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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古国早期形成的过程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缩影。近年来，考古学界运用关于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尤其从聚落形态的视角，在海岱地区的考古工作中做出一系列有益探索，在信史资料稀缺的条件下，丰富了对古国起源的认识。考古学关于古国起源提供了哪些理论与认识，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就相关话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聚焦聚落或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际考古学界关于国家和文明社会的起源与形成提供了怎样的认识？这些理论与方法是否适合于中华文明起源背景下的古国研究？ 方辉：至少从20世纪中叶前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文明起源”命题之后，很长时间的学术语境里，“国家”与“文明”是同义词，探讨文明社会起源就是探讨国家的形成过程。尽管学者对于国家的理解各有不同，不过有一个基本事实是公认的，即探讨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要从考古学入手。随着20世纪80年代我国各主要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基本建立，文明起源便被作为考古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热度持续至今。 如何从考古学上界定国家和文明社会，或者说，如何从考古学上识别出国家和文明社会，并非易事。80年代流行的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是，按照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城市、冶炼和文字“三要素”说，一个社会如果具备了这三个要素，就可以认定进入文明或国家社会；后来我国学者又加上一个要素，即礼制，成为四要素；西方学者甚至提出十个要素。这些要素的物化形式，在考古操作中易于识别。 然而，学者在运用这些标准时，往往将其放在一个分布十分广阔的考古学文化层面，甚至更大范围之内加以论证。例如，这个遗址的城址，加上另一个遗址的冶炼遗存，再加上其他遗址的文字符号，便可以判断这个考古学文化进入了文明时代。岂不知，国家社会在其早期阶段区域是很小的，我国先秦文献上提到的古国面积不过方七十里、方百里，应该接近早期国家的实情；文献还提到夏禹时有“万国”之说。按照这样的标准，今天在考古学家界定的某个考古学文化覆盖的面积之内，应该存在上百个或数百个这样的古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说考古学文化区系建构理论与方法在古国研究中存在局限性，学界是否有进一步的探索？ 方辉：虽然有的古国控制的面积有限，但其内部肯定等级分明，因为国家作为社会组织形式，其本质特征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些特征肯定会体现在考古遗存上。既然有的古国的面积有限，它们又曾经存在于地表，那么我们何不用考古学擅长的方式把它们寻找出来。这就要求关注点从考古学文化转到聚焦聚落或遗址。欧美考古学在完成文化史建构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聚焦比考古学文化更为具体的聚落，由此发展出聚落考古或聚落形态研究，从对文化史或年代学的建构转向社会复杂化进程探索的新途径——聚落形态研究。我国也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建构的基础上，走向或正在走向这一途径，并借助我国丰富的文献典籍资源，在文明起源、国家形成和聚落考古等重大课题研究上，丰富发展聚落考古理论方法。 得益于海岱地区比较早就建构起比较完善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山东地区的聚落考古和聚落形态研究因此起步也较早。有学者根据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的资料，尝试在特定的“小区”内区分“都·邑·聚”聚落的分层状况，实际上已具备了聚落形态研究的意识，但其资料是建立在随机调查的基础之上，信息的系统性并不完备。而真正的聚落形态研究无疑是建立在区域系统调查之上，其典型案例就是自1995年持续至今的中美鲁东南沿海地区聚落形态考古项目，其成果以覆盖2000多平方公里的系统考古调查为依据，从区域考古的角度厘清了上自7000年前下至汉代时期社会演进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该项目揭示了距今5000年到4000年前后，大约相当于古史传说“五帝时代”古国起源、发展的立体场景。 (责任编辑：admin) |