编户齐民中冒充难民就可以摆脱军籍，那为什么不冒充元末的难民而要冒充宋末的难民?这有用吗?还有，为什么广府人会这么集中采用珠玑巷移民来源地而不采用别的地方?再有，当年的“民族识别”真有那么清楚，可以依据来进行编户齐民，并且编造一个迁徙故事就可以改变这样的识别? 假如放到明中叶，譬如在黄萧养事件以后，则更没有理由，因为黄册在明初已建立——广州府是岭南最早推行编户齐民政策的地区；如果说是那些参与了黄萧养事件企图隐藏的人们，他们想用一个宋代难民迁徙的故事来掩盖身份，那么，用这种方法于事何补?而且，这种解释说明不了故事变异的原因，使问题更为复杂。 最后，上述学者未能解释为什么故事的主人翁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而且取得珠三角广府族群集体认同的原因。故事中33姓97人是有组织集体行动的，诚如上文所引学者的那些观点，这个行动为的是“隐没身份”，那么没有特殊的背景，一群人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是不符情理的。而现实中，故事主人翁不但采取了集体行动的方式，而且这种集体行动还得到珠三角广府族群的广泛认同，直到现在，珠三角的许多宗族还认为自己是这些集体行动者的后代。由此可见，这个集体隐没身份的事件很可能是存在的，而上述学者的研究未能提供采取集体行动方式的合理解释。 种种迹象表明，珠玑巷移民故事的产生另有隐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